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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一般是指对人和事造成破坏和毁灭的规模性事件。借鉴灾难学的研究，灾难主要是按起因来进行分类，分为自然灾难、技术灾难和社会灾难三类。自然灾难由自然不可抗力所导致，包括地震、雪崩、飓风、海啸等；技术灾难则是由科学层面或操作层面所导致，如瘟疫、虫灾、核泄漏等；社会灾难是由集体和个人之间互相使用暴力、攻击、杀戮等行为导致的灾难，如战争、屠杀等。也有人从灾难规模来进行划分，那么灾难有别于危机（规模较小、还未发展为既定事实），也有别于灾害（只局限在自然和物理的局部层面），它较为强调规模性、破坏的广度和深度。
对灾难的研究，呈现出多门学科交叉和融合的状态。以汶川地震为例，地质学、物理学和气象学着眼于进行地震的预测、防控和处理；建筑学、城市学和管理学着眼于震后的重建和规划；社会学和心理学着眼于震后的创伤反应和心理重建。文学和新闻传播学等着眼于灾难文艺和文学以及精神遗产的传承。除此以外，还有政治学、生态学、经济学介入的多个研究视角，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就出现了一个交叉和融合学科“灾难学”研究的热潮，借鉴和利用多种研究方法切入灾难研究。
与灾难近似的概念还有“创伤”。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对“创伤”的定义：创伤是个人经历和所见的事情对自己造成的压力性事件
。可以得知，与“灾难”不同，“创伤”主要用以指代事件在人类个体心理层面的投射。而“灾难”概念更具有较为中性的客体属性。
因此，本研究在对“汶川地震”这一事件进行阐释的时候，使用“灾难”这一概念来概括整个地震从自然层面到社会层面，从爆发期到后地震世代所呈现的动态发展和波及的过程。而汶川地震的“创伤”发生则处于其中的局部阶段和向度。
为了考察汶川地震作为灾难事件，如何通过媒介化的过程被建构为一种集体记忆，研究者首先应当将“汶川地震”带离自然属性，不再将其看作一个孤立、静止的自然灾害。然后将研究视角放入其社会的影响和波及过程，将它看作一个群体属性的记忆建构。在其中，媒介扮演着长期的、动态的、过程性的中介化和再现的过程。
因此，汶川地震灾难记忆的研究应当被放入文化创伤的理论范式中加以考察。文化创伤理论范式是杰弗里·C.亚历山大开启的。他拒绝将灾难本身进行孤立的分析，而是强调灾难的“言说行为”，亦即灾难的意义陈述。通过言说，灾难被建构为文化创伤（culturetrauma），并通过媒介化这一文化机制和框架，面对更为广泛的记忆公众进行意义生产。可以说，必须经由以上编码——赋值——叙事这一过程，汶川地震才不仅仅是一场区域性地震而已，而成为全中国共同面对的“灾难”。
依据亚历山大的界定，“当灾难性事件发生之后，事件本身使得个人和群体感到了精神上的创伤和意识上的震撼，并最终在群体意识中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这种痕迹不仅不可磨灭，而且永远改变着他们未来的发展方向。文化创伤才得以发生。”
这个定义包含有三层意思：
（1）存在两种“灾难”，一种只是经验事实，另一种是建构结果。本研究着眼于后者，灾难事件经历了过程性的、自觉性的、主体性的、反思性的过程方才是文化创伤。因此它是基于特定文化和社会结构的一种对灾难经验的书写和再现。
（2）文化创伤的本质是灾难记忆。因为灾难所带来的断裂性，人类实际生活受到极大影响，心灵层面受到极大抑制，社会层面受到极大创伤。这种灾难不仅发生于当时，更影响当下，并还将永远持续地产生作用。
（3）文化创伤关乎群体而非个体。灾难作为一种群体性的受难过程，它在提供个体的受难体验外，更提供了范围大、持续时间长的受难体验。而通过这一群体性的受难体验，记忆实现了它的反身性，即建立了群体认同。换句话说，文化创伤形构了广泛的同情心——这不只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灾难，而是我们国家、民族或群体的灾难。“一旦辨认出创伤的缘由，并因此担负了这种道德责任，集体的成员便界定了他们的团结关系，而这种方式原则上让他们得以分担他人的苦难。”
这样一来，“我们”成为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功能化的社会建构，文化创伤最终指向更为现实的功能，即基于社会责任的政治化行动。在此之上，灾难过后，我们不仅可以探讨身份认同的问题，还可以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
亚历山大的创伤理论的发源是对自然主义创伤的分析和批判。所谓自然主义的创伤指的是灾难事件本身以及对人、自然、社会、财产和设施所造成的损害和损失，既包括自然灾难（包括地震、海啸、瘟疫等）又包括人为灾难（包括战争、屠杀、迫害等）。这类灾难的产生和发展都是在物理层面的，凭借直观的经验判断就可以进行认知。亚历山大将之命名为“常民创伤理论”（lay trauma theory）。
常民创伤在解释框架中又呈现出两种不同的理论形式。一种是启蒙性创伤，即人们在灾难发生后能够理性认知和确认创伤本身，而且也能够做出及时和准确的回应；另一种是精神分析性创伤，这一种形式在亚历山大看来，实际上是人们在外部的灾难事件之后和内部的认知和确认之前出现了时间的延宕。在这个延宕之中，出现了心理机制上的无意识恐惧和防卫机制。在这样的机制运作下，当巨大的灾难事件降临之后，人们将下意识地把创伤带来的震撼和惊吓进行暂时搁置和压抑，导致创伤记忆在建构中被移置或扭曲，因此也就没有能力再对此产生及时的准确的理性认知和回应。显然，从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性创伤模型来看，人们对待巨大灾难并不具备足够的主体性能力来进行理性的应对和处理，而是反过来通过“整顿”自己内在来进行心理层面的疗伤，而记忆在此过程中完全无法反映真实事件和情感。
与前两种自然主义创伤的理论分析模型不同，亚历山大发展出的文化创伤具备更为有力的阐释性——着眼于媒介化，即文化网络和意义阐释系统。创伤真正的产生是社会文化作为中介性的力量所建构的一种结果。
为了区分社会和文化这两个暧昧的概念，亚历山大还主张将这两者定位在事实和意义这两个层面。他指出：“在社会系统的层次上，社会可能经历大规模断裂，却不会形成创伤。”
例如，对于汶川地震而言，外部人士想要触摸2008年那场灾难的话，只能透过外部的文化方式，参与汶川地震的记忆共同体。所谓记忆共同体，是指经过一系列媒介筛选机制之后汶川地震成了报纸上的灾难、电视中的灾难或博物馆陈列的灾难——这种灾难不是本真的、原始的、丰富的，而是被筛选的、间接的、局限性的媒介产物。然而，对于地震灾区的本地人来说，他们本身就亲身获得了灾难经验。而鉴于媒介的筛选机制和意识形态意图他们个体的、真实的、鲜活的创伤记忆却不一定能在集体建构中获得保留。这时候记忆建构便面临身份危机和认同危机的问题。
综上所述，本研究为更好地考察媒介化在记忆建构中的动态性过程，将研究视角主要放在不同媒介的不同记忆议程和阐释框架上——不同的议程和框架其记忆建构和再现模式是不同的。离开某一特定的媒介来孤立地考察灾难记忆，也就失去了对它进行独特性阐释的能力。如亚历山大所说：“是意义，而非事件本身，才提供了震惊和恐惧的感受。意义的结构是否建立和消解，并非事件的结果，而是社会文化过程的效果。”
在亚历山大的文化创伤理论中，客观经验事件和集体记忆之间存在着距离，而填补这个距离的过程称为“创伤过程”（traumaprocess），创伤过程将灾难本身进行特异的意义化即是“言说行为”（speechact）
。言说者、受众和言说行为之间的关系和条件如下图所示：
（1）言说者。即创伤的言说主体（agents），往往具备一定的社会阐释和动员能力，并承携着一系列的文化媒介工具。言说行为也是创伤最为关键的形成环节。特定的灾难事件在言说者看来，是宣称的对象，通过一系列的建构和再现最终被解释为创伤。正如亚历山大所说，“他们以有说服力的方式将创伤宣称投射到受众或公众。这是论及某种根本损伤的宣称，是对令人恐惧的破坏性社会过程的叙事，以及在情感、制度和象征上加以补偿和重建的吁求”
。可以认为，传统的媒介生产和消费时代，以执政党和政府为代表的官方，是主流的言说者，进行宣称—再现—吁求行为，而其对面则是建构的对象——受众。当然，随着新兴的媒介技术发展，以及媒介边界的拓展而带来的观看和消费方式的改变，受众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数”，而是对创伤宣称具有反思能力和建构能力的社群。也就是说，记忆的言说者和受众在某些领域形成一种互动的态势。
（2）受众。对言说者而言，灾难和创伤在被以极具说服力的方式投射给记忆受众或者记忆公众时，需要利用一系列的文化网络，并启动符合受众认知习惯的象征资源和文化习俗，给予不断的仪式操演机会。这样的过程下来，“以言行事”（illocutionary）的效果就逐渐得以体现，人们在语言符号的不断实践中获得叙事效应，相应的记忆受众就会相信他们确实遭受到了某种创伤和灾难。而且，这样的象征过程并不只是局限在真正受到物理灾难的人群中，更会逐渐扩大，直至那些在时间和空间上离灾难事件较远的人群，使得他们也产生对灾难的认知。从这一点来说，特别适用于汶川地震这一灾难记忆。可以认为，如果汶川地震作为灾难能被成功地进行言说，使其不再是一个局部性灾难而是全国、全民、全民族的共同灾难，那么灾难时空以外的人士（包括外地人、下一代等）也就成为灾难宣称的受众。这些人不会因为汶川地震只是他者的创伤而感觉到与我无关，而是积极地投身到对灾难记忆遗产的反思和传承中去。
（3）特定语境。因为媒介的文化属性所带来的约束和限制，无论是言说者还是记忆受众，整个记忆的建构不能脱离特定语境，并必须依赖言说行动发生的历史、文化和制度环境。因此，回归到2008年5月12日，当时的国家形象和地位、政治议程、政治话语框架、民族和文化框架，尤其是当时的媒介行业发展状况和格局，都是建构创伤必须所依赖的特殊“语境”，应当加以区分、辨析和考察。
当然，灾难作为集体记忆能否最终建立并获得记忆受众的认同和参与，灾难的直接受害者和更为广大记忆受众的关系至为关键。从更为广大的空间来说，这关乎整个国家和民族能否形成一个广泛的命运共同体。实际上，灾难在不同层面，针对不同受众，需要不同的叙事方式。就5·12地震而言，对于没有直接受到创伤伤害的受众，当地震发生时，他们没有在灾区现场，也没有直接参与抗震救灾，因此他们不太可能主动去判断自身和灾区受灾群体之间的关系。对于言说者而言，只有对灾难的再现是将国家和民族看作一个整体，并从最广大人民认同的共有价值出发，而不是纠缠于个体或个别地区，那么最为广大的记忆受众因此才能建立最为广泛的认同，从身份上作为受难同胞来进行自我认知和灾难认知，也才不会将2008年的5·12地震进行“他者化”。因此，本研究也是从这一角度出发，去探讨汶川地震这一灾难事件如何被言说者从普适的价值观出发，建构和再现为基于国家和民族的灾难。
文化创伤的理论模型从创立开始，就被运用在各个国家和地区基于某种民族、文化和群体的战争灾难、自然灾难、恐怖袭击等灾难记忆的研究中。其本身的边缘学科色彩，使得它可以与社会学、传播学、文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融合来进行方法的建构和案例的考察，尤其是当个体的、具体的、不规则的、单数的个体创伤被建构进集体记忆时，灾难记忆的媒介场域如何形成和变化，成为灾难记忆考察的重点。
由于灾难记忆遗产作为一种人类文明的特殊形式被逐渐重视，文化记忆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成为文化研究和社会学研究的热点。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者从不同的研究进路切入到这一领域当中，在集体记忆这一框架下开花结果，形成了诸多较为丰富和多面的成果。无疑，灾难记忆作为集体记忆的一个特殊类型，具备集体记忆的某些贡献，又同时具备一些特殊性。总体来说，包括建构性、当下性、反身性和权力性。
首先，灾难记忆是被建构的结果。这就意味着，对于建构和再现的过程性考察是创伤记忆研究的重点。目前，集体记忆的产生在学界看来有两种不同的形式。第一种形式是认为记忆的建构是连续的，过去的种种通过建构一直穿越到现在，人们形成的记忆则是这些穿越痕迹的所在。第二种形式则认为我们脑中的过去无疑是当下处境的反映和折射，当下建构了过去。对于文化创伤形式的灾难记忆而言，则是一个相对复杂的充满变化的过程，可能并不是上述两种形式单纯阐释所能概括的。因为灾难事件在发生之后，还存在着较为纷繁的个人记忆，这些个人记忆自成体系又互相纠缠，但在灾难进入社会的建构历程中后，个人记忆又逐渐被收编，区域逐渐缩小直至湮灭，这一过程使得文化创伤得以形成，并将个人记忆加以覆盖。此时，记忆的当下性和社会建构性最终被凸显。因此，我们可以说创伤记忆本身既是被动的，也是主动的；既是让人遗憾的，又是积极的；既是过去的，又是当下的。
其次，灾难记忆具有当下性。这意味着，记忆建构的过程和目的或许是统一的，即为当下的某种需求服务和迎合。也就是说，当下有什么样的需求，就存在什么样的记忆筛选机制。有学者曾经对一个特殊人群——巴黎面包师进行了口述形式的记忆研究，发现对于这些面包师而言，如何认知过去的挫折实际上取决于当下的处境。如果面包师当下正处于“成功者”的状态，那么曾经的挫折意味着“成功之母”，它是成功的必要条件；如果面包师当下正处于“失败者”的状态，那么曾经的挫折事件无疑是社会不公平的体现。也就是说，无论是灾难也好，创伤也好，其意义色彩是正面还是负面，作为记忆遗产，完全取决于言说者的处境和需求。灾难事件本身被悬置了，而意义成为了建构的核心。如同德利奇所说，记忆不等于事实。记忆再现的都并非事件或者真相本身，它更像一种意义的生成
。由于权力持有者在不同阶段有着清晰而理性的意识形态意图，因此，尽管是自然灾难，记忆再现的也许都是权力者在不同阶段所更新的政治需求下所预期的记忆遗产。
另外，灾难记忆具有反身性。反身性意味着“现实——记忆”之间并非只有单向度的符号传播和意义传递通路。实际上，早在心理学研究中，记忆的反身性已经被发觉，即人们对于过去的认知是一种“有意识的记忆”，而并非简单的被动存储关系。与自己有关的现实事件将在记忆层面被凸显，而且加以记忆处理，使之成为符合自己要求的记忆材料。这一过程被称为“意义构造”，暗含着个人对于自我的评价、认知和发展的需求，其目的在于自我稳定和自我阐释的需求。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记忆制造意义的同时，意义也在修饰记忆，使得个体获得身份上的认同，并成为社会系统的一员。
最后，灾难记忆自带权力属性。这提醒我们在考察灾难记忆在面对不同的记忆受众，在不同的建构轨道，向着不同的当下需求进行建构和再现时，权力的身影应当被研究者重点进行关注和捕捉，包括权力主体在其中的合作和竞争。以福柯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对记忆叙事和话语的分析可以得见记忆建构过程中所存在的意识形态、身份、性别等深层的权力身影和争斗关系。
而对处于主导位置的权力所进行的记忆抵抗，亦即挑战记忆统治的“反记忆”，也值得我们研究和注意。关照集体记忆中的权力运行，重点是关注其中的言说者和记忆受众的划分和关系，这种划分和关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有的学者从文化霸权的角度来进行认知，记忆并非只存在一个权力场域之中，而是在多个场域的协商和冲突之中变动存在和融合呈现的。
不同于一般的文化记忆的建构，灾难事件本身意味着巨大的创伤横亘于过去现在，并产生了永久的断裂和震撼。而从未来向度来说，如何呈现和面对这种灾难，并期待进行一种修复，是灾难记忆的社会和历史使命感所在。因此，对于灾难记忆的言说者、媒介、建构框架、记忆受众等都存在着较为复杂的关系。因此，利用文化创伤理论模式，则有利于解构这些复杂关系，意义有以下几点：
从媒介角度来说，有利于通过不同的研究手段来确立不同的记忆建构方式。无论是报纸、电视、新媒体这样的经典媒介，还是博物馆、遗址和仪式这样的新型媒介，在这些记忆媒介的主导下存在着不同的记忆生产、实践和话语框架，生产了不同的记忆光谱
。其次，随着汶川地震的时间推移，一场并非自然形成或产生的动态的、持续演变的创伤形成了创伤序列，并服务于不同阶段现实的功利主义需要。此外，在文化创伤理论视域下，记忆的建构和再现往往以个别主观感受和认知关系为出发点，受众可以进行区域性和代际性划分，在研究中拥有相同体验或经验的那些人被冠以“那一代”“灾民”“外地人”等，作为复数的“记忆社群”而存在。
从言说者的角度来说，有利于梳理和辨析言说者在媒介场域的权力竞争。在记忆建构的过程中，经典集体记忆理论的误区不仅仅在于记忆的集体属性对个体记忆的控制力被夸大，个体记忆的反抗性和异质性被某种程度地忽略，更在于集体记忆被进行自然主义和本质主义上的僵化认知，被当成静止的、绝对的、外在的某种控制力量。但从现实角度来看，引入了言说者概念之后，包括各方言说者在内，不同维度的记忆社群均在不同的媒介场域进行记忆的“宣称”，而一部媒介发展史就是话语多元化的历史。因此这些不同的“言说者”和“宣称”声音在此交错、竞争，呈现出“众声喧哗”的局面。尽管有的处于霸权地位，有的处于被主流“宣称”所规训的地位，尽管它们之间也并非和谐，但总归存在不止一种集体记忆框架。无论是“社会记忆之外保持自己完全的纯洁性、本真性和原初性记忆的”乐观，还是“把主导性集体记忆的力量推到极端来完全压制受众”的悲观，文化创伤的研究取向都是反对的。
从受众层面来说，有利于追踪个人记忆进入集体记忆社群的踪迹。哈布瓦赫的《记忆的社会框架》中，个体的记忆被置于集体的框架之下来进行考察和研究。也就是说，文化创伤的研究取向在社会学和传播学视域下聚焦从个人记忆到集体记忆的转移和收编过程。也就是说，在文化创伤理论模型中，个人记忆的湮灭过程是被加以关照的。例如，有学者专注研究记忆“失语”的问题，对于德国纳粹屠杀犹太人的事件，事件发生地存在着“集体失语”的现象。德国和德国人在当地是被下意识排斥的对象，这种排斥是外部性的、讳莫如深的。按照创伤记忆的建构来看，排斥行为可能本身意味着把灾难和负面损害直接进行清除和屏蔽，而对这种施加创伤的人的强烈和真实的控诉竟然发生在遥远的美国。大量的社会抗议和法律制裁申诉获得了身处美国的犹太人强烈的共鸣和参与热情，甚至成为20世纪末在美犹太人聚居和公共活动最大的一种身份标识和符号。
在这些研究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个人记忆在进入集体记忆的过程中，记忆的收编和演化过程是如何呈现的。
从时空层面来说，有利于呈现创伤记忆建构的阶段性。文化创伤的研究对象一般都不是刚刚发生的“新闻”，而是有一段时间间隔的“旧闻”。也就是说，经过了灾难记忆的建构和再现之后，集体认同中的灾难记忆将会不同于灾难事件。这种认同的修整首先意味着要返回事件现场，将当下的记忆受众和事件当时的情况进行深刻连接，这样一来，使得灾难事件总得根据当下人群的政治和社会情感需求来进行不断修正。显然，一旦最为广泛的人群对灾难进行了一种确认之后，记忆的“冷静期”会随之出现，人们对灾难的感情将不会像初期那样激烈。随着创伤记忆的建构发展，那些煽情的、高昂的、深刻的创伤叙事也会逐渐消退，接下来则是需要用符号化的过程来将创伤记忆凝结成为一系列的客体化象征体，包括遗址、博物馆、网络空间等，再通过机构化和体系化的过程来形成记忆秩序，并辅以常规化和常态化的公共仪式，灾难记忆就完成了它的客体化过程。
从创伤本身的角度来说，有利于洞察遗忘的发生。权力竞争的背面是道德武器。例如学者徐贲所说，要履行“是见证”到“做见证”的道德责任。这是创伤及创伤人群本身的道德合法性所在，那么如何对抗遗忘？当然这有一个基本前提，那便是记忆必须先存在，否则回忆的动作不可实现，记忆也就成了无本之木。哈布瓦赫认为，记忆建构的完整度取决于记忆个体是否有渠道、有多少渠道对其他记忆成员进行阐述。大多数情况下，阐述的次数、深度、广度越理想，集体记忆建构则越完整。实际上，对成型的集体记忆来说，灾难事件本身的经验性认知可能已经所剩无几，最终真正留下来的是经过多次重复和仪式化后的话语和叙事。因此，对于记忆的另一个面向——遗忘来说，它可能是记忆框架在筛选时被完整度牺牲掉的部分，它处在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建构进行交互性对话的交集之外，它是记忆建构的另一种特殊结果。因此，当我们认为，某些被我们记住的事件和场景成为了集体记忆的标志性符号时，显而易见地，另一些事件和场景在同一时间则成为了被遗忘的符号。在学者舒森（Schudson）看来，判断什么东西应当被记住，什么东西应当被遗忘是有相当难度的。因为所谓真相要视当下性的需求而定，然而当下需求永远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中。记忆建构的明暗色彩因此也显得变动不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