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过了1957年，随着党中央“十五年赶上英国”和“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提出，龙泉煤矿党委号召全矿职工写大字报，大鸣大放，批判保守思想和“三风五气”，开展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双反运动”和“两参一改”活动。生产任务指标也一天比一天重，从日产1000吨到1300吨、1500吨。矿上不断地组织“丰产日”“高产周”“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不断地开动员会、誓师会，井口旁扎起了宣传栏、光荣榜、擂台……“大跃进”的温度一天比一天高。这时，我和王世明同学被调到矿党委新成立的宣传组工作，用各种形式造声势。
工人下井前，先是区队长给班长下达命令，形式常常是模仿戏台上、电影里武将出征的样子。有一次，采三区有一个采煤班，列队在区办公室门口等待接受任务。区党支部书记拿了一面上边写着“330高地”的小旗，严肃地对着班长说：“我命令你们，今晚一定拿下330高地（指产煤330吨），完不成任务不能下火线！”班长接过小旗在手中一摇，高喊一声：“得令！”
有时区长书记，还领着全区的当班工人到党委门口宣誓：“指战员，把战宣，完不成任务不下火线……”“头可断，血可流，产量一吨不能丢。”那些充满激情，铿锵有力的誓词可以编一个集子。矿小的学生，奏着军乐列队送工人下井。大喇叭一天到晚报捷，矿领导还带着食堂工人端着好菜，敲锣打鼓到井口迎接完成任务的工人。家属到矿上帮着包水饺，就连理发师也到工区去给工人理发。鞭炮声更是此起彼伏，矿上天天像在过年。就这样还是完不成不断加码的生产任务，矿长着急了：“这样鞭打快牛，还有完吗！”我第一次听到矿长发牢骚。
井下生产的节奏越来越快，推矿车的跑起来了，按说这是违章作业。可是运输工人提出的口号是“车皮供应如水流，运输工个个是车头”。一个立井提升跟不上，在旁边又打了一个立井。煤出多了火车运不及，煤场上的煤堆常常堵住高高的溜煤口。机关干部有了一个新任务，轮流到煤堆顶上去扒煤。干部们出了一身汗，再让卷着煤粉的风一吹，个个像小黑鬼。
接下来的关键是回采工作面。于是全矿的地面职工都去采煤面支援，轮流下井攉煤。书记、矿长还到采煤面上去当“四员”——指挥员、战斗员、安全检查员、工人的送水员。我也被调到了采煤三区，在七层煤的一个回采面当采煤工。抡起手镐往煤壁上一挖，大块大块的煤就落在自己面前。再用大铁锨攉到运输机里，看着溜槽里煤如流水。开始全身是劲，可是每到班中间，就不行了，身上没劲了，看看眼前还有很大的工作量，心想，今天累死也完不成任务了。说起来也怪，明明是一点劲也没有了，用黑手抓着，狼吞虎咽吃下五个馍馍，喝上点水，劲又来了。就这样任务天天都完成了，也还没累死。
不过，为赶任务，班长常在工作面骂人，我也挨过几次骂：“快干，别当孬种，干不完没人替你。”常常是一边说着就拿起一把镐，帮我检查一下顶板的安全，采下连在顶上的炭。有时还接过我的锨，唬哧唬哧帮我把一大堆煤攉到溜子里。我真奇怪，他哪来那么大的劲头？
到了1958年五一节，市里开过跃进大会之后，那生产计划就没有边了，要矿上的煤产量比设计翻一番、翻两番，要日产3000吨。依靠现有的人、现有的矿，是无论如何也完不成任务的。
军令如山，怎么办？矿上想出了两个办法：一是到处寻找、恢复过去的小窑；二是大量招收新工人。新工人招了多少我不清楚，反正宿舍挤了又挤还是装不下，图书馆、大餐厅也都占了，又在宿舍区西边，顺着那条崖头挖了一大片窝棚，里边也塞得满满的。再后来就合并办公室，连党委会议室也不要了。好像新工人比老工人还多，到后来，“五八年的工人”成了一种资格。
矿上到处是人，干什么都要排长队，吃顿饭都要费很大的劲。这还不说，附近的洪山煤矿还成立了家属小煤窑，老婆孩子都上阵了。我当时对这一切，一律视为形势大好，理所当然，兴奋之余，还写过一首赞美诗——《妇女也要上前线》。
想一切办法完成上级下达的生产任务指标，是当时人们的共同心愿。领导再三强调，“办法想不尽，潜力挖不完，只要解放思想、敢想敢干。”到了11月20日，矿上还真放了日产3004吨的卫星。不过事先要准备好几天，事后也几天生产不正常。好像上边压任务，下边弄虚作假，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正当全矿职工使出全身解数，为不断提高的煤炭产量任务而拼死拼活的时候，1958年8月21日深夜12点，淄博市委接到了山东省委关于抓紧钢铁生产的紧急通知，市委常委连夜召开了“钢铁会议”。没等会议完全结束，22日凌晨3点就通知全市各单位领导，一早赶到市委开会。各单位领导的会议，从早上一直开到晚上10点多。会议要求，全市从23日0点开始行动，全面落实会议精神。
龙泉矿党委，23日0点开会研究，23日一早就召开职工大会。在机电科西边的院子里，坐在一张临时安放的桌子旁边的矿党委书记，面容憔悴而严肃；职工们急急忙忙从四面八方赶来，不少人边吃着手里的干粮边找地方坐。一会儿场子里就挤满了人。
书记首先传达中央指示，中央决定，1958年的钢铁产量指标要翻番。这是“政治任务”，必须坚决完成。他还加重了语气说：“现在是考验每个党员的党性的时候了。”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土洋结合两条腿走路”，大搞“小、土、群”。任务艰巨，时间紧迫，要立即行动打一场“淮海战役”。我们煤矿不光要多出煤，还要出铁、出钢，而且越多越好。我觉得像是部队在做战前动员，而且听到了许多新的名词、提法，心情振奋、激动不已，接下来我就要在炮火连天之中冲锋陷阵了。
战争年代还没有远去，服从命令听指挥是我们的优良传统。那时的人们，早已经习惯了上边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办。成立钢铁厂就是一句话，开始只有几个专职人员，靠发动全矿职工义务劳动。轮休制自动取消了，有的人已经接连干了十几天，家里有事歇个班还觉得不好意思。消防队的工人更是提出倡议，“15年不歇班”。机电科先用化铁用的猪嘴炉炼出了铁，后来机关的技术人员又照它的原理，设计出了由两节或三节组成的大座炉。党委当即支持加工制造。
9月3日，党委组织职工学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和《人民日报》的社论之后，一致表示要鼓干劲多出铁，让铁水淹死美国狼。金门的炮战更增加了矿上的紧张气氛，我们这里也是战场。
谁想到，这时上级下达的产量指标是日新月异的，记得日产量计划从1吨、3吨到5吨，很快又成了10吨。政治任务是不能含糊的，何况又是书记挂帅。于是党委决定，立即动工建一座日产5吨的小洋高炉，后来又加了一座。工地上灯火辉煌、夜以继日，而且全矿职工人人都分得了磨耐火砖的任务。
原有的炉子加紧生产，苦战一两昼夜不下火线的人，已经算不上积极分子了。我曾一连15天不脱工作服，全身的皮肤干得难受。有的人实在支撑不住了，就近在矸石山下顺坡伸伸腿，躺一会。那里横七竖八躺着一片人，什么姿势的都有，个个蓬头垢面、衣衫肮脏，好像是一个刚厮杀过的战场。更有的人晕倒在炉前，头上泼一盆凉水，醒过来接着干，真是“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
边学边干，没过多久猪嘴炉、座炉的生产技术，我都掌握得很好了，开始让我带新工人教徒弟。师傅没当几天，10月22日又调我到铁厂办公室工作。
粮食供应已经乱了套，从粮食局拉到矿上的，有时是高粱面，有时是地瓜干，还给过一次小麦。分给的地瓜，还要矿上自己派人到地里去挖。说是农民、粮食加工厂的工人也都去炼铁了，现在没有人干这些活了。许多的机关和商店都关门了。
1958年10月底，我们矿的小高炉投产后，全矿职工兴高采烈，我们似乎成了“煤铁联合企业”了，这下可扬眉吐气了。为了向国庆献礼，党委决定，要放日产50吨铁的丰产卫星。经过了一番周密的准备，还专门召开了动员大会。可是，我们还没高兴多久就传来了消息：周村的一所中学，已经放了日产百吨铁的“卫星”。
上午刚得到信，中午矿党委书记就到办公室严肃批评我们：“思想保守，无所作为，咱们一个国营矿山还顶不上人家一个中学吗？”要我们赶紧去取经。钢铁办公室主任老封，随即带我一同骑自行车出发，累得腰酸腿痛，好不容易赶到周村的那所中学。到了那里，已经空无一人，我都下不来自行车了。我俩在校园里转，只见大操场上一片一人多高、像馒头一样的土坯炉，而周围到处是像砸破了的陶管碎片。我俩都莫名其妙。
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人，虚心求教，终于明白了他们“坩埚炼铁”的先进经验。就是用耐火土做成直径10厘米粗、25厘米左右高的坩埚，把铁矿石、焦炭、石灰石砸碎，按比例混合后装在里边；在炉底先放上木柴，在上边一层煤炭一层坩埚装满，而后点火烧。待停了火之后，把坩埚砸破，就有一块马蹄形的“坩埚铁”。他还特意找了一块给我们看。
我拿着那个沉甸甸、紫蓝色、馒头样的东西，心生怀疑，自言自语：“这是铁吗？”封主任用拐肘狠狠捣了我一下。回来的路上，主任又严肃地批评我：“你可别忘了，你是个党员，你怎么能说人家不是铁呢。”我嘴里不敢说，可心里直嘀咕：“怎么？现在不能说实话了？”可我一想自己是个新党员，矿上刚开了党员大会，提出了“共产党员的十项义务”，接下来还要整党，我就再也不敢想了，党员是绝不能给群众运动泼冷水的。
坩埚炼铁的先进经验，很快就在龙泉煤矿开花结果。从机关抽调了几名骨干，家属委员会把能干活的家属和小学生都组织了起来，没有地方干活就顺着崖头挖洞。钢铁办公室提出：“苦战三昼夜，炼出坩埚铁！”机修车间的两台车床加班车木棒；几个年轻妇女不分昼夜地缝布套；小学生用锤子砸矿石、焦炭、石灰石；其他的人，都用耐火土拌的泥，在加了布套的木棒上做坩埚。我们做的坩埚，比那个中学的又粗又高。坩埚炉是发动各单位包干，记得直径是三四米，比那个中学的大得多。
人再急，那坩埚干不了可没办法，紧赶慢赶，第三天总算点上了火。一片土黄色的“蒙古包”样的坩埚炉，个个顶上冒出的浓浓黑烟连成了一片，不一会儿成了无边的黑云。我从没见过如此壮观的景象，真是令人心潮澎湃、激动不已。可不一会就黑云压头，呛得人喘不过气来了。这次我们也放了一个比那个中学更大的卫星。
在这以前，往上报产量，我还是让他们过磅的，不敢虚很多，怕上级查出来挨批。现在看来，我的思想的确太保守，报多了只有人表扬、没有人检查，甚至于没有人敢怀疑。当时的许多“钢铁卫星”，就是这样放出来的，即“人有多大胆，炉有多大产”。
我们还没有来得及高兴，又传来某个刚成立的人民公社，放了日产千吨铁的卫星。书记的压力更大了，简直有点气急败坏：我们一个堂堂的国营煤矿企业，还不如一帮农民吗？哪有这样的道理……
听说他们的经验更先进，就是把一些老百姓的土坯房子掀了顶，把门窗的窟窿也用土坯堵起来，里边底下放木柴，而后再一层煤炭一层矿石地堆上去，把火一点，出来的就叫“烧结铁”。
大家的头脑似乎都出了毛病，谁也不想想这是怎么一回事？别人怎么干就怎么干了。这个经验比较好学，就着那一群坩埚炉如法炮制就是了，还省了做坩埚。这种搞法，虽然煤矿不缺煤，可哪来那么多铁矿石呢。主任想出了法子，告诉我准备好汽车，后半夜到不远的黑旺铁矿去偷。
已是隆冬天气，北风凛冽，汽车上很冷。我也学会了喝上口烧酒暖暖身子，那酒可是十分宝贵的。出了门才知道，我们真是井底之蛙，不知道厂外的大好形势，现在哪分白天黑夜。在车顶上举目四望，只见到处浓烟滚滚、火光冲天，路上运矿石、焦炭的大小车辆像当年支援前线的车队，来来往往争先恐后。我还有兴致在车上诌了一首打油诗：
夜到黑旺不用灯，
漫山遍野一片红，
霞光万道冲天起，
焰火丛中传歌声。
到了黑旺铁矿，只见处处人头攒动、车辆拥挤。炮声一响过，人车就像潮水一样涌过去，只要是石头，就往自己大大小小的运输工具里装，谁也管不了。看来不用偷，跟着抢就是。到天亮运回来好几趟，有的矿石连点红颜色都没有。
我已经有5个昼夜没上床了，早饭半个馒头还没咽下，就趴在桌上睡着了。主任强令我回去休息，我带了点吃的，也不知怎样回到的我那“别墅”，到床上倒头就睡。一觉醒来，感到身子软成了一摊泥巴。
一会儿觉得饿了，摸摸肚皮，已经快贴到后脊梁上了。吃上点东西，迎着过午的太阳就往矿上赶。那天我一餐吃的东西可是放了个大卫星，有3斤5两煮地瓜、半斤馒头、两缸子稀饭，还有几缸子水。这不是杜撰，它明明白白地记在我1958年11月5日的日记上。我这个纪录自己以后再也没有打破过。
主任见了我面带嘲讽地说：“这一觉可睡足了！”我说这不刚过晌午吗？他这会儿是真笑了：“已经转了一圈了。”这时我才感觉到恍恍惚惚，好像刚从另外一个世界回来。我们的主任比我更忙，他10月1日买了双袜子，穿在脚上到11月20日还没洗过。
我们炼的铁，都是由金岭镇的一家钢铁厂收去再炼钢，可是“坩埚铁”“烧结铁”他们说什么也不要。他们说，别说炼钢，就是再放到炼铁的高炉里它也不熔化。别处已经送去的堆得像小山，正愁着没法处理。这个采购员敢说这样的话，令我敬佩不已。
待1958年底，我到了湖南以后，已不再见山东大炼钢铁那样的场面，但随处可以见到被遗弃的土炼铁炉。至于后来那些散布在各处的、一个个似铁非铁、王八盖一样的大小炉底，搬不动、砸不破，是很多少年以后才消失的。
开始的“大跃进”，只是说“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可是在全国的工农业生产大跃进高潮中，交通、邮电、教育、文化、卫生等，一个又一个的“大办”提出来了。在这些“大办”中，和群众关系最大，影响最深远的是高等教育的“大跃进”。
1958年夏天，在中国大地上，突然之间冒出了数不清的大学。特别是一直走在“大跃进”前边的河南省，先是一个地区办一个大学，后来一个县一个，再接下来是一个公社一个。这些大学是怎么办起来的呢？据说，县里的大学是把原来的中学挂上大学的牌子，中学的老师变成大学教授，再配上些老农算是土专家，教室原封不动，教研组变成了系。公社办的大学就更敢想敢干了。
农村的土大学办得如此轰轰烈烈，城里的洋大学也不甘落后。新办的大学遍地开花；中专升大学更是易如反掌，我上学的淮南煤校也不例外地变成了本科大学——“淮南矿业学院”。另外，各基层工矿企业、事业单位也都在大办“红专大学”，许多小学的大门口，也赫然挂上“附属××红专大学”的牌子。另外，单位大门口的牌子多，已是一种时尚和荣耀，它至少表明这个单位“大干”的劲头足。记得1959年冬，我曾亲自数过湖南澧县老木寨铁厂的门口，一共挂了19块牌子，其中有党、政、工会、共青团、妇联、武装部、红专大学，还有各种各样的办公室和指挥部。无独有偶，46年后我在山东泰安的一条街上，在一个不大的门口边，也数到了19块牌子，不过名称都变成了公司、事务所、协会之类，那牌子的材料也由木头的变成了铜的。可是半个世纪过去了，中国人的潜意识依然如此。
那时候不论大小城市，大街上敲锣打鼓的报喜队总是络绎不绝。都是前边打着横幅，跟着是抬着报喜的大牌子，后边是彩旗、锣鼓和边走边呼口号的群众队伍。人们的思想、精神、情绪，长时间地沉浸在一种莫名的高度亢奋之中，就算不说疯狂，说中国人都患上了传染性的妄想症，是一点也不过分的；似乎人人都失去了自我思考的能力，我也毫不例外，上边说的、报上写的都是对的。
要把这种“大跃进”的形势长期保持下去，就要不断地批判右倾保守思想，批“观潮派”“秋后算账派”“拔白旗”。在大小单位里，学习会、批判会，几乎天天在进行。有的时候是针对某种思想，有的时候是要找出代表人物。“拔白旗”，就属于后一种。
我在龙泉煤矿参加过“拔白旗”运动。对象是怎么确定的，我不清楚。事先党小组长告诉我，我们组的对象是一位女技术员，她是上海人。说起来我们还是校友，她是淮南煤校设计人员培训班毕业的。这个班的学生，全是从上海招收的一批高中生，在校培训了两年，大概算大专学历吧。不知是由于性格内向还是自视清高，她从来不和我们打交道。不过我也没听见她说过什么错误言论。可是“拔白旗”是政治任务，党员必须积极参加，我问小组长，会上该说什么。小组长告诉我：“这个人和咱们不一样，谁也看不起，干什么也不热情，一心走白专道路，别的你再自己去考虑。”
头一次会上，小组长先讲了开场白，就是三面红旗的伟大，当前形势的一片大好，有些人思想跟不上形势是危险的云云。接着就点了她的名，并要大家提提意见“帮助她”。于是积极分子们争相发言，不是积极分子的也庆幸这次不是自己而赶紧表态，群起而攻之的激烈场面就形成了。大家要她老实交代：对三面红旗是什么态度？脑子里整天想的是什么？这和你的家庭出身有什么联系？……她吓得面色发黄，低头不语。大家又说她不老实，拍桌子要她站起来，就这样一连批了她几天。后来听说她辞职回上海了。
想起来实在对不起她，这算怎么一回事呢？我这个积极分子也实在是为了表现自己而害人。我想，那个时代的运动积极分子，大半是我这种角色，当然，有的是自觉的，有的是盲目的。
我到了湖南之后，有一阵子社会上还批过不敢争先的“中游思想”，叫“火烧中游”。那时，别管开展什么运动，我都是积极分子，直到不久之后，一场意想不到的运动之火烧到了我的头上，我才琢磨出了点这积极分子的味儿来。不过，我一生遇到的运动，都是反“右”的，从“反右派”“反右倾机会主义”直到“反走资派”，极少有反“左”的。
“北煤南运”对于国家的经济建设布局产生过重大影响，对我的一生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当时的煤炭部，从北方抽调了大量的煤田地质勘探、矿井建设、煤矿生产管理等专业人员，到江南去支援煤矿建设，有幸我也被领导选中。我是1958年11月22日接到调湖南省工作的通知的。所谓“通知”其实就是一句话，并没有什么文字的东西给我看。
钢铁办公室的封主任告诉我：矿上有支援湖南省地方煤矿建设的任务，有你的名字，给你三天假准备一下。这类事，那时一句话就够了，二话不要说，三天准备，立即动身。后来变得那么复杂的工作调动，在20世纪的50年代，就是这么简单，讲条件是丢人的，不服从是不可思议的。革命者无条件地服从党的需要，是实实在在、言行一致的。那时，革命是第一位的，个人利益很少有人考虑，包括我自己。一个人在社会上，就像狂涛巨浪中的一叶浮萍，不知什么时候会被卷到哪里。
听人事科的同志告诉我，这回是集体行动，从淄博矿务局选调了127位领导和业务骨干，到湖南去帮助发展地方煤矿，落实毛主席解决“北煤南运”的指示。这可是个光荣任务，把我变成了“业务骨干”，工资也由原来的29.5元一下子提到了44.5元。于是，自己还有一种荣誉感，我也算是“南下干部”了。
在这之前，10月27日，我的未婚妻已经从龙泉煤矿调到了“大跃进”中新成立的山东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去了济南。这次我要远远地南下了，是不是结了婚再走？我想和她商量一下。可那时一般人的通信手段只有写信，有急事打长途电话需要到博山市区的大邮电局。
11月22日这天，我还是工作到半夜，凌晨2点，保卫科的曹科长送我到淄川去赶火车，坐的是拉矿石的大卡车。6点多到了博山后，我急急忙忙地到邮电局去给她挂长途电话。我坐在邮电局的长靠背椅上心急火燎，可那电话两小时以后才接通。在电话里她的声音似像非像，听到她答应马上从济南赶来送我的话，我感动得不知再说什么好。她当天下午就回来了，而且同意结了婚我再走。
在那个年代，我和大家一样，脑子里装的只有干活。“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不是个人考虑的事，自己就是要想怎么样“我为人人”。在“大跃进”的年代，婚丧嫁娶一切从简，也没有人顾得张罗这类事。我俩结婚又是在即将远别的匆忙之中，更是简单得无法再简单。没有通知亲友，包括双方的父母。矿里知道这事的，只有人事科给我开介绍信的人。没有新房，没有结婚仪式，没有结婚照，没做新衣服，更没有宴席，甚至我们结婚的那天馒头都没吃上。不过也还是花了五角钱，我花两角钱理了个发，我俩到乡政府领结婚证，交了三角钱的工本费。那结婚证是“龙字第147号”，上面盖着“淄博市淄川区龙口乡人民委员会”的大章子，是真品。如今这是我们家的一号文物了。
1958年12 月4 日，我们山东淄博矿务局的十几个技术和管理人员，乘上了南下的火车，其中年纪最大的是洪山煤矿一位姓杨的采煤区长。老杨那年已经48岁了，自然就成了我们的领头雁，我们一切都听他的。上车前，他带了一包洪山的土，喝水时都让我们捏上一点，说是免得水土不服。
在往南急驶的火车上，我的心情是很复杂的，一想到，到了南方一定要大干一场，把青春奉献给解决北煤南运的伟大事业，实现自己的革命理想，就心情激动、意气风发；一念及多年相恋，新婚不过三日的妻子，心中未免有些凄凉。情感所至，拿出口袋里的日记本，写下了下面几行字：
相见时难别亦难，
忙针匆匆催人还。
春蚕自缚到丝尽，
蜡炬成灰芯先燃。
朝思为党沥心血，
暮想与民化甘泉。
宜将痴情藏深处，
切莫遗笑在人前。
……
1958年12月8日，我们一行十几个山东人，到长沙的湖南省煤炭工业局报到。我和老杨又一同分到了常德地区煤炭工业局。后来我爱人也调到了那里，一同在湖南的大山里转了好几年。1964年9月6日，我和爱人，还有出生在湖南的女儿回到了济南，调到山东煤矿学院工作。近6年的时间，于人生长河而言，不算太长，也不算太短，却是我人生经历的一段非常时期，在时代的浪潮中，我被裹挟其中，五味杂陈、浮沉不已，不堪回首，又回味无穷……
20世纪60年代初，我和爱人带着孩子一同在湘西的大山里建矿。右边站的是去看望我们的内弟刘其中，他后来曾仼新华社驻联合囯分社社长。
这期间我经历了人生很多第一次，我第一次出远门，见识了江南大城市长沙；我进了机关，成为常德地区煤炭工业局的干部；我全身心投入煤矿建设，亲手设计了几座小煤矿；我莫名其妙地当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还是“敌我矛盾，人民内部处理。下放劳动，以观后效”。又稀里糊涂被“甄别”了……我伤心了，感到这里不再需要我，不想在湖南工作了。
对我而言，这一时期，既经历了最激情满怀的日子，也度过了苦闷无边的岁月。但是有一点，当时的我，无论在何种境遇之下，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的信念没有动摇过。这是我们这代人的特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