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本书的考察对象是2008—2018年十年间汶川地震灾难记忆在空间媒介的呈现和建构过程。确切地说，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①汶川地震作为灾难事件，在不同阶段被逐步建构为灾难记忆的阶段性过程。
②汶川地震被作为灾难记忆被空间媒介所建构和再现的过程及特点。
在汶川地震灾难记忆媒介化的动态过程中，言说者和记忆公众有哪些？他们之间又有何种关系？
第一部分（绪论）：阐述了本书的背景、研究现状、研究目的与价值以及研究对象、研究框架、创新点和研究方法。
第二部分（第一章）：梳理灾难集体记忆的理论地图。追溯记忆研究的理论源头，主要梳理了继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以来的集体记忆研究的理论学说成型史，重新审视和提炼社会学视野下的记忆概念。该章从哈布瓦赫、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巴瑞·施瓦茨（Barry Schwartz）、保罗·康纳顿（Paul Colnerton）、阿斯曼夫妇（Assmann）、丹尼尔·巴特（DanielBar-Tal）等人的经典论述出发，梳理其理论演化轮廓，并提炼了集体记忆的共同性元规则。在此规则下，进入对“文化记忆”这一重要理论转折点的概念厘定和梳理。本部分结合“媒介”这一最为核心的讨论对象，凸显“文化记忆”理论在阿斯曼等德国学者的发展下，如何阐释记忆中介即文化媒介的阐释价值。文化记忆理论下，创伤得以从事件的重构走向文化的形构，意义得以再现并实现对记忆人群的身份化。在此框架下，本章进入“灾难记忆”的概念梳理，重点阐释杰弗里·C.亚历山大建构主义的文化创伤范式，包括启蒙/精神分析理论和言说行动理论模型，使得后续章节对记忆公众进行区分成为可能，并为针对不同媒介和文化形式如何建构和再现创伤的研究做出理论铺垫。
第三部分（第二章）：以汶川地震灾难记忆媒介化作为对象，构建方法论。本部分将汶川地震作为创伤事件导入“文化创伤”理论框架，梳理10年间的媒介建构进程中背后的“言说者”（包括官方、精英人士）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模型、意义成因等。梳理创伤记忆构建的对象——记忆公众，并对不同公众进行区分。公众和“言说者”的关系和媒介角色的讨论一直贯穿本研究全部章节。其后专门探讨汶川地震作为事件历程的分期，并结合媒介化的功能和意义，探讨震后10年媒介化的分期和矩阵，以媒介形式作为划分，讨论了大众传媒、空间化媒介、媒介仪式、赛博空间（cyberspace）的记忆书写等媒介形式，阐释媒介的生产模式不同所带来的不同记忆建构分析范式的不同，为后续章节的研究做出铺垫。
第四部分（第三、四、五章）：分别梳理10年间汶川地震作为灾难事件的空间媒介化历程，通过对这些媒介不同的文化和意义生产框架的梳理，分析了“汶川地震”这一事件如何被这些媒介进行记忆建构和话语表征，考察记忆框架背后的“言说者”如何进行权力运作，以及不同的记忆公众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具体如下：
第三章 聚焦在线维基百科的“汶川大地震”条目和百度百科“5·12汶川地震”条目，旨在梳理在线记忆书写平台的话语和文本，采用量化文本分析工具分析和比较二者在汶川地震这一条目下两个写作群体的认知和情感倾向，比较二者的异同。围绕条目的记忆写作，本章依靠对语篇的篇幅和文本细读，来归纳记忆书写的协商和冲突关系，并试图将二者进行比较，勾勒不同的记忆书写群体的特征。
第四章 本章聚焦汶川地震作为记忆遗产的最重要象征——5·12汶川地震博物馆和遗址纪念群落，并锁定纪念物数量最多和质量最优的一座——5·12汶川特大地震纪念馆来进行重点分析。作为“专门记忆机构”，机构的建立过程是一种“记忆建构”的物理搭建，本身就意味着组织者、参与者和公众三者之间的博弈关系和争议点，对其进行分析是将它看作汶川震后10年的“历史研究”，即“记忆机构的建筑史也是一部记忆史”的观点。随后，采用叙事学的方法将之视作媒介的叙事生产来进行结构，通过叙事者、叙事结构和叙事语法来剖析其中的权力身影和记忆展演。但为了不忽略记忆受众的“主体性”，提出记忆机构的“有限性”并将观众的记忆建构接受当作一个过程。通过质性的方法对纪念馆留言簿进行分析，以窥探观众的主体性经验和感想。再回归创伤记忆的经典框架来探讨记忆建构过程的双向性或多向性。
第五章 本章关注汶川地震的另一重要“记忆遗产”——地震遗址。通过实地考察梳理北川老县城遗址的保护和重建过程，分析其记忆空间秩序格局的形成。再将之视作激发情感的“记忆之所”，聚焦“人地关系”，探讨遗址重建所形成的记忆新秩序和原有秩序之间的关系，引发对新老县城对比格局的思考。对老县城遗址的记忆公众进行了分类，分别考察本地参观者和外来祭奠者，采用访谈法深入挖掘两类人群被遗址唤起的记忆及其原因，讨论记忆社群在同一空间秩序中形成不同维度记忆秩序的现象，并进行权力解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