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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词源学中，“记忆”一词最先来自拉丁文memoria——兼具两层意思：“记忆”和“回忆录”。语言学家维柯（Vico）认为，当我们从知觉层面来进行记忆的记录和存储时，其行为应当被称作memoda（记忆），而当时过境迁之后，人们在从思维意识中调取那些被记录和存储的片段时，则叫作reminiscentia（回忆），或者叫phantasia（想象力）。因此，可以看出，在古希腊的语言文字中，记忆存储、回忆和想象等几种行为实际上都是在memoria的指涉中不加辨别来使用的，或者说，在语言学层面的使用中是可以彼此相通地指涉的。
而古希腊神话中，记忆女神是摩涅莫绪涅（Mnemosyne，拉丁文即Memoria一词则来自这位女神）。她是宙斯的第五个妻子，她所生的孩子们是九位缪斯女神，掌管着音乐、艺术、诗歌、戏剧等。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一位缪斯女神——克丽奥女神（Cleo）掌管着历史。因此，可以看出，在西方思想渊源中，历史是记忆的女儿。法国历史学家维尔纳姆（Virnam）将记忆描述为“超越时间，与上帝合一”。这说明，在古代历史和神话中，人类已经在文明层面上厘定“记忆”的概念。尽管，记忆的最初环境和形式在人类早期文明中边界可能还不够清晰，但是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记忆被人类文明视为一种神圣的活动——通过这一活动来超越自身的物质生命周期，并进行代际传承，最终成为“历史”。显而易见，遗忘这一“反记忆”过程则被认为是一种文明的衰落和消亡。
作为一种心理功能，对记忆的思考和探索来源较早。早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时期，古希腊学者就对人类记忆现象充满了好奇，对记忆现象进行了较为原始的和思辨的研究和阐述。这种源于哲学的记忆理论和思辨，无疑是记忆研究领域的先行者，对后来者的工作具有启发作用。
记忆在心理层面与思维、意识、理性等心理活动之间的密切关系一直是哲学家们所关注的问题。古希腊的传统是强调在理性框架下追求真理。他们关于记忆的观点经历了一些哲学观点的发展和演变，如古代本体论的记忆观，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记忆观，记忆的现代认识论和现代生命哲学的记忆观。这些记忆观虽然理论不同，但基本上都是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来分析记忆。很少有人把记忆作为一个真实的、独立的、系统的研究对象，这样的研究取向在哲学家的著作中大多是零散的。
19世纪以来，由于心理学的巨大进步，记忆被看作一种心理历程，得到了足够的重视和研究。记忆被当作一种大脑活动得以考察，一种是对事件的记录和存储，另一种则是对遥远过去的经验性材料进行获取的行为。在对这两种过程进行考察的过程中，一般将个体作为研究对象和案例，综合运用了大量研究模型来进行实证研究。20世纪英国心理学家巴特利特（Bartlett）认为，心理学层面的记忆研究在20世纪获得了最为重要的发展，然而，尽管其研究已经进入成熟领域和阶段，但忽略了人类社会运行过程中的集体因素，缺乏对权力生产和运行应用的关注和考察。换句话说，如果记忆研究只在心理学层面针对个体进行考察，它永远也不能进入社会学领域
。
进入20世纪后，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爆发，群体性的社会问题和矛盾不断积累和显现。两次世界大战相继爆发，也让人们开始思考人类自身和文明的命运等重大问题。相继来说，社会和历史的研究视角开始被人重视，基于集体性的社会学研究视域不断切入以前的科学视域当中，或者可以说，社会学和历史学研究方法也在不断地和理性科学方法相融合。人类记忆的研究也相继发生了重要的转变，即从科学领域转到社会领域，研究对象从个体主义立场转向了基于国家、社会、文化的宏观立场。社会学层面的记忆研究开始逐渐浮出水面。实际上，这样的研究兴趣最早可以追溯到1902年的社会学家胡果（Hugo）。在其著作中“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这个学术词语得以首先使用。在他看来，集体记忆本身不是一个不变的东西，而是一个不断积累和存储的结果，但在这个过程中应当看到控制性的力量。但是，遗憾的是，这个学术词语和研究领域被提出之后，他本人并没有沿着这一路径继续深入研究下去。集体记忆的研究并没有在胡果这里“开花”，但无疑种下了学术的“种子”，以待后人继续跟随。
而后，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的社会事实理论将记忆研究往更深一步进行推进，即将社会或是社会的群体作为研究单位。涂尔干在其著作《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the Religious Life ，1912）中涉及了纪念仪式的讨论，集体记忆的思想火花从兹而发。尽管从未使用过“集体记忆”这一术语，但涂尔干指出，社会需要与过去保持连续性和联系，以保持社会团结和凝聚力。他对传统宗教传统的研究表明，仪式传递了传统的信仰、价值观和规范。共同的仪式提供了一种集体欢腾（collective effervescence）的感觉，一种对个体的超越和对一个统一的神圣团体的皈依。因此，聚会、圣物、圣地等，被认为是拥有巨大的力量的装置，为记忆提供从过去到现在所实现的传递。
这一路线的集大成者、师从涂尔干的社会学家哈布瓦赫在汲取了哲学家柏格森关于“绵延”（duration）的哲学思想，以及包括心理学家夏尔·布隆代尔和法国年鉴派社会学家等人的学术资源后，正式将记忆研究带入社会视野，成为集体记忆的开创者。
1925年，哈布瓦赫发表了代表性著作《记忆的社会框架》（
Social Frameworks of Memory
）。首先，从学术思想脉络的角度来看，在这本书中“集体记忆”这一概念被提出来，主要是对抗哈布瓦赫早期受影响的柏格森高度个人主义的思想，回归时间体验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然后，从最一般的人类生活和思想层面入手来进行论证。哈布瓦赫展示了记忆在集体框架下的生成过程，以及在此生成过程中整个社会思想的控制和规范。就如同自杀社会学的思路，他阐发了记忆的社会学。在哈布瓦赫看来，纯粹的记忆并不属于私人，而必须放在集体框架下来看待。个体再通过把自己置于集体框架来实现个人记忆的重建，并仍然逃不过当下性的塑造，除非在自己的梦境中。如此一来，记忆不再是“个人命运”而已经是“集体命运”。这一系列类似在宏大格局和私人领域“循环往复”的思想脉络和学术风格实在让人不得不随时联想到其师涂尔干的思维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