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如何定义和安放记忆？

从自然灾难的角度来讲，汶川地震是一场造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伤亡和经济损失的特大灾难。这场灾难的突发性物理创伤本身只是时空维度中的一个节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节点延展出多种超越物理空间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作为一项记忆遗产，它值得我们从记忆机制的角度进行重新审视。

汶川地震发生后，接着是一场持续到2008年年末的全国和全民性的抗震救灾。继而进入2009年后，重建启动，地震灾区骤然停顿的生活得以重新运转，记忆价值则浮现出来。“汶川地震”开始脱离灾难事件的自然主义认知框架进入社会认知框架，产生了当时的新话题——如何定义和安放这场记忆？

汶川地震作为记忆遗产进入官方的视野显然更早，发生在震后不到2周，2008年5月23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北川县指挥救灾时提出“保留老县城、堰塞湖，修建地震纪念馆，以纪念逝者，进行地质科学研究和科普宣传” 。

然而，实际处理、保存和建构“汶川地震”这一集体创伤，其过程并不顺利。《天府早报》2009年3月23日发布了《北川地震遗址博物馆4年投23亿建成》的短消息，并称“博物馆占地27平方千米，投资23亿元，县城整体作为遗址区，博物馆设在任家坪”。 该报道在互联网甫一发布就引发网络舆论强烈震动，形成强大的负面批评。

搜狐网以《5·12地震后的北川，花23亿元修博物馆是为了旅游？》 提出首次质疑。五岳散人以《地震博物馆建成了罗生门》为题加入这场质疑浪潮后 ，冯骥才、任志强、封新城、十年砍柴等网络意见领袖也加入了讨论。新华网、新浪、网易等派记者前往核实或发布分析该事件的时评。凤凰网以《23亿元的博物馆、13亿人的哀痛》为题进行了专题策划，策划题记是这样书写的：

“怎样去纪念这场灾难？从去年一直想到现在。最深刻的纪念藏在我们心底，但我们也需要一个物质的场所：可以去寄托哀思，可以去告诉后代。现在，一个23亿元的博物馆建设规划已经出台，它是否能让你满意？而你，希望它是怎样的？”

《天府早报》 、《东方早报》 、新华网 则分别试图通过北川县文化旅游局局长林川、遗址项目牵头人同济大学教授吴长福来进行舆论纠偏。

围绕北川县遗址博物馆的“建与不建”、“纪念与不纪念”、资金的质疑，显示出汶川地震灾难记忆符号化的过程并非一朝一夕完成，而是非线性前进或是一个累积的过程，充满曲折和往复。除此以外，还有别的“新课题”——回顾2009年的媒体生态，其时最为集中的公共舆论空间是博客和论坛。因为存在这样一种“人人可发声”的平台，一来可以实现草根和个体意见的公共表达，包括来自任何地方的意见表达者都能进入互联网交流体系。二来可作为一种“媒体记录”（mediarecord）实现一种穿越和现场召回（recall）。因此，我们就能通过网络工具看到当时北川本地灾区人的意见。下面撷取一些注册地区为“四川省北川县”的网友的博文或评论：

网友“心有彩虹”在其博客上评论称：“对我们而言如果真要建遗址纪念区，那么就留下那些毁掉的学校医院、没有钢筋结构的校舍好了，牢记该记住的教训吧。不如把这些几十亿的工程放在校舍和医院上，也是人民的福祉所在。”

天涯博主“finyas”称：“就算要纪念，建个纪念碑足够了。为什么不把23亿花在提高灾区人民的生活水平上面？新中国刚成立时牺牲掉那么多的战士，用一座‘人民英雄纪念碑’来纪念，谁能说没哀悼先烈，没教育后人呢？非得花巨资建博物馆吗？”

网友“窗边的小豆”在博客上为这项工程算了账，之后称“我觉得很不合理，因为它的投入比例很不合理，而且也没有效率。重要方面没有加大投入，对那些外在的形象的投入却又占很大比例” 。

2009年3月30日一篇名为《别把“地震遗址博物馆”建成一场新的灾难》的文章出现在贴吧“北川吧”里，引发了吧友激烈讨论。文章中“这个消息对我造成的震撼，不啻一场‘小型地震’”引发吧友纷纷将之复制再粘贴到回复框里发布并附议和点赞。其中一位吧友评论道：“我产生了一种哭都哭不出来的感觉。”

站在2009年2—3月的时间维度来看，当时据汶川地震事件不到10个月。包括北川县在内的约10个市县都已经进入全面重建，各方面的重建工程都在陆续上马。2009年年初，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刚刚前往受灾最为严重的北川、德阳、汶川等地和群众过了震后第一个春节 。彼时，“一种哭都哭不出来的感觉”实际上描绘出了灾区亲历地震的公众面对“汶川地震”作为记忆遗产的集体记忆建构时内心无法言说的尴尬。

这种意见表达实际上暗含了记忆建构的复杂性：灾难事件毕竟是局部性的，其时空物理性对人群进行了划分，也同时对社会身份和行为进行了划分。尽管，社会共同体构建在政治和社会大格局下，而此时“记忆时刻”已到，国家要将汶川地震这一事件所凝聚的社会教育和民族图腾的功能放置到记忆遗产的构建中，就必须面对不同的记忆公众，根据不同的记忆遗产属性并将之形式丰富的“媒介化”矩阵最终变成一种具有包容度的公共话语。

就本研究而言，汶川地震震后已有10年的时间长度。对汶川地震的研究可谓庞杂，包括地理学、心理学、文学、新闻学、传播学、民俗学、灾难学等，不一而足。其中大部分研究都是将汶川地震这一灾难事件的某个取向作为考察对象，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和材料。然而，如同前述，汶川地震的灾难记忆在10年中实际上伴随着政治生态的变迁和媒介技术的发展，其记忆建构并非一个线性过程，其载体和对象也处于多维和多面向的状态。在此情况下，以前的研究一般缺乏三个要素：一是从10年的时间长度考察其记忆的建构与生产，以及背后的话语权争夺。二是对各种媒介和记忆机构的全方位考察。三是考虑记忆公众的主体性和差异性。

实际上，10年汶川地震灾难记忆建构历程契合杰弗里·C.亚历山大（Jeffrey C.Alexander）文化创伤理论的基本观点。亚历山大首先对“创伤”进行了自然主义和建构主义的两种阐释，区别了基于物理的、自然的“常民创伤理论”（laytrauma）和基于社会的、被建构的文化创伤。这样的区分首先契合了汶川地震记忆构建中言说者和公众复杂性的状况。

基于文化创伤的定义，特定的灾难事件并不必然会转化为文化创伤，而只有当这种灾难“被认为”为创伤，或者被需要按照某种模式和框架为其意识形态服务时，文化创伤才得以建构。因此，文化创伤具备过程性、现实性和符号性。我们可以将创伤过程视为“兼具符号性和情感性的再现过程”，其焦点通过表意的螺旋进行“意义生产”。 这一理论框架使得话语和媒介分析的工具得以在本研究中使用。另外，结合文化创伤的建构和再现，汶川地震灾难记忆的媒介化在空间化媒介的场域之中展开，并获得全局性和整体性的审视。 Oe9Jh9jralYBCjd4z9jlu2W9w+bRRLL2hO4Vt0L5AyjvMhOWKRmw0/+Gwxb8c6Q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