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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记忆这一学术价值取向的出现，是集体记忆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一取向的出现，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世界发展历程有着密切关系。首先人类不同国家、民族和群体的冲突从直接爆发战争变为局部的基于文化和身份的冲突。其次，文化发展历程本身呈现出多样化和极大丰富性的特点，经典和传统的文化传播方式也被逐渐建构。记忆媒介从最为原始的口头、书籍、报纸、电视等媒介发展到互联网等新兴媒介形态。这样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包含了较为复杂的文化框架和代际性矛盾。
对于记忆研究者来说，记忆文本生产出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迭代过程，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开始进入到不同的媒介和信息传播的场景中来寻求记忆生产和再现的轨迹。这是哈布瓦赫等经典记忆研究学者所没有面临的，他的理论亟待被进一步延伸。在这些理论延伸的大潮中，德国人文学家们也在其中进行探究，而他们正处于一个较为微妙和重要的历史角色中。20世纪末，德国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重建过程中，既存在本国的意识形态分裂，又要面对自身过去的历史创面，外部则正在演绎如火如荼的冷战，全球正在奔向多元文化和地球村的轨道上飞驰。在这样一个既需要守望又需要希望的历史关口下，记忆研究进入21世纪，以学者扬·阿斯曼和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夫妇为主的德国记忆研究者们开始从未来角度关注记忆，即传承和身份问题。他们将文化记忆定义在社会和文化向度上，依附在特定的时空之中，并运用文本系统、意向系统和仪式系统来进行记忆的建构和传承。
文本、意向、仪式三个系统是人们在记忆的存储和流转中必须依赖的物质性工具，由于这些工具仍在不断变革，因此人们不断在创造不同的客观化符号来装载过去的经验。从新闻媒体、博物馆、遗址、纪念碑再到网络空间，这一系列的媒介化过程，恰好是文化记忆要一一考察的对象。
因此，可以说，文化记忆这一视野的提出是对此集体记忆理论的一种延伸。如上所述，哈布瓦赫的《论集体记忆》是对个体心理学和生理学研究路径的超越，而文化记忆理论则将集体记忆理论延伸到文化和媒介上，考察一个人所处社会的社会化和习俗历程。
在阿斯曼夫妇看来，这样的研究视角有助于集体记忆更好地区别个人记忆那种不稳定的、非组织化的、无意识的、有限的特征。文化记忆需要在固定的时空中提供具体的媒介形态。它通过客观的文化符号，包括文化的形式和实践作为载体来进行固定，因此较为稳定和可持续。这些文化符号被阿斯曼夫妇称为记忆形象，尽管时空变化，但仍然可以作为“时间的岛屿”来支撑整个群体的文化记忆的形成和再现。
阿斯曼夫妇通过梳理文化在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来探讨记忆在文化作用中极为重要的位置。首先，文化在人类历史进程包含两种过程：第一种是人类为了适应环境和自身发展必须发展出一套工具性的能力，主要包括文化技巧（kultur techniken）和文化功能（kultur funktionen）。从表象上来看，体现为科学和文明的传承和积累。第二种则是人类每个国家和民族在自我精神构建过程中如何打破时空的限制，使得过去和未来、生者和死者融为一体。毫无疑问，文化的第一种过程，即科学和文明的传承主要表现在资源和信息的传播和积累等记忆形式。但在文化的第二种过程中，集体记忆则当仁不让地居于最重要的位置。因为从更为长远的角度来看，文化的第二种过程将人汇集和融合为团体，给每个人提供了心理上较高的安全感需求，并超越了时空的限制，使得人们能在更为长远的历史长空下进行自我的建构。因此这一种文化过程成了人类社会最为重要的基本需求和动力。因此，阿斯曼夫妇提出“文化记忆”这一理论价值取向。
进一步来说，扬·阿斯曼立足于时空观，审视不同时间阶段和不同空间维度，媒介与文化记忆的关系，阐释了文化记忆中涉及记忆、文化、媒介和社群的相互关系。
（1）事件的意义重构。这一过程意味着事件脱离了原来的物理属性，就进入到一种由当下性需求所驱动的社会筛选机制中。随着集体记忆的建构和形成，每一个当代语境都在寻求意义的置入点，借以形成符号和记忆形象。在阿斯曼夫妇看来，重构涉及媒介的问题，文化记忆主要有两种重构模式，其一是档案形式，即文本的积累与符号的形成；其二是现实方式，即涉及符号的表意和再现过程。
（2）身份和社群的确认。通过文化记忆，一个群体在预期的认知框架中进行记忆的建构。而这种认知框架属于群体本身的文化认知结构。因此，记忆获得了某种“反身性”，即通过建构过程来重塑身份，并进行群体的确认性过程。这样一来，个体则获得了关于自己的整体性认知。
（3）记忆形构的媒介化。记忆流动和形塑过程中物质化和机构化的媒介起到决定性形构的作用。因为媒介的形式、制度和运行方式各有不同，形构也将呈现多样性的传播和分享，最终形成矩阵。随着媒介技术和表现手法的发展和丰富，越来越多的形构和展演方式被引入到记忆媒介化的过程中来，包括平面、立体、试听、现场、互联网等各种形式的媒介。
（4）社群活动和组织。对于有着共同的聚集理念和行动目标的社群来说，高效率的协同工具和现实中进行组织聚集是他们通过媒介参与和仪式操练的重要环节。其中，不同的组织者和纷繁的参与者之间的关系，是记忆实践考察中的又一个重点。
（5）再现和意义生成。无论是事件的重构还是媒介的形构，其最终目的无非是为现实服务，通过再现来进行意义的生成。使得记忆公众在其中进行身份和整体性的确认，群体则通过社会心理系统来获得稳定感和持续感。
总之，文化记忆包含了多方的参与，它是一个在历史的基础上，服务现实，面对未来所进行的一个集体性共谋过程。而文化记忆这一理论价值取向的提出，其最为重要的目的就在于对文化这一象征形式的多样性进行凸显，以回应新世纪人类历史进程所衍生出的种种困惑和问题，以寻求更为强大的解释力。
文化记忆媒介观以及文化、记忆、社群关系脉络的提出和梳理，其意义主要在于：
第一，拓展了媒介的边界和种类。构建文化记忆的媒介一般有两种不同的形式分类。一种是作为以存储方式而进行记忆承载的媒介，包括口头时期、文字时期、影像时期和互联网时代的各类文字、图像、美术等。另一种则是文化记忆的交往和沟通需要专业的机构化组织以及仪式，包括博物馆、节日、纪念仪式等。二者的关系是，前者具备文本和符号学属性，而后者则具备约束性场域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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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有利于关照媒介生产和再现过程。这一过程的考察主要是在共时形态下，对一个象征性的符号体系进行分析，并透过符号去分析历时形态下的文化传承。这将聚焦于媒介这一“容器”之中——既能发挥储存功能又具备重建功能。考察清楚媒介的动态性生产也能获得对记忆的建构和再现的洞悉。
第三，有利于关照权力运行和当下性需求。文化意义研究的目的是考察记忆建构如何为当下性需求服务。要之，对于文化记忆的媒介建构而言，权力话语是我们考察的重点。权力话语时刻照进现实以试图指导如何理解过去和规划未来，并引导文化记忆的具体成员进行自我认同和重构——这总是同时存在的相对立的又互为补充的两个过程。
然而，由于权力关系的多变，为了获得来自群体的同一性，发自当下的需求总是处在不断变化中。因此，记忆的建构和重构也因之发生变化。由此说来，记忆的媒介化总是处在动态过程中。
第四，文化记忆研究边界的容受性大大增强。由于文化记忆的概念着重强调“文化”这一概念，因此在理论阐释上就更便于对宏观的、稳固的制度编织来进行分析，由此我们可以借用这一概念分析伤亡较大、波及面广和持续时间长的大型灾难事件。例如汶川地震，它不仅涉及灾区人民的灾难记忆，也涉及更为宏大层面上的国家灾难记忆遗产。而且，汶川地震的媒介呈现过程也相对较为复杂，对其灾难建构进行基于文化记忆视域的考察有利于对媒介形式进行有效的区隔性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