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道光帝是独立自主地立皇四子奕詝为皇太子的，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中了奕詝的师傅杜受田的计。

杜受田，山东滨州人，1787年生，官宦诗书人家出身。父亲杜堮，进士出身，曾任内阁学士，浙江学政，兵部、吏部、礼部侍郎。杜受田于1823年中进士（二甲一名，时称传胪），入翰林院，散馆后授编修，派过顺天、云南的考官，充过国史馆的提调。1833年，迁詹事府中允（正六品），派为陕西学政。因陕西巡抚是其儿女亲家，改为山西学政。

学政是管理一省学务之官，为该省当然的学林领袖，任期三年。按照清代制度，学政是差而不是官，其底缺仍是原任之官，而且出任学政也不影响其官缺的迁转。 学政一般由中过进士入过翰林院侍郎以下京官派充，因此，由正六品至正二品都有，颇有只讲学问不讲地位的味道。

杜受田出任山西学政后，其底缺也于次年升为詹事府洗马（从五品）。但到了1835年9月，他的任期尚未满，突然接到谕旨，召他回京供职。次年2月，旨命“入值上书房”。

上书房是皇子读书的地方。清代皇家制度，皇子六岁入上书房读书，除了上书房的总师傅外，每一名皇子都派有一名师傅，教汉文经典，另派满人授满文，称“谙达”。由于清朝以儒家礼教治天下，汉人师傅的地位，远远高于满人谙达。

上书房的师傅，如同各省学政一样，是差而不是官，无品级的规定，一般选择京官中学问精深者充任。杜受田虽外派山西学政，底缺仍在詹事府，属京官。道光帝匆匆忙忙召其回京，是选他为皇四子奕詝的师傅。

1836年农历新年一过，按中国传统算法，皇四子奕詝已到了六岁（尽管实际年龄仅四岁半），端装正色来到上书房，拜年已49岁的杜受田为师，开始习研成书于两千多年前的《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静静地听着这位来自孔孟家乡的老师深入浅出地讲解。

这一年，是蒸汽机的发明者瓦特（James Watt）诞辰100周年，是伏打（A.Volta）发明电池的第34年，是莫尔斯（A.Morse）发明电报电码的第二年，而达尔文（C.Darwin）正随船作全球考察，研究生物。

这一年，贝多芬（L.Beethoven）已去世9年，巴尔扎克（H.Balzac）正处于《人间喜剧》的创作高潮，马克思（K.Marx）在柏林大学攻读法律和哲学，而欧洲又进入新一轮的经济危机。

这一年，英国任命义律（C.Elliot）为对华商务总监督，输入中国的鸦片已达2.8万箱，白银外流超过500万元，太常寺卿许乃济上奏请求弛禁鸦片。

…………

尽管按照现代教育学的理论，我们有理由认为，奕詝四岁半读书太早；尽管按照社会发展的趋向，我们更有理由指责，孔孟经典不适宜作为教材，教育应当包括新科技、新文化；但是，在那个时代，中国与外部世界隔绝，即便是知识精英，也认为孔孟之道是学问的顶峰。在那种氛围里，若有从事科学技术的人，自己都会认为自己“不学无术”。更何况沿袭了近两百年的上书房制度，已经“成功”地培养出五代皇帝，包括康、雍、乾三朝英主。功绩俱在，夫复何言？

上书房是造就皇帝的地方。在中国做皇帝就一定要懂“四书五经”。这一切，实为中国历史使然，实为中国社会使然，尽管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

那么，这么枯燥的教学内容，杜受田的教授效果究竟如何呢？

作为学生，奕詝做了皇帝后有过评价，褒扬非常。1850年，他说道：

朕自六岁入学读书，仰蒙皇考（即道光帝）特谕杜受田为朕讲习讨论，十余年来，启迪多方，恪勤罔懈，受益良多。

1852年，又说道：

杜受田品端学粹，正色立朝。皇考宣宗成皇帝深加倚重，特简为朕师傅。忆在书斋，朝夕讷诲，凡所陈说，悉本唐、虞、三代圣贤相传之旨，实能发明蕴奥，体用兼赅。

这些话充满着学生对老师的感激之情，而其中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称其十余年来恪勤罔懈，朝夕讷诲，看来杜受田确实为此花费了全部的精力。他与奕詝每天相处的时间很长，很可能是失去生母且对肃穆的父皇有畏惧感的皇四子最亲近也最具影响力的人。二是称其讲学中经常引据为孔子最推崇而比孔子还早两千年的三代故事，由此可见杜受田的治学方法和政治思想。

不仅是学生满意，看来学生的家长道光帝也很满意。身为皇帝，不必也不应直接评价，但可运用手中的皇权，不停地为之升官晋级。1837年3月，杜受田擢为詹事府右庶子（正五品），1838年1月升为翰林院侍讲学士（从四品），5月迁侍读学士，8月晋内阁学士（从二品，连跳三级），1839年1月再擢工部左侍郎（正二品）。由从五品的洗马到正二品的侍郎，杜受田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可谓飞黄腾达。道光帝为了不分散杜受田的精力，授其为内阁学士时还特谕：“专心授读，毋庸到阁批本。”此外，道光帝还经常派他一些读书出身的官员最为心仪的差使：1840年朝考阅卷大臣、1841年会试副考官、1844年顺天乡试正考官、1847年会试副考官。这不仅有房师、座师的荣誉，而且可得学子们的银两孝敬。

随着道光帝对奕詝越来越看重，对杜受田也越来越重用。此时他的用意不仅仅是褒扬，且有希望他以重臣的地位辅佐新君之目的。1844年2月，杜受田升左都御史（从一品），1845年1月迁工部尚书。1846年10月，杜受田六十生辰（按周年计算为59岁），道光帝此时已密立奕詝为皇太子，御书“福”、“寿”字并诸珍物赐赏之。1849年，再授杜受田为上书房总师傅。

如果我们离开这些学生的评价和君主的隆恩，就实际而论杜受田的授学功夫，可以看到，奕詝登基后朱批朱谕的文字功力在清代诸帝中还属中上，字也写得不坏，对儒家礼教和清代制度均为熟悉。考虑到奕詝智商平平，杜受田的功绩实不可没。

清代设立上书房的目的，并非是要培养出对传统经典造诣深厚的学者；上书房的学生无须参加折磨人的科举考试，以证明自己的学力，以证明教师的水准。这与当时的一切学校、书院、私塾有着原则的区别。

可是，上书房里并非无标准可言。学生就要争取被立为储君，师傅就要争取成为帝师。这是唯一的鉴定和检验，虽然永远不会有人明说，但谁都能感到它的存在。

平静的上书房，实际上与硝烟弥漫的战场无异。上书房的学生，有如角斗士，而他们的师傅，有如教练。

然而，皇位的竞争决不能公开进行，皇子之间必须以谦让为怀，康熙朝的故事不能重演。一切都须在暗中进行，如同平静海面之下的湍湍急流。作为孩子的奕詝，一开始还不能明白这些道理，即使明白也不知所措；但杜受田老谋深算，从他入值上书房的第一天起，便暗暗下决心，一定要拥戴奕詝获取皇位，建立非常之功勋。一年后，当奕訢适龄而入上书房时，杜受田立即注意到了这位美貌少年，知道他已经遇到了真正的对手。

大凡皇子相争之类的史料是很难寻觅的，对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皇帝，根本找不到这方面的材料。然对奕詝，野史中有两则记载。其一称：

皇四子之师傅为杜受田，皇六子之师傅为卓秉恬。道光之季，宣宗衰病，一日召二皇子入对，将藉以决定储位。二皇子各请命于其师。卓教恭王，以上（指皇上）如有所垂询，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杜则谓咸丰帝曰：“阿哥（清代称未成年皇子为阿哥）如条陈时政，智识万不敌六爷。惟有一策，皇上若自言老病，将不久于此位，阿哥惟伏地流涕，以表孺慕之诚而已。”如其言，帝大悦，谓“皇四子仁孝”，储位遂定。

另一则更妙。称是道光帝命诸皇子校猎南苑，按清代制度，皇子外出须向老师请假，以示尊师。当奕詝临行前向杜受田请假时，杜在他的耳边密授机宜：

阿哥至围场中，但坐观他人骑射，万勿发一枪一矢，并当约束从人，不得捕一生物。复命时，上若问及，但对以时方春和，鸟兽字育，不忍伤生命以干天和；且不欲以弓马一日之长，与诸弟竞争也。阿哥第以此对，必能上契圣心。此一生荣楛关头，当切记无忽也。

奕詝果然依计行事。这一天，皇六子奕訢射得禽兽最多，顾盼自喜，见奕詝只是默坐，从者亦垂手侍立，感到奇怪而问其故。奕詝只是轻描淡写地答道：“没有什么，今天不舒服，不敢驰逐”，便把奕訢打发了。到了晚上，道光帝见奕詝一无所获，询问之，奕詝按杜受田所教之言答复。道光帝大喜，“是真有君子之度也”，遂决定了立储人选。

这两则记载的可靠性很难确定，因为这些计谋只有杜受田、奕詝两人心知，何至传到外边。但此两则记载又在民间广泛流传，后者竟在20世纪20年代为一些学者列入具有正史地位的《清史稿·杜受田传》，可见此说深入人心。我们虽不能验证这两条记载，但可以肯定杜受田为奕詝夺得皇位建立过奇功。这一点，只消看看杜受田死后咸丰帝所颁殊荣便可明白（后将详述）。另外，我们也可设想一下，资质平常的奕詝如何战胜才华横溢的奕訢，不靠这些非常手段能行吗？

在奕詝和奕訢的角力中，奕訢的教练卓秉恬也是位高手。1802年，他19岁便高中进士，入翰林院，散馆后由词臣转谏台，1837年以吏部左侍郎放浙江学政，当年便被召回，任兵部、户部、吏部尚书等职，授体仁阁大学士。从史料上看，他似乎不是奕訢的正式师傅 ，找不到他入值上书房的记载，很可能是见奕訢少年英姿而自充“业余教练”的。而在他调教下的奕訢也十分了得，文武双全 ，处处将奕詝打得落花流水。卓秉恬相信，作为裁判的道光帝，一定会分出个高下。

技高一筹的杜受田却在竞赛中发现了纰漏，身为裁判的道光帝同时又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于是，他指挥奕詝调整方向，以孝道来对抗才识，以仁义来反击武功。实际上，他不是让奕詝和奕訢竞争，而将进攻的方向改为道光帝——直取裁判。在当时的环境中，儒家的“仁”、“孝”是第一位的，而事功之类等而下之。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红”、“专”矛盾与此相似。红与专相比，往往会有微妙的优势。

可以说，卓秉恬指挥奕訢战胜了奕詝，而杜受田指挥奕詝战胜了道光帝。

尽管人们可以有意见，但裁判最后的判决，却是不可改变的。

1850年1月23日，道光帝的继母孝和皇太后去世，年老多病的道光帝备受打击，身体一下子便垮了下来。 2月24日，他终于坚持不住了，病倒在床上。这一天，他破了登基近三十年的例，没有看奏章，而是召见了五位重臣，其中四位是军机大臣 ，剩下的一位是杜受田。很可能到了这个时候，杜受田才知道，他赢了。

1850年2月25日，道光帝自觉已走到人生尽头，于卯刻（早上五至七时）召见宗人府、御前、军机、内务府十位大臣。 早已焦急地等候在寝宫外的大臣，听宣入内被道光帝召至榻前。尽管道光帝已临死亡，仍坚持冠服端坐，吃力地宣布他的决定：皇四子奕詝立为皇太子。未久，奕詝也被召来，各大臣在新老两位君主的面前，打开了鐍匣，展阅1846年道光帝的立储谕旨。 此外，道光帝还颁下一份朱谕：

皇四子奕詝著立为皇太子，尔王大臣等何待朕言，其同心赞辅，总以国计民生为重，无恤其他。

这是道光帝写下的最后一道朱谕，今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字迹草乱，可见是道光帝在痛苦中挣扎写出的。到了中午，道光帝归西，顾命大臣立即请奕詝“正尊位”。

道光帝死于圆明园慎德堂，按照清代制度，新皇帝奕詝当日下午护送大行皇帝的遗体至城内紫禁城乾清宫停放。而这位新君作出的第一个决定是：

以上书房为倚庐，席地寝苫。

“倚庐”是居父母丧时所住的房子。紫禁城里有上万间房子，为何不选别处，偏偏选择上书房？奕詝这么做，明显地不是为房子，而是能够方便地见到杜受田。 犹如一位离不开母亲的孩子，这位青年看来像被突如其来的事件震呆了，不知所措，需要他的老师指点迷津。

道光帝的丧事按照皇家仪礼按部就班地进行，新皇帝的登基大典定于1850年3月9日举行。在这吉庆的日子里，大驾卤簿全设，奕詝在簇拥中坐上了太和殿的御座，接受百官朝贺，宣布改明年为咸丰元年。尽管王公大臣人头密密，可他一眼就看到了站在工部尚书位置上的杜受田。

站在朝贺礼仪班次中的杜受田，端庄肃穆，仰视着登基大典一幕幕地进行。可他似乎什么也看不清了，只觉胸中涌动着一阵阵无可抑制的激动：我成功了，我创造了一代新君！也就是在这一时刻，他意识到，他和奕詝的关系，由师生变为君臣。

于是，他又暗下决心，做一个辅弼新君的干臣。

奕詝登基时，差4个月才满19岁。作为一个掌管4亿人口的大国君主，他显得太年轻，但从清代君主继位的年龄来看，他还不算太小：

顺治帝福临　5岁继位　13岁亲政

康熙帝玄烨　7岁继位　13岁亲政

雍正帝胤禛　44岁继位

乾隆帝弘历　24岁继位

嘉庆帝颙琰　36岁继位

道光帝旻宁　38岁继位

可是，福临、玄烨登基后，朝政分别掌握在多尔衮、鳌拜手中，若抛开传统政治学中的“谋篡”罪名，应当说，这些辅政大臣于国政甚多功绩。乾隆帝弘历继位时虽不比奕詝大几岁，可他接手的是雍正帝留下的丰厚遗产，本人又才华横溢。

可咸丰帝奕詝呢，他接手的是道光帝留下的烂摊子，自己又乏才缺识，只得将求助的眼光转向杜受田。登基后，他频频给杜受田升官加爵：加太子太傅，兼署吏部尚书，迁刑部尚书，授协办大学士。这一方面是对杜氏为他谋取皇位的酬答，另一方面是对杜氏的倚重。

尽管杜受田在帮助奕詝登上帝座时显示了对中国政治的深刻理解，但他本人最大缺陷是缺乏实际经验。他没有做过地方官，处理过具体政务，就是在京官生涯中也只是做过户部、礼部、工部的堂官，而未在实际操作层面的司官一级工作过，且主要精力又放在教育奕詝上。他一生研习儒家经典，心得颇丰，由此引申出来的治国方案是一套一套，但只有做过具体工作的官员方能体会到儒家理论与实际工作有着多么遥远的距离，尽管人们常说“半部《论语》治天下”。

于是，杜氏开出的药方仍是按照祖制，让咸丰帝奕詝下诏求言求贤。

1850年3月20日，奕詝登基后的第11天，便由内阁明发上谕 ：

凡九卿科道，有奏事之责者，于用人行政一切事务，皆得据实直陈，封章密奏，俾庶务不至失理，而民隐得以上闻。

“九卿”是指六部之外京内各小衙门的堂官，“科道”是指六科给事中、十三道御史之类的言官；虽说皇帝让所有具有奏事权的官员都发表意见，但点明“九卿科道”似乎要特别听听下级官员的意见。

七天后，3月27日，奕詝再次由内阁明诏求贤，命令各省总督、巡抚在其下属官员中保举“才德兼优、诚心任事”的能人。又过了二十多天，4月21日，他看到了一份奉旨奏事的折子，非常高兴，下旨曰：

著再饬谕在京部院大臣，各举所知，果有品学纯正、才德出众之员，无论京外家居，准其保奏……督、抚、提、镇、学政于政事有关得失者，著据实胪陈，备朕采择。其藩、臬两司，亦许各抒所见，密封交本省督、抚，代为呈奏。

这一谕旨将保举的范围扩大到不在职的官员，历来不得直接奏事的布政使、按察使，此时也获得了向天子进言的机会。

求言求贤，显示了君主的开明，但实际反映出来的是，咸丰帝此时对政事的不明，对人才的不察。这也是上级在不知所措时经常采用的方法之一。

三道御旨下达后，奏章纷至沓来。在这些折片中，最为咸丰帝欣赏的有十余篇，而顶顶看中的是礼部侍郎曾国藩（这是在后面将要登场的重要人物），传旨褒奖；而各处报来的推荐人才的名单中，也有十余人传旨查看，准备进京引见，其中杜受田推荐了两人，一是鸦片战争中被革此时在家养病的林则徐，另一是当时的争议人物前漕运总督周天爵。

求言求贤一改道光末年政坛死气沉沉的局面。大约从1845年起，步入老年的道光帝就像众多老年人一样，贪图政治平静、耳边安静，“恶闻洋务及灾荒盗贼事”。 皇帝身边的军机大臣也就报喜不报忧，掩饰真相，封杀言路，专拣好听的说给道光帝听。当时京师中有一制联云：

著、著、著，祖宗洪福臣之乐，

是、是、是，皇上天恩臣无事。

这一制联的矛头是对着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的。

咸丰帝此次求言，言路大开，许多官员凭实汇报，说出了许多咸丰帝未曾听闻、不敢相信的事情：各地盗贼蜂起，官员贪污腐败，兵弁懈怠嬉玩，财用困乏不继。美好的场景一下子被这么多的丑恶现象所替代，反倒激起了这位青年天子力挽狂澜的雄心。

可是，最最要紧的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咸丰帝不像是一个没有主见的人，上书房中杜受田十四年的教诲发挥了作用。他最为欣赏的是各地官员按照儒家学说、祖宗制度提出的解决办法，甚至引经据典地指责当时的理学大师倭仁的一些意见（这些意见也是从礼教中引申出来），足显示其学识功力。杜受田看到自己的好学生如此办理，心中高兴无比，私下里或许给了一个“优秀”的成绩。这一对君臣相信，只要按照儒家学说、祖宗制度来办理，天下一定大治。

然而问题就出在社会的各种弊端，皆源于儒家学说和祖宗制度，以此去救世，如同以火救火，以水治水。周期性的王朝治乱，被传统史学家荒谬地概括为性理名教的兴废所致，使人们坚信，不是经不好，而是和尚念歪了经。殊不知“治”、“兴”非为念经正，“乱”、“废”亦非不念经。当理论与实际相背离时，经不能不念歪。

一道道谕旨发往各地，官员们纷纷称赞圣旨英明。可政治却没有起色，局势反越来越坏。谁又敢说圣旨无效无用呢，最聪明的方法是用纸将火包起来，等到烧穿了那天再说。

这一段君臣相处的日子，奕詝后来回忆道：

朕即位后，（杜受田）周谘时政利弊，民生疾苦，亦能尽心献替，启沃良多。

每召见时，于用人行政、国计民生，造膝敷陈，深资匡弼。

由此可见杜受田的作用之大。但是，君臣俩一心厘清恶弊的种种举措，纷纷坠落于黑暗政治的潜网中，无声无息地消失了。他们俩竟然对此毫无察觉，问题是谁也不会对他们说。

在咸丰帝登基后的最初两年里，杜受田几乎是随侍左右。当咸丰帝拜谒道光帝陵寝——慕陵以及东陵时，旨命杜受田“留京办事”，很有替天子看家的味道。1852年，因黄河在丰县破坝决口 ，水漫山东、江苏，百姓生计无着。看来咸丰帝对地方官敷衍草率不好好念经感到气愤，派杜受田亲自前往调查解决。

奉旨出京的杜受田果然实心办实事，一路上风尘仆仆，详查灾情，请旨赈粮。8月，到达江苏清河（今清江市），炎热的天气、潮湿的环境触发旧患肝症，再加劳累过度心力交瘁，于22日病故。

当杜受田去世的消息传到北京时，咸丰帝声泪俱下，悲痛异常，朱笔写下了一段极富个人感情的话：

忆昔在书斋，日承清诲，铭切五中。自前岁春，懔承大宝，方冀赞襄帷幄，谠论常闻。讵料永无晤对之期，十七年情怀付于逝水。呜呼！卿之不幸，实朕之不幸也！

“赞襄帷幄”一语出自被“赞襄”的皇帝本人之口，道出的不仅是对杜受田的赞扬，而且还稍稍流露出对杜受田的依赖。这一词语，咸丰帝后来还多次用过。

杜受田的丧事，规格高得异乎寻常：赏陀罗经被、赏银五千两、赠太师大学士、命沿途地方官亲自照料护送灵柩。咸丰帝还打破常规，不待内阁票拟，自行特谥“文正” 。11月15日，他亲自到杜受田的家中奠醊，抚棺洒泪，悲悼实深，在场者无不动容。他哭的是杜受田？他是为自己而哭！

杜受田死了，咸丰帝由此体会到了孤独。局势的恶化使纸终于包不住火，于是他更思念这位荩臣。1853年春，他到国子监临雍讲学，特派其五弟奕誴祭奠这位恩师。当日颁下的谕旨明晰地流露其心情：“（杜受田）倘能久在左右，于时事艰虞，多有补救。” 他又是多么希望杜受田能帮助他挽救岌岌可危的朝运。

杜受田死了，咸丰帝将他不尽的思念转化为对杜氏家人的隆恩。杜受田的父亲前礼部侍郎杜堮，赏礼部尚书衔，赏食全俸；杜受田的长子杜翰，时以翰林院检讨放湖北学政，15个月就由从五品提升至正二品的侍郎，并进为军机大臣；杜受田的次子杜䎗，亦升至侍郎；杜受田的三个孙子，全都加恩赏给举人，准一体参加会试。

杜受田死了，死得又是那么安详。作为师，造就一代君主；作为臣，做到鞠躬尽瘁。他再也看不到历史的结局。倘若他天上之灵知道亲手培养的奕詝，正因他送上皇位而早早丢掉了性命，会不会后悔自责呢？ tWSztxQ9f0ROlP7ViFVYItDpqcz6/+SLx2MqDwmzAXskQw0eI2Z481nx2LM4nEr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