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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布瓦赫以其对集体记忆的形成和认知的深入阐述，而成为集体记忆研究早期的奠基人。可以说，他制定了社会学层面记忆研究的元规则。他的学说拥有这样的地位，首先是源于他对记忆研究所进行的一系列社会改造。在他的代表作《论集体记忆》中，他将记忆研究从心理学中带出到社会学的视域之下，对其进行了“去个体化”和“去生理学化”，强调了集体记忆的文化性和社会性。因此，探究记忆是否存储在某个人的大脑或某个神秘的角落在社会学层面上毫无意义。而有意义的则是对某个集体所处的文化和社会框架的考察，这些框架是否以及如何促进和建构某种形式的记忆。
哈布瓦赫作为社会学者，考察了不同的群体、不同媒介的记忆建构过程之后，发现人类个体如果拥有了某种记忆，完全是因为他深入某个群体的生活历程之中，经过时间和文化制度等方面的洗礼甚至博弈之后，这个个体承认了某个记忆的群体化，或者直接融入其中。而如果离开一个群体性社会，进入另一个群体性社会，这个人则需要经历文化和社会框架的转变。而集体记忆所依存的这种框架力量则是哈布瓦赫对记忆研究的一大贡献，使得社会学意义更为明朗。
在哈布瓦赫看来，叙事起到了在记忆层面勾连个体和集体的重要角色的作用。哈布瓦赫专门分析了下意识流动（比如梦境）和记忆的区别，在他的分析中，叙事是二者的分界，也是意识和无意识的分界。“睡梦中绵延不绝的一系列意象，就像一堆未经细琢的材料垒放在一起，层层叠叠，只是出于偶然，才达到一种均衡状态，而一组记忆就像是一座大厦的墙壁，这座大厦被整体框架支撑着，并受到相邻大厦的支持和巩固。两者之间的差别就在于此梦建立在自身基础之上，而我们的记忆依靠的是我们的同伴，是社会记忆的宏大依靠。”
显然，叙事并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集体性”的结果。在此过程中，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文明形态要在观念层面进行博弈和个体牵制。历史作为一种线性事件已然成为不可触摸的过去，但它对于当下的意义在于在记忆中被重新召回和重新进行意义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中，有两个极为重要的方面。一方面是历史事件本身，它是记忆建构的原材料和基础，无论记忆被建构成何种样貌仍然保留有事件的基因和骨架。另一方面则是语言，因为语言是个体与社会的桥梁，个体之所以积聚为群体其根本原因就是语言，语言是群体性力量的具体体现。因此，如果一个人失去语言，则表明群体性的联系的缺失。我们也无法将之定位到任何的群体当中，他也无法用任何一种身份来与其他人对话。其次，社会学意义上的叙事对个体头脑中的记忆模型会进行相应的修改和整理。因此，真正意义上的集体记忆并非一个简单的意识存储的过程，而是涉及宏观意识层面的非传统性的博弈和霸权过程。相应的，与记忆相对的“遗忘”也并非简单的“反存储”的过程，而仍然是宏观意识层面的“记忆擦除”
。
哈布瓦赫并没有对集体记忆进行较为严密或严格的定义，这源于他的一个认知，即集体记忆并非一个确定的、标准的、不变的概念，他希望提供一种研究的价值取向，即社会学家应当考察记忆的社会建构，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并非属于某个神秘文化和神秘政治过程，而是具备当下性的。换句话说，对每一个社会组织结构或文化结构，我们都可以进行集体记忆的分析，分析其建构过程和再现过程，并凸显出记忆的动态性内容。“哪里有群体，哪里就有集体记忆”，哈布瓦赫这句话充分地说明了他的这一价值取向。
在此基础上，哈布瓦赫理清了集体记忆与历史、自传等载体之间的不同，如上述所言，集体记忆的价值并非只在文本本身，而是指向了“集体”这一群体，并赋予了研究者一种使命，即深入当下性的情境考察背后的权力机制。
因此，某种当下性的“框架”是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研究的重要关注对象。由于集体记忆本质上是“框架”力量的产物，因此它源于历史却不再是历史，而是当下结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存在着一个所谓的集体记忆和记忆的社会框架。特定的个体记忆能否被唤起，以什么方式被唤起和讲述出来，都取决于这个框架。”
那么，什么能够被从历史中召唤到当下来，而什么则被遗忘在历史中，或被打入记忆的“冷宫”，全然是由框架的运作机制来决定。哈布瓦赫提醒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拥有最为私密的记忆，即便是这些东西仍然在当下性的观念框架下运作和被限制。个人记忆中的个体性和独立性重叠其中，并不冲突，哈布瓦赫认为，“群体不必熟悉这些记忆，我们只有从外部，也就是说把我们置于他人的位置，才能对这些记忆进行思考，为了恢复这些记忆，我们必须沿着他人假如处于我们的位置也会沿循的相同道路前行，但这已经足够了”。事实上，个体的和集体的这两种路径并不冲突，很有可能是相向而行，甚至允许在集体框架下呈现不同个体的多样性。甚至可以说，只有一种纯粹的记忆路径反而不是集体记忆的特性，一个拥有巨大包容度、多样性的记忆洪流才能促使集体记忆流动和成长，文化和历史的传承才得以进行。这些，都是哈布瓦赫在记忆研究中较为璀璨的思想创新。
哈布瓦赫的工作是开创性的。尽管有的人认为，他并未明确地给集体记忆进行学术上的精准定义，但他的作用无疑是另一层面的：他终于开启了社会学对集体记忆的研究视角，并阐释了这种学术价值取向的意义和重要性。这一取向本身具备了足够的弹性来容纳后续的学术理论创新，从学术历程来看是正向的、积极的、创新的。记忆研究也因此得以从法国波及德国和美国，一直发展到全球化的今天，为考察包括文化记忆在内的新型记忆实践的机理提供了理论渊源。
“集体记忆”这个概念哈布瓦赫并没有进行一致性和固定性的定义，到目前为止，学术界也没有对其概念进行封闭式描述。显然这是一种学术界共识，即让其保留某种开放性，面对历史学、文学、传播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保留其学术探索的弹性。梳理不同研究路径可以看出，通过不同层面进行理论延伸，体现着不同社会元理论在切入记忆研究时所采取的不同理论取向。
集体记忆作为一种当下社会的建构，它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其“过程性本质”，即不断地展开、变化和转换。在此过程中，记忆对象和记忆群体是第二位的，位居首位的是建构本身。这也是哈布瓦赫所强调的——非概念、非神秘思想，着眼构建当下。
对于过程性和当下性，社会学家巴瑞·施瓦茨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和更为细致的描述。他认为，集体记忆的建构不仅是过程性的，而且并非一次性建构。因为“当下性”并非单一、恒定和不变，因此随着“当下性”的变化，记忆也会发生演化和转向，并永无结点，总是处于持续变迁和不断更新之中
。因此，记忆既有对过去的累积性建构，还存在着演化、修饰、穿插等建构过程。在施瓦茨看来，“当下性”从第二因变为了第一因。
从建构层面来看，集体记忆的形成具有明显的实践性。社会学家保罗·康纳顿（Paul Colnerton）从这个角度进行了理论创新和推进。在他看来，当下何以成为当下，显然是和过去进行了比较，也就是说，对于当下社会秩序的认知完全来源于社会秩序的发展历程。过去的发展路径推导出今日的秩序。因此，集体记忆的建构从实践层面来看需要有仪式化的刻度，以让我们能够按照头脑中既定的文化和历史框架来进行定位。除此以外，仪式的另一层作用是操练，亦即通过不断回到经典框架中来保持记忆的稳定和持续——以预定的历时经验来进行有序的认知。康纳顿列举了一个较为著名的案例来说明这一点：法国大革命的革命者何以一定要将国王路易十四送上断头台？如何从集体记忆的角度来解释这一事件的必然发生？在康纳顿看来，革命者们如果要成为一个彻底的渎圣者，必须寻找一个框架，即革命叙事。在这一过程中，杀死国王成为他们的选择，因为这是最有力的表现方式，我们正在进行对加冕仪式这种神圣记忆的制度性废除。
在康纳顿对集体记忆服务当下的社会功能的研究中，他极为重视实践性活动的展开，以及在实践性活动中记忆如何传承和流动，包括身体实践（bodily practices）和纪念仪式（commemorative ceremonies），皆呈现出不同的方式和结果。他的研究引发了后人在此路径中行进及进一步探索。
从再现角度来看，集体记忆的发展具备文化和媒介属性。德国学者扬·阿斯曼（Jan Assmann）在整理了哈布瓦赫思想体系的基础上，提出“文化记忆”这一理论视角。这在20世纪末，即战后世界中给人们重新审视文明和毁灭以及未来道路给予了指导性的学术贡献。从表面上来看，“文化记忆”指的是从文明起点至今所有人类知识的总和。在不同的历史和文化条件下，这些知识成为我们行为的渊源和动力参考，当然我们也通过一代又一代的操练来复习着这些文化传统。但是到了20世纪末至今，无论是战争、革命还是科技的发展，人类的既有文化和知识范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全球化也成为21世纪最重要的大趋势。此时，“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为什么我们成为我们？”——这些认同性的元问题摆在人们面前。因此，阿斯曼认为，集体记忆是全球化过程中不可忽略的领域，必须有文化关照。而其中的记忆的物质性、功能性和再现性是文化记忆研究的关照重点。因此不同媒介，包括口头交谈、文学、歌谣、媒体等都应当值得研究者重视。
在保罗·杰德罗维斯基（PaoloJedlowski）的总结下，文化记忆成为记忆研究中能和个体记忆、集体记忆并列的第三个研究层面。而文化性，实际上是集体记忆研究的“腹地”。而对文化性的重视表明记忆研究学者们的注意力从记忆的社会建构转向了媒介再现。
从功能角度来看，集体记忆的形成结果具备现实目的性。美国学者丹尼尔·巴特考察了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冲突之后发现，组织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社会心理设施”（sociopsychological infrastructure）的攻防，其本质是集体记忆所建构的民族精神（包括英雄、政府、法律象征）的某种冲突。相反来说，一个组织包括国家和民族的维持，也必然依靠集体意志来凝聚集体记忆，以形成社会心理设施。甚至战败这样的事件，尽管物理的社会设施遭到重创和失败，但社会心理设施有可能通过失败而建立，并形成强大的情感认同力量。这是集体记忆的现实功能性的体现。
因此，尽管集体记忆并不容易看清其清晰理论轮廓，但它具备一个底层理论逻辑编码的可能性，即在厘定了其基本理论原则的基础上打开理论接口，使不同的学科视野能够不断介入，考察和分析不同时空维度的热点问题和事件，并保持持续开放。因此，在本研究看来，在集体记忆的理论图绘中，仅仅能进行的也最有必要的工作是描绘其元规则：
（1）集体记忆是一个群体关于自身记忆具体的、当下的、历时性的总和。
（2）个人记忆要被感知和被纳入集体记忆中，必然需要通过一定的社会实践性活动（比如身体实践、纪念仪式、日常生活等）或物质形式（比如媒体、文学、建筑等）才行。
（3）集体记忆本身就是构建过程，它只存在于和被约束于同一性经验性框架内，不存在于任何独立维度。对其所进行任何观察都必然指向时间维度和过程性变化。
（4）集体记忆服务于当下需求。集体记忆无处不在彰显记忆受众作为群体的价值和情感。记忆的现实影响力不仅在决定他们对过去的认知和评价，还潜移默化地影响记忆群体成员的当下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