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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言说者而言，这些具备思考能力和动员能力的主体（agent）能将灾难事件宣称、建构和再现为灾难记忆。在汶川地震创伤记忆的建构中，尽管有不同形式的媒介场域，但务必应当梳理出背后的记忆宣称主体，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当然，在唯物主义辩证观下，任何的宣称和言说都是一种矛盾又统一的中性过程。对于汶川地震灾难再现的主体、内容和方式，其言说行为属于一种稳态发展的过程。
透过记忆话语和叙事的表层分析言说行为，其决定性因素有以下三点：①社会因素，指灾难记忆生产的媒介化过程中影响言说行为的社会规约框架，即定义何为灾难？②文化因素，指利用文化网络中的媒介来承携公众对于记忆的预期框架，即定义如何存储灾难？③权力因素，即考察记忆建构和再现过程中的权力主体及其诉求，如何通过话语和叙事对记忆资源进行分配和处理，即定义谁的灾难、如何修复？基于对以上因素的分析，本研究对汶川地震灾难记忆的媒介建构过程中所涉及的言说者进行了梳理：
官方：主要由执政党和国家政府构成，是国家形象、意识形态和宣传格局的主持者。面对汶川地震这样的灾难事件，首要工作是“维稳”，减少人员伤亡和社会、文化断裂所带来的民众恐慌。又吸取了此前“非典”议程设置的教训，采取较为积极、迅速、透明的态度来直面灾难的发生和发展，获得了国际社会和舆论的好评。其次，在灾难发生后，实施记忆建构议程“多难兴邦”的转向，以高规格的新闻报道和仪式化活动来纪念灾难，并团结、号召社会各界支援抗震救灾，鼓舞人们共同战胜灾难。最终，其目的在于将灾难记忆建构为为意识形态服务的国家政治遗产。
专业媒介：主要包含传统媒体、新媒体的媒体专业人士，博物馆、遗址的设计者等。专业机构和人士对汶川地震创伤进行信息的采集、甄别、筛选、解释、呈现，并采取某种特定媒介机构的传播方式，来管理和调控话语，最终控制记忆的建构。
民间精英人士：主要包含灾区受灾人群和外地人士中对灾区的创伤发生和发展保持关切，并有一定思考和动员的能力，能够在灾难记忆建构的过程中进行符合自身认知的言说行为，并进行宣称和再现。特别是在新媒体取得较大发展的2008年，在此后的几年中，信息流通机制愈加透明和网络化，出现了若干意见领袖，推动了汶川地震灾难记忆言说的多元化。来自不同社会的言说者通过不同的话语来建构不同的记忆身份，福柯曾说“话语即权力”，因此在广域的记忆话语空间中，言说的多元化导致了权力之间的交织与争夺。
对“官方—专业媒介”这对关系而言，高屋建瓴的意识形态必须由专业媒介机构来进行宣称。在中国的新闻和文化事业体制下，媒介主要是国家意志和行政政策的“喉舌”，而不仅是承担着全社会思想和舆论稳定、统一和和谐的重要功能。因此二者的关系主要是“台前—幕后”式的。
对“官方—民间精英”的关系而言，矛盾始终存在，文化创伤的建构毕竟带有同一化要素，要形成文化记忆的想象共同体并非一蹴而就的，始终伴随的是冲突和协调。民间精英人士特别是灾区人群的创伤记忆在进入集体记忆的过程中必定伴随意义的损失、曲解和遗忘，因此二者所存在的对抗和收编关系是显而易见的。众所周知，各阶层的社会集团的冲突通常不再通过较为明显的对抗手段来实现利益诉求，而是更多地通过话语进行表达，从而对社会价值和意义实践进行隐秘的介入，并不断实现新的秩序化和平衡。
对“专业媒介—民间精英”的关系而言，伴随媒介技术的发展，互联网端的公众汹涌潮头，作为传统专业媒介机构之外的发生渠道在新千年后越加成为个人舆论生活的重要方式。在当下文化体制下，专业媒介机构（包括新闻媒体、博物馆、遗址等）具备更多的社会和公共责任，从中起着协调官方和公众关系的作用。一方面，专业媒介机构通过将政府和官方的声音进行向下传达来获得其权力授权；另一方面，专业媒介利用自己媒介生产和实践的经验和专业性，来保证其话语的品质和权威。另外，而随着新媒体的发展，民间精英在公共话语空间中和专业媒介机构还存在着话语权的争夺和交融，基于互联网的信息分享和传播在公共空间的灾难应对上呈现出“众声喧哗”的局面。
就本研究而言，汶川地震作为一个灾难事件其在传播学上涉及多方面的传播主体，不仅媒介要忠实于记录创伤，还要实现抚慰的功能。而灾难作为一种国家级别的记忆遗产，则涉及更为宏观的上层设计。因此，决定“言说者”行为的影响因素有：
其一，政治因素。如同亚历山大所说，灾难创伤意味着“断裂”。在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态中，“灾难事件的破坏性，使公众易处于恐慌之中，对社会来说意味着一定的危机”。因此，政府作为社会的管理方，像汶川地震这样的灾难立刻意味着认同危机和管理危机。因此，政治上的需求和求稳定的目标导向，可以说在汶川地震灾难记忆媒介化的过程中显得尤为突出。“谁能控制话语就能控制思想，谁能控制思想就能控制一切。”
党和政府不仅对媒体机构的宣传内容进行直接的控制，还具备相关人事任命的直接权力。在汶川地震期间，为保证稳定和社会的和谐，政府官方言说者通过控制话语来控制记忆的建构和再现是政治因素的直接体现。
其二，专业因素。无论是新旧媒体还是像博物馆、遗址这样的专门记忆机构，在对记忆的生产和实践中，对灾难的报道和纪念的仪式都有较强的专业性和规约性。无论是信息的采集，新闻的编排和呈现，空间媒介中图片、视频、文字的排列，主观和客观的把握，都需要遵守一定的内部规律和专业操守。从专业性来说，涉及对真相、真实情况、真实情感的呈现，其中专业传播者或言说者，作为“记忆把关人”，控制了信息的流量和流向，也就控制了话语的走向。
其三，市场因素。在当下中国的市场经济为主导的体制下，记忆遗产的保存必然要考虑到市场的回应和反响。另外，对于记忆媒介而言，这些新闻和文化单位主体上是事业单位，受到国家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制约，因此主要以“事业单位性质，企业经营管理”的方式来发展。一方面，这些机构要受到国家意识形态的直接影响；另一方面，面对像5·12汶川地震这样的灾难事件，它们不得不进入媒体和文化市场中，和蓬勃发展的互联网媒体和文化生产单位一起来参与竞争。在这一情况下，不同于1976年的唐山地震，首先汶川地震的新闻报道就呈现出了与以往不同的未有之新局。新媒体时代下踊跃而积极的民间人士通过互联网来倒逼官方言说者选择一种更为快速、透明和开放的信息传播方式。汶川地震当晚，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明确规定“及时准确、公开透明”地报道灾情，网络公众对灾难信息的报道最终促成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灾情即时大规模的发布。从整个灾难记忆的存储和呈现来说，也更加尊重个体生命。
其四，技术因素。在汶川地震中，分布在字节跳动另一端的网络公众在第一时间发出了地震消息并源源不断地以来自灾难现场的图片、文字、音频、影像作了持续呈现，完全突破了灾难性报道的多重限制。其参与人数之众、突破禁忌汇聚信息量之大是令人震惊的。广大的、弥散的、不沉默的“网络言说者”在现实地崩山裂的那一刻也在虚拟的空间中崛起并完成了一轮又一轮的“记忆宣称”。除此以外，也包括网络投票参与博物馆设计、网络公祭等记忆的仪式化建构行为。这一切无疑得益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相对于传统的传播方式的单点、线性、单向度，虚拟空间的记忆建构具备多点、网状、多向度的特点，可称为“记忆建构2.0”。
其五，文化因素。如前一节所述，因为汶川地震波及藏族、羌族等少数民族地区，使其民族文化遗产遭到了巨大破坏，尤其以北川羌族聚居区破坏严重。实际上，文化遗产在灾区较为密集，成都、绵阳、阿坝、德阳四个地区共有1处世界文化遗产、49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少数民族文化中羌族文化在地震中受灾最为严重。因此，灾难所带来的“断裂”不仅发生在生命的伤亡上，更发生在文化意义上。因此，这种“断裂”的宣称霸权争夺也体现在媒体内容的生产和实践中，尤其是博物馆和遗址的展示设计，因为涉及特定文化和族群，以及对待死亡的态度，也带来诸多争议。
其六，伦理因素。当官方的话语霸权和媒介市场的边际不断增加，直至触及灾难事件的伦理边界时，记忆建构的伦理因素开始起作用。一方面是汶川地震爆发后，随着救援和重建相继展开，有关震情、预兆、救援、重建等各方面的谣言开始出现，有的媒体还进行一些低俗内容的新闻报道，这一现象立即激起了社会舆论的愤怒，并受到有关部门的惩罚；另一方面，官方在阶段性的各类纪念、祭祀活动中一直都是组织者和领导者，在纪念和祭祀活动中，来自多个群体的精神和利益诉求不同，其中必然出现正面、积极、昂扬的集体精神符号与负面的、消极的少数人群诉求的局部矛盾，也存在着在一个记忆共同体中调和和对话的可能和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