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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微不足道的生命历程，开始于抗日战争爆发的那一年。在山东省淄川县大荒地的煤矿工人工房内我出生了，那天是阴历的3月23日。我的父亲，当时在鲁大公司北大井当电气修理匠。
听母亲说，在我生下来之后，很长一段日子都是在“逃难”。年幼体弱的我，经不起颠沛流离，病得奄奄一息，差一点被扔在路上。逃来逃去没逃出日本人的魔爪，一家人又回到已被日本占领的老家——现在的山东省潍坊市坊子镇西边的那个小刘家庄。之后学过中医的爷爷带我们进了坊子镇，在二马路西边租了三间草房，开了一个名叫“天保堂”的药铺。
我的爷爷早年曾在外地教过书，在我没正式上学之前，爷爷已经在家教我认尺、认表、认秤，可就是不教我认钱，还教我《三字经》《百家姓》。
满六岁时爷爷就送我上学堂，去念“天亮了，弟弟妹妹快起来……”。那是在日本人占领时期，对入学的孩子要求也不高，只要能按老师说的数，从地上拾起几块粉笔头来就行。上学时爷爷给我立下的规矩是：在学校要听老师的话，不打架、不骂人；放学回家，要给在家的每一个大人鞠完躬后才能放下书包；出去玩要告诉大人，晚上只要电灯一亮就要跑回家。
进了学校的大门之后，我似乎不明白上学是怎么回事。老师在讲台上好像讲的是外国话，我一点也听不进去。只想快点下课，好和小朋友们去玩。头几个月的考试我都是考的“不列等”。当一家人都说我笨的时候，只有爷爷并不在意，只要求我以后要用心学。由于可以和很多小朋友在一起，而且我渐渐感到老师说得很有趣味，我很快就喜欢上学了。
日本人投降后，“国军”到来，坊子的天主教堂突然兴旺起来。那里来了几个洋人修女、神父。教堂为了教育教友的小孩，办了一个“崇光小学”，这小学实际上只有一个班、三十几个学生。由于我爷爷是虔诚的信徒，当时虽已去世，还是荫佑我进了这所大家都以为很好的学校。学校里由一位很严厉的、穿灰色长袍的中国修女教念经，天天都要背经文，背不过手要挨板子。我当时学得很认真，会背很多经文。学生们，每个礼拜天早上要到教堂去做“弥撒”，下午还要去“降福”。
学校每星期一早上都要做“纪念周”，师生们整齐地站在一个大屋里，讲台上方的墙上正中挂着很大的蒋委员长的戎装画像，很是威武。两边挂的是中华民国的国旗和国民党的党旗。“纪念周”的仪式十分严肃，第一项是唱国歌；第二项是读“总理遗嘱”，接着是静默三分钟；第三项是读“什么是什么之本”的建国十二条，大概是蒋委员长的训示。
爷爷过世后，我家只有父亲一人做工，家里的生活愈加窘迫。在一家小铁工厂当工人的堂叔，合计着在我家原来祖父开药铺的三间草房里，开个车子铺修自行车。经过一番筹备，1947年一开春，我们的“福兴车行”开业，叔叔当起了师父，要我跟着学。都说，兵荒马乱的上什么学，还不如早学上一门手艺好挣饭吃。
学修自行车，要先学补内带、换辐条等简单活，这都需要把车轮子的外带扒下来。我当时还不到12岁，手上没劲，常让车带咬住小指头，眼里含着泪还得使劲扒，学手艺就得吃点苦。那年头自行车不多，可修车子的人却不少，一天也挣不了几个钱。
新中国成立后，叔叔很快就参加工作了。叔叔走了，车子铺里就剩我一个人，自然我就成了师傅。虽说挣钱不多，却是“福兴车行”的大掌柜，当时我才1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