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汶川地震，作为一场新中国成立以来造成特大伤亡和巨大经济损失的灾难，不仅是一个特定时空维度中的灾难事件，更是一系列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挥出重大社会和文化价值的国家记忆遗产。虽然灾难早已过去，灾难记忆建构，即脱离灾难事件的自然主义认知框架而进入社会凝聚和体认的动态进程，仍然延续至今。汶川地震灾难记忆建构的复杂性和独特性在于：2008—2018年这十年间我国正处于媒介生态的剧烈变革期，国家信息公开进程取得了较大突破，因此不同的记忆言说主体、记忆媒介和记忆受众都共同参与到了这一建构过程中来。尽管此前对汶川地震的研究可谓庞杂，包括地理学、心理学、文学、新闻学、传播学、民俗学、灾难学等不一而足。然而，这些研究要么距离灾难事件本身较近，要么多少存在研究对象和取向较为单一、静止、片面等问题，缺乏复杂性和动态性的关照。本书得以从汶川地震10年以上的时间长度和视野广度，通过对实地、实物、人物、文献等来细致考察、记录、统计和思考，对汶川地震灾难记忆进行全面关照：其灾难记忆是怎样被空间媒介所建构和再现的？面对灾难记忆的建构过程，不同的记忆言说者和受众处于怎样的状况和局面？在汶川地震灾难记忆空间媒介化的过程中，不同的记忆言说者存在着怎样的冲突、对话和协商？最终建立了怎样的新秩序？

为凸显空间媒介的记忆载体，本书首先借助以阿斯曼夫妇为主的学者们关于记忆与媒介关系的论述，强调灾难记忆在意义的重构和生产中对媒介的依赖和借用，以及媒介化作为记忆再现的现实形态的动态过程。另外，为使得媒介化建构背后的言说者、受众和特定语境能在分析中得以凸显，本书借用了杰弗里·C．亚历山大的文化创伤理论范式，以“常民创伤”来框定和排除了灾难学领域的经验主义指涉，而借用“言说行动理论模型”来将灾难记忆锚定在“媒介化”这一社会学和传播学的交叉视野之中，以呈现十年间汶川地震灾难记忆多元、动态、交互、持续的媒介化历程。

本书将汶川地震作为灾难事件导入文化创伤理论框架，分析了灾难记忆媒介化进程中背后的言说者、记忆受众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模型、意义成因等。然而，这绝非一个“终点”，时间的单向度线性，导致了记忆的媒介化也必然要一直延伸下去，并不断地靠拢和符合当下的需求。

赛博空间具备开放性、互动性、融合性等特点，本书以百科词条书写作为主视角，探寻了赛博空间这一场域下汶川地震灾难记忆书写的竞争和对话。当前新媒体在集体记忆的储存和传达中至关重要，其主要通过互动的方式来实现记忆的建构。新媒体环境下的灾难记忆仍然存在官方言说，但同时也可以看到更多的属于个体、民间的记忆建构议程。新媒体对个体的赋权为灾难记忆建构带来了公民化书写的可能性，进而与传统媒体“官方”生成的灾难记忆进行对话。开放的在线书写是民众“言说者”反思官方言说的场域，但也是不同记忆民众的竞争场域。“精英话语”和“平民话语”有显著分别，记忆公众并非均质的存在，且以自身文化、情感框架和政治诉求等来针对记忆书写进行编辑争夺。

对于博物馆这样的专门记忆机构，其修建史本身就是一趟灾难记忆之旅，充满着争议和各方博弈。博物馆通过对展品的选择、策划、筛选、展示、排列等重构“凝视”的时空，进行“多难兴邦”的叙事转换，释出“救赎者”的角色和作用，并呼唤其官方言说者出来重新定义灾难。而不少观者则在意灾难叙事、再现和表达的精确性、多样性、丰富性。通过对观众留言簿的分析来进一步凸显观众主体性的状态，发现对恐怖经验的直接反应、应激反应、反抗反应和抑制反应，主要来自外地或外籍人士，这时博物馆起到的，实际上并非仅仅是一种以保存民族和文明的姿态而出现的“记忆机构”，而是一种提供“新知”和教育功能的机构，即意在积极意义的寻求和一系列反思。而有灾难经历的观众其情况则较为复杂，他们往往既携带先备知识和记忆与之对话，包含哀思的寄托、追问等，也较多与当下的政治和社会现象产生连接和对话。这也能显示出作为记忆场域的特性，即一种协商、多元、弹性的过程性领域。

地震遗址作为一个记忆空间秩序上的“异托邦”，被本地亲历者和外地祭奠者两个记忆公众群体在其同一空间里进行多维的记忆锚定。聚焦“人地关系”，北川国家地震遗址博物馆与北川新县城呈现出两种背道而驰且相互缠绕的记忆关系。立足于本地灾难事件亲历者和外地祭奠者这两个记忆社群的灾难记忆秩序来进行对比研究，发现本地亲历者的记忆点在功能化和生活化的区域，显示人—地关系原本是有机结合的，而灾难的发生则是一种“有机的断裂”；而外来祭奠者的人—地关系是陌生而机械的，最终是一个“参观”行为。本地亲历者的灾难记忆是内在的、切身的，而外来祭奠者的灾难记忆是外在的、他者的。

在本书的研究和写作中，始终都有一个学术关照，即记忆受众。本书企图探寻官方言说者如何建构现存的灾难记忆秩序，而民众言说者又如何与之形成关系，形成了何种关系。在官方的“制度时空”展演和建构中，民众如何通过身体和想象，共同参与灾难想象共同体的建构，从私域到公域存在一种怎样的记忆勾连状态，亦即“记忆新秩序”——从地震发生至今的一个动态性过程——这是本书的一个重点。

对于民众记忆言说者而言，仍旧存在两对关系，一是官民关系，二是地震灾区本地和外地民众记忆群体的关系，其中既是对灾难的真实体认和“想象的共同体”之间的冲突，又是个人灾难和国家灾难之间的“收编”之困。对于本地记忆受众而言，汶川地震的灾难是“被看”的，甚至还强化了他们对灾难和死亡的感知，建立起过去和现在的应然联系，这无异于“被展示的伤口”。而对于此外的记忆受众乃至全国民众而言，汶川地震的灾难则是一种记忆参与和观看的“他者”主体，其关于汶川地震的记忆之场锚定在国家与民族维度之上——于是，“多难兴邦”这一记忆之场方得以确立，而汶川地震也通过这一秩序化的记忆建构成为一个国家级的记忆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