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在1964年元旦那天的日记里，我把离开常德作为我新一年的一个奋斗目标。刚开始，我通过在山东兖州煤机厂工作、也就是小时候教我修自行车的叔叔帮我联系，很长时间没有结果。这年的3月3日，我唐突地写了一封信给当初派我们出去的山东省淄博矿务局局长刘子光，要求回原单位工作。在这之前我们并不认识他，不过是病急乱投医，想试试而已。
谁想到一块问路的石头，竟给我们夫妻俩换来了天大的惊喜。刘子光同志这时已经调到新组建的山东煤矿学院任院长兼党委书记，他同意调我们夫妻到矿院工作。4月13日，我们接到了山东煤矿学院同意接收我们的回信，那心情真如叫花子突然接到了一个天上掉下的大馅饼。我们走运了，那寄到淄博的信居然转到了他的手上。
当7月27日我接到山东煤矿学院的正式调动手续后，又有了像朝阳沟里的银环，有走留两难、患得患失之感。回想当时，我离开湖南的心情是很复杂的，我从小离开老家外出求学，毕业后回到山东的煤矿上，只工作了一年半就到了湖南。在湖南一干就是6个年头。我心目中的湖南已经是我的第二故乡，而且这时我对湖南的了解已经超过了山东。这是我曾经决心为之奋斗终生的地方，也从内心里对它萌发了感情，今天我要离开了，心里有点怅然若失。可是我知道，到了该走的时候了。
1964年9月6日，我和先去报到的妻子又在山东会面了。虽然济南市比湖南那大山沟里好多了，可是我内心里又有了一种当了逃兵的愧疚心情。
我报到时，传达室的同志告诉我：“你来得正好，明天就开学了。”进了新单位，要有新的面貌。在到院人事处报到之前，我先花了两角钱理了发、5分钱洗了澡。第二天，还没有分配工作，院人事处先让我去听“五反”动员报告，这“五反”我在湖南就听说了。
第三天，正式分配我到采煤系当政治辅导员。采煤系的党总支书记是一位40多岁的工农干部，给我的印象是为人厚道、态度严肃，我对他是七分敬重三分畏惧。其他的辅导员都是学校前几届的留校生。
妻子到机电系当了实验员。机电系的党总支书记就是刘子光院长的爱人张桂芝。我对她是有印象的，她原来是淄博矿务局的人事处处长。1957年，我带着几十个同学的档案到局里报到就是她接待的，她还把我俩分到了一个矿上。
到学校不久，又听了周总理和彭真关于“四清”的录音报告。彭真的报告中有一句话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他对“演变了的干部”说：“你能演变过去，不能再演变过来吗？”真有人情味。我感到，位于山东省会济南市的山东煤矿学院，和我在湖南最后的工作单位、处在大山深处的羊耳山煤矿相比，各个方面都有着巨大的差异，特别是文化环境和政治气氛是大不一样的，特别想到我是一个中专生，心里有些自卑。
当我到学校的时候，先来的妻子早已安好了家。我们在一座临街的筒子楼的三楼里有了一间屋，厨房、厕所是5家共用的。学校的总务处服务很周到，屋里给安了一张床、一个三屉桌、两个方凳；厨房里给抬了一筐煤和一捆劈柴，别的就是我们从湖南带来的两件行李和9捆书，这就是我们家里的一切。
按照学校配备家具的标准，是科级干部的还给一个小橱子，他们说我这矿上的主管技术员算不上，所以没给。不过我们已经非常满足，这可是我平生第一次住上真正的楼房，厕所还是冲水的，虽说老了一点。看看同楼上别的家，也都是差不多的样子。后来我们又搬进了单元房，虽然是两居室的房子两家分住，可条件又改善了许多，厕所厨房是两家共用了，真有步步登高之感。
一进校门妻子就告诫我，这里可不比矿上，政治气氛可浓了，院长很有威信，他爱人长得很漂亮。接着给我提出了许多非同寻常的要求：走路不要背着手挺着胸，不要老走在路中间；别到那些大房子跟前去，老远看看就行了……她比我更自卑。
我们不认识刘院长，只是7年前从学校毕业到淄博矿务局报到时，和他爱人有一面之缘。我在回山东的路上经过益阳时，买了一领当地特产的水竹凉席，还带了几斤蚕豆、糯米，想送给刘院长作为见面礼。谁知我爱人一听就坚决反对，说：“这可不行，东西不能送，更不能到他家去，否则咱算个什么。”
我是后来的，她了解的情况多，只能听她的。就这样，我们从湖南来到了山东煤矿学院，连批准我们来的院长的面也没见上。几个月后我听人说，湖南省是属于中南区，山东省是属于华东区，两个大区之间调动煤矿干部要经过煤炭部。我们的调动这么不容易，可我们来了连领导的面也不见，有点不近人情。可是时间已久，难以补救，只有好好工作作为报答了。
为什么要千里迢迢调我们两个中专生来？据说是刘院长出于从生产一线选调几个有实践经验的年轻技术人员充实学生工作队伍的考虑，有幸让我们碰到了，我的命运轨迹从此转变了方向。如果说这就是命运，那么刘子光同志就是我命运之中的吉星。他是我一生中遇到的、第二位影响我的命运的领导干部，我终生不忘。第一位是常德地区煤炭局的局长刘洪华。
我们回山东了，眼前一片开阔。不久母亲带了我女儿来济南。虽然三代四口人挤在一间屋的一张不大的床上，我也得到了从未经历过的天伦之乐。这时的物资供应已渐丰厚，老家的生活已经解决温饱，我从内心里感到满足。
采煤系让我给1964年新入校的采煤、建井两个专业的4个班同学当政治辅导员。开始时，新学生隶属基础课部，住在马鞍山。那里离金牛山公园很近，夜深人静时，那老虎、狮子的嚎叫声清晰可闻。每当这时我就想起当年在五雷山脚下的日子，像是在做梦。斗转星移，时过境迁，我又开始了新的征程，我要以实际行动挽回我当逃兵的人生羞耻，全身又充满了使不完的劲。
我知道，这里可不是湖南山沟里的小煤窑，在那里，我可以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这里可是藏龙卧虎的高等学府，路上走的随便哪一个人，都会比我的学历高、能力强。这里还有一些我当年在淮南上学时的老师，他们是随着合校来的。
一个中专毕业的技术员，给大学生当政治辅导员是不容易的，要说文化水平，中专生不如高中生；要说专业理论知识可能差距就更大了。我明白，要让大学生们从内心里喊我老师不是轻而易举的。记得我第一次给全系的新同学讲话，心里十分紧张。
正当我怀着一种自卑的心情惶恐不已、感到不如在矿上干技术工作顺手的时候，党委书记兼院长刘子光同志，亲自召集我们政治辅导员开座谈会。他是一个身材高大，表情严肃的人。会上他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不论是谁，要想做好工作，必须深入群众，联系实际，勤于学习，善于思考，不断总结，不断前进。”我在矿上这些年，特别是在湖南的山沟里，听惯了领导人胡吹海唠、不懂装懂、蛮横无理的大话和酒后的疯话。第一次听到这样富有哲理、催人上进的语言，真有振聋发聩之感。这个会给我的第一感觉是，不论面前有多大的困难，这路我走对了，我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在这个新天地里，怎样才能把新的工作做好呢？我又找回了严格要求自己的老作风。我想，只要严以律己，苦干实干，就一定能有所作为。我给自己规定了“一、二、三、四、五”的工作路子：一片，和同学们打成一片，以平等的同志关系对待学生，不以教育者自居；二像，穿戴像学生，言语像学生，让学生感到和自己没有距离；三同，和学生同吃、同住、同活动，不搞特殊化；四抓，抓阶级教育、抓活的思想、抓苗头变化、抓班团干部，工作讲究方式方法；五知，知道每个学生的姓名、当前思想、学习情况、家庭环境、特长特点。在这以后我就俯下身子真正和同学们“三同”了，虽然家就在校园里。
我每周6天住在学生宿舍里，学生没有蚊帐我也不挂，在湖南买的那皮鞋、呢子裤什么的，当然更不能穿了。我参加学生的一个伙食组和他们同桌吃大锅饭，伙食费和学生一样是一月14.5元。同学生一起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学雷锋、学军、参加建校劳动、支农劳动。我负责的120名同学，很快就都熟悉了；后来系里扩大了我的工作范围，我的工作更加勤奋努力。
当时的山东煤矿学院，可以说对学生关怀备至，党委要求“水上楼，饭进厅，医疗进宿舍”：就是要求总务部门，把开水送到教学楼各层的保温桶；把热菜放到学生的饭桌上；大夫背着药箱子到学生宿舍巡诊。
在这种形势下，我也一心扑到学生身上，对学生诚心爱护，推心置腹地和他们交谈学习、工作、理想、情操……帮助同学解决遇到的实际困难。我把一切都给了学生，学生们也把我当成他们的知心人，把心里的话都告诉我。共产党员的觉悟、“大跃进”的干劲、原来当学生干部的体会、多年来刻苦读书的知识积累、现场工作的实践经验等都帮助了我，我很快得到了学生的信任。
1964年12月10日，我收到了采煤691班张学坤同学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说：“从您身上我看到了共产党员的本质，对人谦虚诚恳，对待同志关心体贴，日常生活中毫不计较，与群众同甘共苦……”系领导也肯定了我的工作。
系党总支书记非常信任我，经他推荐，我很快被安排担任采煤系团总支书记、院团委副书记；有时还列席院党委的扩大会议，甚至让我给来校检查工作的煤炭部教育司长汇报工作。有时他外出，还让我临时代理他的工作。我有点受宠若惊，同时也越来越感到，我今天从事的这项工作很有意义，从内心里爱上了这项工作，愿意长期干下去。我在矿上久治不愈的头痛病，这时也不治自愈了。
我在工作中体会到，做人的工作是不容易的，物是死的、人是活的，一天一个样；只是尽心尽力远远不够，还要有知识、讲艺术。我原来的知识结构，只适宜搞煤矿而且是小煤矿，要想做好今天的工作必须重新学习。我有空就拼命读书，找到一本教育学、心理学方面的书就如获至宝。文学艺术、道德修养方面的书也读了不少。尤其是政治理论，特别是毛主席著作我是真下了苦功夫的。我要努力尽快建立适应我今天工作需要的新的知识结构。
我从湖南带回的9捆书，是我8年来从微薄的工资中尽可能省下几个钱，一本一本地买来的。对于在矿上做技术工作所需要的参考资料、手册、规程、先进经验等，能收集到的我都收集到了，可是今天绝大部分没有用了。我必须从头开始，再省钱买新的书。我当时的工资一月只有53.5元（从湖南到山东增加了一元钱），一半以上要寄给两个家的老人，好在那时的书也便宜。我边学习、边工作，竭尽全力，很快成了受学生们欢迎的人。学生们愿意和我在一起，尤其是爱听我讲话。至于“文革”中我被诬蔑为“黑话专家”，被批判斗争，只能说是一种“黑色幽默”了。
做好政治辅导员的工作是很不容易的，岗位在最基层，上边来的任务从多方面下达；都说是上边千条线，下边一根针。想想那个时节，我是一天忙到黑，大大小小的会一个接一个，1965年6月18日的日记上记着，这一天我开了六个会。每天的政治学习是雷打不动的，外出参观听报告也是常有的事，学生找我谈心更是再忙也不能拒绝，有时还要代理外出有事的系党总支书记的工作，我感到我又是一个有用的人了，我在干的事是有意义的，只是太累。
有时感到实在支持不住了，找个星期天下午，偷偷跑回自己的家里休息一下，躺在床上喝糖水、吃炒黄豆、看书、听收音机，多么惬意，受宠若惊之后我有点得意扬扬了。
当时和我在一起的那些学生，现在都已经过了耳顺之年，多数人都走上了市县级以上的领导岗位，有的到了省级，个别的还进了党中央。当我做了大学校长之后，有一位成为党的高级干部的同学写信给我，说在大学时期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我，这是对我工作的最大肯定，我感到无比欣慰。后来我也曾给两位担任省级干部的学生送去我手写的条幅：“为官存正气，从政树廉风。”书法是谈不上的，我们在互相勉励，尽管已经分别多年。
山东煤矿学院，是按照1963年4月25日的国务院令，由山东和淮南两所矿院合并而成的，校址在山东济南。后又并入江西矿院、江苏煤矿专科学校、济南工学院矿山机电专业、山东煤炭干部学校等单位，人们戏称为“八国联军”。它是煤炭部直属的大学。
尽管学校是由多所院校合并组成，可是物质条件并不好，规模也不大。当时的山东煤矿学院只有三个系、五个专业，在校生1590人，教职工581名，其中教师257名；占地382亩，建筑面积72405平方米，固定资产852万元，其中主要教学设备和图书资料的总值只有241万元，而且校舍破旧、分散，只有一个不大的图书馆是新建的。不过这所学校也有强项，教师数量虽然不多，可都是原来几所学校的尖子。
这所学校后来又历经合合分分，成为今天的山东科技大学。其间经历了许多届院长和校长，可是，一路走过来的老教师和老学生们公认，水平最高、对学校贡献最大的，还是第一任的院长兼书记刘子光同志。一些步入了耄耋和花甲之年的老教师、老学生，一说起他们的老院长刘子光都充满了敬佩、感激和自豪之情。他在教师们的眼里是榜样，在学生的心中是恩师，在社会上也是形象高大、受人尊敬的长者。当我远在湖南的时候，就听那里的人说起他的事迹。
我上学只上到中专，一生中更没有进过名牌大学，可是我在教育系统工作了三十几年，见过的大学领导也不少。在我的心目中，最佩服的还是刘子光，这并不是因为他同意我从湖南调来山东，而是因为他是我一生中亲自接触到的、最有水平的一位大学校长，他也影响了我的一生。我从没有听他说起过自己的身世，只知道他当时虽然还不到50岁，却是一个搞过地下工作的老干部。他似乎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可是他的品行和气质是令人叹服的，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很有气场。
我首先佩服他的组织领导能力。一群刚刚经历了撤校、搬迁，才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一起，组织散漫、思想混乱的教职工和学生，只过了几个月的时间，就紧紧地团结在他的周围，实现了思想、行动的高度统一；党委怎么定，刘院长怎么说，大家就怎么干，上上下下没有二话。
当时他带领大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劳动建校。当时建校的任务很重，可是经费又很紧张。党委提出，自己动手，劳动建校。全院教工、学生，除了轮流全天劳动以外，每到课外活动都是全校师生一起上阵，整个学校像个热火朝天的大工地。大家真可谓斗志昂扬、干劲冲天，不论教师还是学生，个个干得灰头土脸、汗流浃背。作为一院之长，刘院长专干最脏最累的活，他还和爱人一齐抬过大粪。
校园很快改变了面貌，整齐、清洁、美观，特别是那用报废的耐火砖铺就的路面，橘黄的颜色、美丽的花纹，平整、雅致、别具一格，成为校园的一景。这些活，除了从建筑队请了几个技工掌控质量外，都是师生们自己动手干的。山东煤矿学院的校园绿化、美化，很快在全市高校中名列前茅。
劳动建校培养了师生艰苦奋斗、热爱劳动的风气，校园里有点什么要干的活是不用领导号召的，谁见了都会插手干起来，个个争先恐后。自己的劳动成果自己爱护，在院里没有人随地吐痰和乱丢垃圾，倒是有人随手拾起地上不应有的东西，打扫一下不干净的地方。谁走进山东煤矿学院，都为它的文明卫生所叹服。
他带领大家做的第二件重要的事，是教学改革。他在煤矿工作多年，知道现场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他担任过原山东矿院的院长，对党的教育方针有深刻的理解。他经常对大家讲的是：要“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培养可靠的接班人；为全国煤炭行业培养又红又专的建设者。这是他心中孜孜追求的第一位的大事。
他提出了以专业课为龙头，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进行全面改革的设想，特别强调提高学生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实践动手的能力。
他要求教师要有能文能武的真本领，只有这样才能教出能上能下的好学生。那时教师下矿进修、劳动锻炼是习以为常的事。中年教师孙可文，在矿上连续劳动了四个月，坚持步行上下斜井不坐人车。学生的现场实习更是时间很长、内容丰富，“过劳动关”是第一个要求。此外他重视实验室、实习工厂的建设。为了节省资金，也为了跟上科技发展和教学改革的需求，他动员教师自制教具。一时间全校形成了高潮，老师们加班加点，挖空心思、用各种不同的材料制作出了大量的教学模型、教具和教学挂图。1965年2月一个月，教师们就制作出各种教具191件，为此，学校还专门开过展览会。这既充实了实验室，也使课堂教学更加形象、生动，大大提高了教学效果。
他注意发扬教学民主，学校和各系定期召开不同层次的领导、教师和学生共同参加的教学座谈会，进行“评教、评学、评领导”：教师对学生的学习方法进行指导，学生也对领导和教师在教学安排、教学方法等方面，当面提出自己的看法。当时还特别注意贯彻毛主席的《春节指示》《七三指示》，强调健康第一，落实“少而精”的教学原则，减轻学生的负担。学生学得生动活泼，教师则一直把教学改革的事放在心上，随时都在考虑如何把自己的课教得更好。在那几年，教学改革始终是学校的中心课题。
他带领大家做的第三件关健的事，是加强学校管理。在教学管理上他要求严格、规范，一切按教育规律办事；每一堂课，每一个教学环节都不能马虎迁就。特别对于新教师上讲台，有很高的要求、严格的程序。助教开始只能跟着主讲教师听课、辅导、批改作业，有了充分的准备才能允许试讲一部分课。两年之内能胜任一门课教学的助教，就算是出类拔萃了。各级领导进课堂，担任部分政治课教学更是经常坚持的教学常规。
在学生管理上，他要求政治辅导员必须与学生“三同”：同吃、同住、同活动，了解每一个学生的内心世界，面对面地开展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真正做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他有时亲自召开政治辅导员会议，当面听取汇报，一起研究学生中出现的新问题，抓住苗头及时解决。他特别重视对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要求学生学习解放军的“三八作风”，艰苦朴素、热爱劳动，实行“四个自己”（自己理发、修鞋、缝补衣服、小修理）。他还要求毕业生开展“三带走、五留下”活动，把好思想、好作风、好经验，一届一届地在学校发扬光大；也要带到工作岗位上。
在后勤管理上，他的教育理念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他提出，学校每一个教职工都是教育工作者，学校里应当做到“处处是课堂，人人做榜样”“要把学校变成革命的熔炉、红色的染缸”，形成一种“好人好事有人夸，坏人坏事有人管，一人困难大家帮”的良好风气。后勤部门对学生的服务真正做到全心全意：热饭进厅、开水进楼、大夫看病进宿舍，水电维修工不用人叫，每天背了工具包在全院各处转……虽然20世纪60年代经济困难物资匮乏，可是学生上学不交任何费用，学校还发助学金。在学生的伙食费只有14.5元的情况下，粗粮细做，天天见肉，让学生每周都能吃上油条、包子、水饺、面条，学生们十分感动，帮厨成了学生对炊事人员的自觉回报。
每到春节的晚上，他都要召集没钱回家的学生到食堂去，和大家一起包饺子过年。每学期他都要给师生作几次报告，讲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体会、讲国内外形势、讲学校的工作打算、讲做人处世的道理。他的每次讲话大家都心悦诚服，他是全校师生心目中的偶像。
更值得称道的是，他把师生共同办好学校的行动，提高到学习毛主席著作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和学雷锋树新风的高度，要求大家主动挂钩，自觉地高标准严要求。他学习某军队院校的经验，领导师生举办了“学习毛主席著作展览室”，表扬各方面的好人好事，以此激励大家不断前进。那时每个人身上都有使不完的劲，而且以苦为荣、以苦为乐。
那时学校的物质条件并不好，教职工的待遇在社会上横向对比也不高，可是在老院长的带领下，教职工们耐得寂寞、守得清贫、以校为家；大家一起艰苦奋斗、勤俭办学，一切为学生着想，努力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条件，尽可能地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
山东煤矿学院的第一个辉煌是这样创造的。
1966年3月19日，高等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和另外两位副部长，亲自带领参加全国重点院校会议的全体成员来学校参观考察，对学校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不久就批准学校接收外国留学生。
4月20日，中共山东省委机关报《大众日报》，在头版头条报道了山东煤矿学院的办学历程、学院党委的办学经验，还为此发表了社论；山东煤矿学院成了山东省的“红旗单位”。
前后不过3年时间，山东煤矿学院在全省和全国煤炭系统的高校中有了很高的知名度。更值得一提的是，他当时培养的一批干部和教师，特别是他带头树立的校风，几十年来一直为后人所公认，促进着学校的发展提高，也给别的学校树立了榜样。
在红旗单位的创建中，院党委在师生中树立了很高的威信，有很强的凝聚力。真正做到了党指向哪里，群众就奔向哪里。院长兼党委书记刘子光，受到了全院师生的信任、拥护和爱戴。不过，我当时也觉得院党委有些一言堂的倾向，几乎听不到不同的声音，听到的只有拥护和赞扬的话；实事求是地说，这并不是刘子光同志的追求，我也没有发现或听说，有什么好的意见被他否定。
拿着由他盖章的毕业证书的学生，绝大部分都以他为荣、以他为榜样，在全国各地不同的岗位上成为骨干力量，为党和国家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很大一批人走上了局矿的领导岗位，有的成为省级领导干部，还有的进了党中央委员会。当他们说到自己的成长过程时，都把首功归于他们的老院长刘子光同志。他是学生心中永不磨灭的光辉形象。
后来刘子光同志到山东工学院、中国矿业学院担任过院长。离休后，还一直在中国煤炭教育学会担任领导工作，深受大家的尊重；直到去世前一刻，手里还拿着笔在修改会议文件。他对于中国的煤炭教育事业，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一次煤炭系统高校领导的聚会上，教育司的一位领导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煤炭教育界，能称得起教育家的只有刘子光同志一人。
应该说，刘子光同志不是学者，他不可能在学校里起学术带头作用，可是作为一院之长他有明确的办学方向，工作有远见、有魄力；他始终把学生、教学放在第一位；他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带领教师、员工从严治校，树立了良好的校风；他对学生要求全面，并为学生创造了良好的成才环境，一心一意培养好学生。所有这些，都是老山东矿院的师生们津津乐道的。我在山东和全国煤炭高教系统的领导层工作了十几年，再没有见过这样的学校领导。
山东煤矿学院，是当时山东煤炭系统的最高学府。虽然是一所新组建的学校，可师资力量雄厚、领导经验丰富，教工敬业、学生朴实；又在那样一种举国上下奋发图强的政治形势之下，合校之初就显示出了非凡的气势。当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之后，经济调整在全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的时候，人们的精神状态积极向上。在这样的精神氛围中掀起的学雷锋运动，必然气势磅礴、热情洋溢。
向雷锋同志学什么？周总理总结了四句话，“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在当时，《雷锋日记》中最被推崇的经典名言要算：“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的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学雷锋是一种时代精神，在那时是有明确的阶级性的，并非今天一些人认为的是简单的“做好事”。“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学生。”是当时学雷锋运动的主要内容。“学雷锋小组”又是主要的组织形式，许多学雷锋小组也同时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小组。尤其是在大中学校，这种小组可谓遍地开花。
当时，大学生向雷锋学习的主要内在动力是：要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不当修正主义的苗子。放眼世界到处是敌人：内有地、富、反、坏、右等各种阶级敌人；外有“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社会主义的苏联也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头子。不过他们都是纸老虎，世界革命全靠中国了。可是帝国主义的预言家又说了，在中国虽然让第一代人和平演变是不可能了，在第二代、第三代人身上还是大有希望的。大学生们众口一词：“绝不能让帝修反的阴谋得逞，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历史使命由我们来承担。”这是一代青年人的觉悟。
学校在学生中组织开展了学习毛主席著作、学雷锋，理论联系实际检查自己身上有哪些演变的活动。学生们都诚恳地接受教育，不少人还现身说法，深挖思想根源：认为自己进城后受到了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无产阶级的感情淡薄了，忘了贫下中农、忘了本，这样下去不得了。有的同学，说到伤心处还痛哭流涕。在这个基础上，各系都举办了“查变展览会”。
学校又因势利导，提出了学生要向解放军学习，实行“四个自己”。各个班都有了理发、钉鞋、小修理工具，人人都有针线包。学生们都以艰苦为乐、勤劳为荣；人人都以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要求自己，要像雷锋一样，做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整个校园里政治气氛浓厚，校风良好，纪律严明，比我在淮南煤校的时候还要强得多。在这种形势下，学校又提出，全体师生都要做到“处处是课堂，人人做榜样。好人好事有人夸，坏人坏事有人管，一人困难大家帮。”这一要求立即成为全校师生的行为准则，学校真正成了一个革命的熔炉，真正是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
至于助人为乐做好事，在那时的矿院里是平平常常的事，可以说是人人行动、遍地开花：扫地刷痰盂的工具已经抢不到手了，院子里什么时候都整整齐齐、干干净净，谁见了该干的活都争先恐后。
采煤系的学生们，还带头洗衣服不用自来水而是自己去打井水。有的同学星期天拿根绳子到天桥上，见了上坡的板车挂上绳子就拉。不论是集体出行，还是个人回家、返校，在火车上扫地、送水，几乎是个个学生争着干。学生们到矿上实习、到农村劳动、到外地参观，普遍的不要学校的车送站；到了火车上就找车长，要求包下多少节车厢的卫生和服务。
全院的学生走到哪里，好事干到哪里，矿院的学生曾给大寨的陈永贵理过发。各地的表扬信件不断地送到、寄到学校来，学校在社会上的声誉越来越高。山西阳泉煤矿的矿长对检查实习的学校干部说：“新中国成立以来，还没见过这样好的学生。”
同学们的互相帮助，更是令人感动。本来大部分都是穷学生，身上难得有几个钱；可是我的枕头底下经常发现小纸包，里边有两三块钱，纸上写着“请把这点钱送给困难的同学”，没有一张条子是有名字的，也几乎没有哪一位同学愿意接受这种帮助。我只好建个账本保存起来，最多的时候到过50多元，相当于我一月的工资。有的班还成立了经济互助集体，靠自己的力量来帮助困难同学。
学生们这样，老师也不甘落后。学毛主席著作，自觉改造思想，搞教改、制教具、下矿锻炼……个个争先恐后。各系都举办了自制教具展览会，我们系是1965年4月1日举办的。学校的教改，也被公认走在了兄弟煤炭院校的前列。不仅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在不断改进，全院还在有计划地进行主要专业的系统改革。
那时，干部、教师也跟着学生做好事。有一个老教师，天天早起去刷一个大便盆，风雨无阻。到后来，与学生“三同”的已经不只是政治辅导员了。学校把这些事迹收集起来，组建了一个“学习毛主席著作展室”，来参观的人从市内到外市、外省的络绎不绝，不到半年的时间，来校参观学习的人达到了1.8万人次。
尽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实有一些极“左”的东西，例如在阶级斗争扩大化中错误地处理了一些“反动学生”，对有些学生形成了一定的思想压力。在各项活动中也产生了一些为争荣誉而造假的现象，例如比表扬信的数量；大便器别人已经擦得干干净净了，有的人为了表现自己再去擦一遍等。学校的领导确也有些沾沾自喜甚至自我陶醉；但是，实事求是地说，这毕竟是支流、是少数。瑕不掩瑜，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全盘否定之后，最终还是无法抹杀这段历史的光彩。至今，当时的老教师、老学生们说起当年的情景，依然充满了自豪。
可以这样说，是学雷锋运动促进了山东煤矿学院革命化校风的建设；也是山东煤矿学院领导以身作则的大力倡导，才使学雷锋运动在这所学校开展得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在我的记忆中，大学里安排学生学军活动，是从1964年2月13日《毛主席在春节座谈会上的谈话》发表以后开始的。全国各高校对毛主席的这次谈话非常重视，组织教工反复学习领会，研究落实的措施。
山东煤矿学院党委决定：各专业都要设“国防教育课”；要学校武装部立即联系对口部队，请他们派人来校指导学生“学军”。从这年的12月9日开始，首先在已经入校的新生中开展“当兵一周”的活动。由部队的同志做指导，早操、课间操、晚点名，按部队的要求来进行；饭前要唱歌，唱的也都是《我是一个兵》《打靶归来》等军队歌曲，待值日生分完了饭才能进餐厅；休息时间要练刺杀。为了在学生中推广普及练刺杀的活动，我和另外三个同志，还被专门派去培训过。
一时之间，学校里学生练刺杀成了风气，休息时间有的用真枪（当时学校武装部里有步枪、机枪、火箭筒，好像还有一门炮），有的拿木枪、有的拿木棍竹竿，满院子喊杀声不绝于耳。记得那时还发生过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能不能练习刺杀的争论。有人说，这地主、富农出身的学生，大着嗓门喊杀杀，要杀谁？
从1965年开始，新生入校要首先进行军训。那时，全国正在落实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示，是个全民皆兵的时代。南边美国插手的越南战争正打得激烈；北边又有苏修的威胁，要随时准备打仗。
教工中很快成立了爆破队，在采煤系井巷教研室教师的指导下，研究伞兵在平原开阔地带着陆后，用压固掩体爆破技术尽快形成个人掩体，很快取得了成功，在1966年全市民兵大比武时得到了好评；据说这种方法在后来的对越作战中使用过。学生中成立了射击队，天天利用课外活动时间练习，用的是小口径步枪，射击的水平不断提高。
山东煤矿学院1965年入校的全体新生，直接到济南市东部章邱县明水279部队的训练营地报到。这个军营位于明水市区南边的山脚下。学生报到后，像新兵一样着军装、发枪，按部队编制、由部队的军官和老兵带领，要过一个月真正的部队生活，一切行动军事化。
在那一个月里，学生要以部队为楷模，作息时间和伙食与部队的战士是一样的。每天都要上政治课和军事训练课，政治课的内容主要是学习毛主席著作，讲述“全民皆兵”的伟大意义和解放军的“三八作风”；军事训练包括队列、刺杀、投弹、射击练习和实弹射击。有一天半夜里还搞过一次紧急集合，在规定的时间内打好背包，带齐武器装备，急行军在附近的山里转了好长时间。
部队的要求是严格的，学生对军训也是认真的。学生们适应得很快，教官说比真正的新兵还好带。不过也有一些学生出了不少洋相。尤其是那次夜间的紧急集合，有的学生背包没有打好，一路丢了不少东西，后来又派人到处去找；还有的学生腿上受了伤。
最近，我采访几个参加过那次军训的老学生，问他们有什么感受。他们说，在当时的形势下是有一些过“左”的甚至虚假的东西，可是总的来说是受到了很好的锻炼，对五年的大学生活乃至一生都受益匪浅。
对于没有参加过军训的在校大学生，学校采取了补救措施，除了上国防教育课以外，还在正常学习期间，开展“当兵一日”和“野营拉练”活动。
“当兵一日”是以系或年级为单位，宣布哪一天是“当兵日”，早上起床就是紧急集合，三分钟内集合完毕。早操按部队的要求进行，上课要有军人的坐姿，课间要有军人的风度。吃饭前值勤同学到餐厅分菜，其他同学在餐厅外列队唱歌，分完了菜才进厅一起用餐；吃饭还有规定的时间，饭间不准说话。下午课外活动时间进行军事训练。晚上睡觉前按部队的标准进行“晚点名”，班长对一天的活动作点评。熄灯铃一响立即熄灯睡觉，任何人不准说话。后来，这些要求渐渐地成了学生在校的生活常规；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学校里一直倡导向解放军学习，崇尚“三八作风”。
当时，“野营拉练”是一项全民活动，不只是学校组织，工厂、机关都开展，“野营拉练”的目的，就是要检验一下真打起仗来自己的人能不能拉出去。1965年7月7日至14日，我以一个“民兵连指导员”的身份，参加了当时山东煤矿学院一个学生民兵营的野营拉练。路线是从位于济南市堤口路的学校出发，沿小路步行到160里外的泰安市，爬到泰山顶后，再原路步行返回学校。为了真实地表述当时是个什么情形，我把这几天的日记摘要如下：
7月7日 星期三 晴
不知是紧张还是兴奋，一夜只睡了一个多小时。凌晨3点起床，接到营部下达的命令后，全副武装的学生队伍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走出了校门。今天的任务是，行军74里到张夏宿营。
一路上士气高昂，唱歌、传毛主席语录小条子、自编自演小快板……路过村庄时更是队列整齐、精神抖擞，神情严肃地背着枪、扛着火箭筒，只听见沙、沙、沙的脚步声。路边的老百姓有的说：“这是新兵”，有的说：“这可能是到越南去的。”
一路上吃的是干锅饼、大蒜、咸菜，喝开水，南方同学从来没这样吃过，有的嘴里起了疱，可是大家都很兴奋，没有一个人说什么。
晚上摸黑到了张夏，准备在三中的操场里露营。刚吃完饭下起了雨，急忙中只好先到公社的礼堂集合。礼堂只是一间空空的大屋，地上有厚厚的尘土，也没有灯。三百多人只能一个挨一个坐在地上，可同学们没有一句怨言。外边风雨交加，屋里的同学们在唱歌，学毛主席语录，“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热热闹闹地开起了“黑灯晚会”。直到半夜才分散到一个小学的教室里睡觉，桌子不够，向解放军学习，同学们睡桌上，干部睡在地上。
7月8日 星期四 晴
一早出发，今天的任务是行军到界首，又是70多里。有的女同学脚上磨起了血疱，走路一瘸一拐，队伍后边跟着收容的汽车，可是谁也不上。命令她上车她就哭，结果还是没有一人上车。
路上举行了一次防空演习，营部讲评不合格。因为有些同学觉得很好玩，不严肃，回来的路上要重搞。
今晚在界首宿营，同学们学习老八路的作风，队伍一住下就利用休息时间给老乡做好事，挑水、扫院子、给小孩理发、清理垃圾，有的水井都被打干了，小镇子一下活跃了起来。小孩子跟着跑，大人们瞪着惊奇的眼睛看着、议论着。最有意思的是我听见路边两个老头说：“这些年轻人真能干，可不知肚子里饱了不？”
7月9日 星期五 阴雨
拂晓从界首出发，8点多一点到达泰安煤校。尽管半路上下起了雨，那进入煤校的仪式可真够威武的，像凯旋部队的入城式。煤校的领导和学生，冒雨列队在校门口欢迎。为了不影响在校学生的生活，我们坚持只住教室不进学生宿舍，营部和学校领导为此交涉了很长时间，最后还是都睡在教室的课桌上。
今天吃上了有汤水的饭菜，又洗了个澡，舒舒服服地睡了两小时的“午觉”。
雨一天未停，下午自由活动。多数学生在学习毛主席著作。营部开干部会，进行讲评并安排明天的活动。
7月10日 星期六 晴
早上4点起床，整队上山。9点多一点，全部人员都到了岱顶，女同学也不缺一个。有的女同学还在男同学前边爬上了山顶，精神可嘉。
下午3点在红门集合，集体整队下山回煤校。回校后，民兵营的干部和学生分别和煤校的师生举行了两场篮球赛；我们都输了，体力不行了。
晚上煤校招待我们看电影《万水千山》，可惜没演完就停了电。
7月11日 星期日 阴
今天休整。早上出操时营长下达了休整安排。
上午头两小时群众总结，后两小时训练。下午头两小时继续训练，后两小时全营总结。中间还插了一些小会。
学生中很少有人来过泰安，但没有人提出到市里看看的事。
7月12日 星期一 阴
早上4点起床，5点出发，煤校的领导和师生在校门口列队欢送。
午餐后，在店台村外的河滩里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科目，而后野外宿营午休。
傍晚到万德五中吃晚饭，后到万德农中宿营。学生一到农中立刻开始清理卫生、锄地、给师生理发，最后一位老师的头发是打着手电理完的，校园改变了面貌。在校的学生也行动了起来，为我们烧水搬凳子……
今晚睡得最舒适，农中学生宿舍的土炕上铺着草，同学说是睡的软席。
夜里一排长来找我，看来是批评多了一些，他们有些意见。
7月13日 星期二 晴
清早紧急集合，饭后立即出发，中午在张夏三中午餐。饭后又拉到村外河滩上露营，可是人喊、牛叫、鸭子叫大家都没睡着。
今夜在炒米店露营，学生忙着到处做好人好事，群众赞不绝口，晚上给营部汇报。
夜里起了风，怕学生受凉，全体干部出动，到处去组织学生搬到附近一所小学的教室里睡。
半夜了，肚子饿，吃了别人给的几块饼干才睡觉。
7月14日 星期三 阴
早饭后就出发向济南行进。在党家庄路过坦克学校时，军校的副政委接见了我们，给大家讲了话，还给我们送来了开水。
近午天很热，可同学们仍然精神饱满。队部进入市区后可谓威风凛凛，尤其是进校门时，神气极了。
学生们今天下午和明天上午休息，干部的会可是一个接一个，怕是休息不成。
由此可见，当时大学生的学军是多么认真；它会对学生们产生什么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能经得起这种锻炼的学生，还会怕别的什么困难吗？
在此后不久的“文化大革命”中，学生一度否定一切，可是对于学军本身少有微辞。“文革”中，不少学校，还把早上起床和晚上熄灯的电铃声改成了军号声，以示对行动军事化的认可。
到了1964年，三年困难时期过去了，国家的经济形势逐步好转，政治形势却越来越紧张。似乎是前一阶段有点资本主义复辟，现在要反击了。反击的对象，我听说是“三自一包”（指农村的自留地、自负盈亏、自由市场和包产到户）和“三和一少”（指对外政策中的和平发展、和平竞争、和平过渡和对外援助少一些）。在人们头脑里，阶级斗争的弦也越绷越紧，一种宁“左”勿“右”的情绪开始在社会上蔓延，山东煤矿学院也不例外。
当时学校的政治工作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和资产阶级争夺下一代”，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学校要执行阶级路线，学生工作中也就有了许多极“左”的东西：对地富子女的入学复查近乎挑剔；对于在校的地富子女学生也特加关注；学校里，大事小事都要提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来观察分析。
我调回山东，进校门不久，学校就在组织师生批判“反动电影”《北国江南》。10月20日，院团委传达了一个省委领导作了重要批示的文件：山东工学院一个学生班级被“反动学生”夺取了领导权的严重情况。11月10日，党委又传达了上级转发的《一个反动学生的日记》。11月16日的党课题目就是“在阶级斗争激烈的情况下如何做一个好党员”。接下来的活动是：听王光美关于“四清”工作报告的录音；院党委做“五反”检查；参观“省阶级教育展览会”；参观山东大学和山东工学院的“谈变查变展览会”；参加部队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的报告会……还听了省委书记做的动员报告，要在大学里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阶级斗争越抓越紧了。
那时，学校组织学生们看的电影，都是反映阶级斗争的《箭杆河边》《千万不要忘记阶段斗争》《槐树庄》《霓虹灯下的哨兵》……连电影《小二黑结婚》都改编成了幕后有地主搞阴谋。在政治活动中，干部要检查“四不清”，学生要开展“谈变查变”。学生中还召开“诉苦会”“谈变查变会”，各系都举办了“查变展览会”。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受到歧视，思想压力很大。在大潮流的裹挟中我在奋勇争先，可也时常感到跟不上形势。
“查变展览会”的内容，主要是关于学生从农村进入城市后“思想演变”的表现。当时有个说法是：“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一个勤俭朴实的贫下中农子女，走进城市的大学校门之后，不久思想就变了，嫌贫爱富甚至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例如男学生进校第一年穿的是布扣的中式对襟棉袄，第二年就把棉袄的布扣拆下来换上一个拉链，棉裤也由带裤腰的改成西式的。有的学生花钱大手大脚，有的不愿意吃粗粮，还有的学生用助学金的钱买票到大观园去看摔跤等。我认为，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这种教育是有正面意义的，我对这些活动也很有积极性。
对照毛主席“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教导，看看社会、看看学校，还真的到处都是阶级斗争。我们系里接到过农村来的一封检举信，说有一个地主出身的老师回家搞“反攻倒算”。似乎学校师生中的阶级斗争也和社会上一样，愈来愈尖锐了。
正在这个时候，1965年的1月24日，放寒假的前一天夜里，一个来校的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学生对他的同学说，1964年《中国青年》杂志第24期封底，刊出的一幅油画有严重政治问题，是反动的；在学生中，这个话一时间传遍全校。学生们都连夜找出那期《中国青年》，反反正正地端详那幅画。那幅画的题目是《你追我赶》，画的是几个青年人在田野里挑着稻谷担子正在奔跑，那画面的下方是一片芦苇，问题就出在那片芦苇上。有人在那片芦苇里看出了用杂乱无章的叶子暗组了“以血还血，以牙还牙”“蒋介石万岁”等反动口号。这还了得，这不就是公开的反革命吗？熄灯铃早已打过，同学们谁也不理会。我到几个宿舍去，看到学生们围着那幅画激动不已，有的还用手指在芦苇叶子里寻字迹让我看……
对学生的指证我看不甚清，可也不敢否定；不过再不采取紧急措施会出大事，因为明天就要放寒假了。全院的学生轰动了，一般人的话已经不起什么作用，为了尽快地解决问题，焦急中我第一次拨通了刘院长家的电话。在我说明了情况之后，他要我拿那本杂志到他宿舍去，这是我第一次到院长家，他在矿院工作期间，我没记得再去过。他看过之后让我回去立即给学生传达，说：“同学的警惕性高很好，今晚赶快睡觉，明天由党委处理。”
对刘院长的话学生是唯命是从的，当晚总算是稳下了。后来这期杂志被中央下令收回，不过，对那幅画审查之后没说有什么大问题，只是问作者为何这样爱芦苇。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这次电话，后来到了“文化大革命”竟成了我是“刘子光的黑线人物”的一个罪证。
阶级斗争已经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程度。就是在这样一种大气候下，有些大学开始在学生中清理“反动学生”，山东煤矿学院也不例外。一场在学生中抓“反动学生”的活动，在1965年元旦前后开始了。起初是以批判“反动言论”部署的，我当时并不知道有了“反动言论”的学生会怎么处理。和我一样，这时的学生干部已经满眼是阶级斗争了，一经动员，纷纷来汇报他们班出现的“反动言论”。
青年学生的幼稚是不能责怪的，我们做学生工作的人，有责任以正确的态度加以引导。可惜我当时没有那个水平，对于有些一时弄不清来龙去脉的言论，我带着一种宁“左”勿“右”，甚至于邀功的情绪，不加分析地就向上汇报，是很不应该的。不过，我当时也确实没有想到它的后果是什么。等到学校决定要开除这些学生了，我感觉处分太重了，心头的压力很大；可是出于私心，我又不敢表明自己的观点，一错再错。我在采煤系是负责学生面上工作的。采煤系一共处理了几个“反动学生”，我现在记不清了，其中有3个是我经办的，责任完全在我。
其中一位姓王的同学，这个学生有点桀骜不驯，在班里不大听班干部的招呼，经常说些对抗他们的话。我记得最引起班干部反感的话是，在一次班上晚点名时他当众对班长说：“有话快说，有屁快放。”这只是反映了他对学校行动军事化和对晚点名制度的不满，不能算是反动言论。至于其他的不满言论，对象也只是班干部。
另外一位姓徐的同学。这个学生没有别的，就是平时说话很随意，他最要害的一句话是：“现在太黑暗了！”后来查明，其实那句话是在有一天晚上睡觉前，突然熄了灯之后说的。他的这类话，上纲上线之后就成了“反动言论”，实在是有点荒唐。
还有一位姓蔡的同学。他的情况有点复杂，记得他是安徽人，出身于地主家庭，在校一直特立独行，很少和别的同学交往。他写了大量的日记、读书笔记和眉批，反映出的思想情调基本上比较阴暗。他怀念过去，对领导和同学不信任，想自我奋斗出人头地。总的来说是个性格孤僻、思想不健康的学生，算不上“思想反动”。
他们都被定为“反动学生”，无情地被赶出了校门，使他们的感情受到了严重的伤害，遭遇到不少磨难。我至今回想起来，心情都十分沉重。可能他们都会有上诉的经历，我知道，有的还上告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毛主席那儿。
1965年4月28日，系党总支书记按上级的要求，在总支委员会上对采煤系处理的学生进行过一次复查，结论是“材料无误，处理偏严。”我那时被一种宁“左”勿“右”、很不冷静的情绪所控制，只考虑自己的威信，没有想一想开除会对这些学生的一生带来什么后果。我也完全同意党总支的意见。
第二天，院党委又召开扩大会议，对全院强迫离校的学生进行复议，仍然都维持原决定；要学校收回成命是很丢面子的，在当时那种形势下，这个结果也是必然的。
在采煤系，虽然我是在党总支领导下工作，但我是分管学生面上工作的，对此我深感愧疚。在这里我向被错误处理的学生，特别是这三位同学再次表示赔礼道歉。
“文革”期间，他们都“造反”回校了。前两位同学，班里都顺利地接受了他们，一同参加当时的各种活动，毕业后表现都很好，有一个学生成为一个大矿务局的副局长，有一个当了一个大矿的总工程师。后一位同学回校后仍与大家不合群，同学们还是歧视他。他们班的同学还开大会批判过他，许多的批判内容，我认为都是断章取义的。听说后来他在学校当了一名实验员，“文革”后我再没见过他。
回想那时我的工作，除了政治上有极“左”的情绪，还有不大重视学生业务学习的问题。那个年代，一切都是政治挂帅，后来，上级更进一步提出要“突出政治”，而且还不能落实在业务上。“文革”开始后，学校的政治工作更是在岔路上开起了快车。不过，我也很快被打倒了。我的这一段政治辅导员工作，为我以后终生从教开了个头；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也都成了我的宝贵财富，为我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