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1年7月17日，即道光十一年六月初九日，肯定是道光帝一生中最开心的日子之一。这一天，他又得了个儿子。

“道光”是爱新觉罗·旻宁继位后使用的年号，庙号为宣宗。后人称清代皇帝多用年号系之而罕用庙号，本书亦沿用之。此时，他已执政11年，年龄49岁，依中国传统方法计算，为虚岁半百。

说是又得了个儿子，是指在此之前，道光帝曾经有过三个儿子。

皇长子奕纬，生于1808年，最为道光帝所喜。《清实录》中留下不少培养教育奕纬的谕旨，可从中体会到那种深沉的父爱。1831年5月，奕纬已23岁，落落成人，却突然死去。关于他的死因，有私家记载称，奕纬的老师迫其背诵经书，并叨叨说道：“好好读书，将来做个好皇帝。”年轻气盛的奕纬实在不愿意做此等无味（且也无益）之事，便危言顶撞：“将来我要做了皇帝，首先杀了你！”此虽年轻人的一时冲动之言，但足以使老师魂飞魄散。道光帝得知此事后恼怒至极，立即召见奕纬。而战战兢兢的皇长子正欲跪下给父皇请安时，突遭道光帝踢来一脚，恰恰伤及下部，未久而不治。

在专制社会中，宫廷不仅是平民进出的禁区，同时也是私家文字的禁区。凡不利于皇帝及皇室高大完美形象的事件，官方决不可能留下正式记录，而私人悄悄作笔记也有所忌惮，不敢写明消息来源、是否验证等等对今日历史学家作考证极为重要的资讯。结果，各种民间盛传的稗官野史，既有可能是人云亦云的传讹，亦有可能是官方竭力掩盖的确凿的真实，着实使历史学家犯难。若信之，可能有误；若不信，那么只剩下官修文书的冠冕堂皇。此一段奕纬死因的颇具色彩的传说，永远无法得到验证。读者对此不妨姑妄听之，千万别当作肯定的事实。这一类的材料，我在后面还会大量引用，凡难以确认者，亦会不时地提醒读者。

因此官方的正式记录中，仅记载皇长子奕纬“道光十一年辛卯四月十二日未刻卒”，没有记载死因。道光帝初以皇子例治丧，复追封为贝勒。次月赐谥为“隐志”。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琢磨其中含义的谥号。

皇二子奕纲生于1826年11月22日，死于1827年3月5日，在世104天；皇三子奕继生于1829年12月2日，死于1830年1月22日，在世52天。这两位早殇的婴儿没有更多的值得今人细琢的材料，只是他们的生母很值得注意。她是皇六子奕訢的生母，也是皇四子奕詝（即本书的传主）的养母——生皇二子时为静嫔、生皇三子时为静妃的博尔济锦氏。

年近半百的道光帝先后失去三子，悲痛之状可以想见。可是，他只是为自己膝下空虚而悲伤吗？只是哀痛自己不获天伦之乐吗？恐怕在他的心中，想到的更多是朝廷而不是他个人。今日东方型的超级富翁若无子女赚钱也觉无味，自己反正花不完了，留下的又给谁呢？道光帝身负社稷之责，他的问题是，谁来继承他的皇位呢？

别忘了，他是个皇帝，而且一心想当好皇帝。

皇长子奕纬死的时候，后宫中受宠的全贵妃钮祜禄氏 正身怀六甲。她恐怕比道光帝更希望自己能生个儿子。谁不知道，姿色再美也会随年龄而消退，以此受宠必不能长久。在宫中，母以子贵！若有一个好儿子，情况就不一样了，不仅将来能有个依靠，而且若儿子能讨父皇喜欢，自己不是可长以专宠吗？

钮祜禄氏，二等侍卫颐龄之女，生于1808年3月24日，与皇长子奕纬同岁，小道光帝26岁。她入宫的准确时间今已不可考，史籍上称道光初年入宫（道光元年为1821年）。这与满旗官员家女子13岁至15岁选秀女的规定相吻合。而她在幼年时，曾随父亲宦居苏州，颇受江南秀丽之气，看来很是讨道光帝的喜欢。一入宫便赐号全嫔，在后宫的“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常在、答应”八个等级中居第五等，为最低一级的“主位”（清代制度，嫔以上为“主位”，与贵人以下有明确区别）。但在1823年，便册晋为全妃，1825年再晋为全贵妃。这种地位的迅速上升反映出来的当然是道光帝的宠爱，而道光帝赐号中的“全”字，更见匠心。大约她是色艺明慧一应俱全吧。私家记载亦称，她曾仿照民间的七巧板，斫木片若干块，排成“六合同春”四字，作为宫中的新年玩具。

钮祜禄氏入宫后，曾于1825年生下皇三女，1826年又生下皇四女。可在那个时代，女儿不值钱。皇三女死于1835年，仅十岁，追赠端顺固伦公主。皇四女于1840年下嫁蒙古王公，封寿安固伦公主，1860年去世。两位公主在当时和后来都没有什么影响。

已经生下两位皇女、正在圆明园湛静斋待产的全贵妃，多么盼望上天此次能赐予她一位皇子。是男是女，绝对不一样，更何况正值前三位皇子俱亡的特别时刻。因此，她在千辛万苦终于产下一位男婴时，脸上浮现出无限幸福的笑容：我已经儿女俱全了，我已是真正的全贵妃了。

与钮祜禄氏同样等得心焦的是道光帝。让全贵妃在湛静斋生产，很可能是道光帝给全贵妃的特别待遇。湛静斋在乾隆时名九洲清晏，为圆明园最大且最为重要的建筑。道光帝住园时多在此地，他也可以就近了解消息吧。

皇四子出生时间为丑时，按照现在的时间刻度，为清晨1时至3时。当这位排位第四，实居皇长子之位的男婴以响亮的啼哭惊动夜空时，道光帝似乎听到的是一种绝妙无比的音乐。他给皇四子起了不同以往的名字“奕詝”——不再像奕纬、奕纲、奕继那样系于“糸”旁，而用了“言”旁（清代制度，皇室男性名字第一个字表示辈分，由康熙帝确定，排行次序为允、弘、永、绵、奕、载、溥等；而皇帝之子第二个字使用同一偏旁。奕詝之后，诸皇子名皆用“言”旁）。

湛静斋，到了1850年皇四子奕詝登基后，改名为基福堂。 它是个福地。又到了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时，被英军焚毁，它又成了灾地。

皇四子奕詝的降生，仿佛是一个吉兆。仅仅六天之后，1831年7月23日，祥妃钮祜禄氏生下皇五子奕誴。过一年半，1833年1月11日，静妃博尔济锦氏生下皇六子奕訢。越七年，1840年10月16日，贵人乌雅氏生下皇七子奕譞。又四年，1844年2月24日，由贵人晋为琳妃的乌雅氏又生下皇八子奕詥。再一年，1845年11月15日，琳妃乌雅氏再生下皇九子奕譓。这是道光帝最后一个儿子，是年，他63岁。

一下子有了这么多的儿子，可谓喜福事。即便从皇位继承的角度考虑，选择面越大，就越有可能挑出英主。若仅有一子，是明是暗都是他了，朝廷的前景也就明暗不清了。在王朝政治中，确立皇储，是无可争议的头等大事。

然而，要从这六个儿子中，选出一个能继承光大祖业的接班人，决非易事。这与平常人家不一样，可以析分家产，纵然出了一群败家子，只要有一个争气，仍可耀祖光宗。可皇太子只能有一个，一旦继位，便无可挽回。往小里讲，宗庙社稷动摇；向大里说，整个国家数亿生灵都要遭殃。这需要一种非凡的识力。

道光帝是一个资质平常的人，不具想象力，也乏创造力。他的为政之道曰“守成”，即用祖宗的成法，让祖宗之业再度辉煌。然而，时代不同了。自乾隆后期起，清王朝已经进入了中国历代王朝“治”、“乱”循环的又一曲折，康、雍、乾盛世风光已是流水不复；而鸦片战争（1840至1842年）中西方殖民者大兵入侵，又改变了中国社会惯常的轨道。道光帝曾经用祖宗成法平定了西北的张格尔叛乱，而同样的祖宗成法却在东南海疆一败再败于英“夷”的坚船利炮。

道光帝也有长处，那就是办事认真，讲究实际。他虽然不能判明清王朝所患病症在于制度本身，起而改革旧制，但却能从病理上细心喂药，追求调理温补疗效。他曾对一名即将赴新任的官员说道：

汝此去，诸事整顿，我亦说不了许多，譬如人家一所大房子，年深月久，不是东边倒塌，即是西边剥落，住房人随时粘补修理，自然一律整齐，若任听破坏，必至要动大工。此语虽小，可以喻大，是曲突徙薪之论也，汝当思之。

由此可见其医头医脚实行保守疗法不肯动大手术的复杂内心。他从来小心谨慎，不冒任何风险。

道光帝就是这样一位不具有长距离、宽视野的人，目光短浅。看人尤其成问题。手下的大臣们经常几上几下，其中最出名的有英和、杨芳、琦善和林则徐。

正因为如此，当道光帝将眼光放在众皇子身上，欲选定一个接班人时，迷眼了。

普天下的父亲从来都只是在口头上宣称对其所有子女皆一视同仁，在其内心中必有亲疏厚薄之分。同样，六位皇子在道光帝心中也地位有别，并不是都有可能入选储君的。

首先是皇七子奕譞、皇八子奕詥、皇九子奕譓被淘汰出局。他们分别小道光帝58岁、62岁、63岁。天有不测风云，万岁爷总不能万岁。一旦自己归西，这么小的儿子又如何担起大任。此非寻常膝下弄子的欢乐，而决定着王朝的命运，道光帝必须抛弃个人的情感，不管这些牙牙学语的小家伙显得多么可爱。

还剩下皇四子、皇五子、皇六子。

皇五子奕誴看来性格不稳，言行浮躁，不是一块做大事的料子。其生母祥妃钮祜禄氏也越来越张狂了，不成体统。此子不能入选。于是，1846年2月，道光帝干脆采取行动，将皇五子奕誴过继给自己的三弟、已经去世八年而无后的惇恪亲王绵恺，降袭为惇郡王。这等于明白宣布奕誴不可能入继大统。至于其生母祥妃钮祜禄氏也被降为贵人，不再居于主位。从后来的事实来看，道光帝的这一举措应当说是非常正确的。惇郡王（后晋为亲王）奕誴确实当不了皇帝，备多滑稽恶作剧。相传他酒量很大，宴客时虽设菜肴，却不准宾客下箸，只许饮酒终席。有肚饥者索要饭食，则给韭馅包子，极为辛辣而难以下咽，以博哄堂一笑。 至于天热时葛衣葵扇箕踞什刹海（位北京北海之北）纳凉，更是一派市井豪杰的风光。京城地面上留下了不少这位老五爷的故事。

还剩下皇四子和皇六子。

如果说皇五子的生母为道光帝所不喜是其终被排斥的重要原因的话，那么，皇四子奕詝的生母为道光帝最宠爱，可能会助其占优。按照清代制度，皇帝拥有一皇后、一皇贵妃、两贵妃、四妃、六嫔，贵人以下无定数。可道光帝在38岁继位后，仅追封已故的嫡福晋钮祜禄氏为孝穆皇后，立继福晋佟佳氏为皇后，而皇贵妃、贵妃、妃三个品级暂空。奕詝的生母钮祜禄氏是第一个赐嫔、第一个晋妃、第一个晋贵妃。1833年，皇后佟佳氏去世，她又晋为全皇贵妃，旨命摄六宫事。一年后，又被立为皇后。虽说按清代制度，皇后之子并无立储之优先，但从古今中外的历史来看，谁又敢低估这方面的影响呢？

可是，奕詝的好景不长。他9岁时，新皇后钮祜禄氏也驾崩了，终年仅32岁，谥孝全。道光帝将他归皇六子的生母静贵妃博尔济锦氏抚养。

博尔济锦氏，刑部员外郎花良阿之女，生于1812年，小道光帝30岁。入宫时赐号静贵人。1826年封静嫔，1827年晋静妃，1834年晋静贵妃。她先后为道光帝生了皇二子、皇三子、皇六女、皇六子。皇后钮祜禄氏去世后，道光帝晋她为静皇贵妃。但是，道光帝尽管宠爱她（宫中迁晋仅次于奕詝的生母钮祜禄氏），但却没有立她为皇后，而且也不再立后了。这或许是追念孝全皇后钮祜禄氏吧？

就外表形象，皇四子奕詝比不上皇六子奕訢那般俊美，而且还是个跛子。私家笔记称：

文宗（即奕詝死后的庙号）体弱，骑术亦娴，为皇子时，从猎南苑，驰逐群兽之际，坠马伤股。经上驷院正骨医治之，故终身行路不甚便。

此条笔记的作者称，消息来自惇王府人云（即奕誴那一支）；而撰写时，又已是民国，故敢透露消息来源，看来比较可靠。若从凡人的眼光来看，跛子不太合真龙天子之相。道光帝对此又怎么看呢？

道光帝虽说并无识人之才，但也很明显地感觉到这两个儿子的差别：皇四子奕詝老成持重贤慧，但才气稍逊；皇六子奕訢才气不凡且明慧冠人，但看起来不那么靠得住。两人各有所长。犹如今日的教师和家长，不明显地分成两派，一派喜欢老实听话学习成绩优良的孩子，一派却偏爱聪明好动学习成绩时好时坏的孩子。虽说这两类孩子都很可爱，但若长大成人放在负责任的位置上去，后一类孩子似乎明显优胜，尽管可能闯的祸也大。至于“看起来不那么靠得住”之类的评价，是凡人对才子的普遍看法，未必可靠。

在专制社会中，立储之事只能出自圣裁。旁人的建言本已逾规，若言而不中更有危险。康熙帝立储之事引起了多大的纠纷，以致雍正帝上台后杀的杀、关的关、管的管，一片刀光血影。殷鉴不远。雍正帝由此而创造了密建制度：由皇帝密写立储谕旨封于匣内，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待皇帝死后，由御前大臣、军机大臣等公同启示，按“御书”所定，嗣皇帝继位。乾隆帝更是将此方法定为永久的制度。

密建制度避免了众皇子为争夺皇位的纷争，避免了内外大臣互相勾结为拥立所亲近的皇子的纷争。因为，所有的一切，在皇帝未死之前绝对秘密。皇子欲被选为皇太子，只能靠自己的表现而赢得父皇的心。

这样一来，道光帝更麻烦了。他不能像其他军国大事一样，听听臣子们的意见，甚至公开地表示对某一皇子的好恶也会引起宫内外的一些混乱。他只能自己看，自己想，自己作判断，并将一切放在心底。而在他的心底，皇四子与皇六子又难分上下。由此，他举棋不定，难下决心。兹事体大！

道光帝的秉性决定了他与皇四子奕詝更易相通。他们是相同类型的人。往好处说，可谓英雄所见略同；朝坏处讲，又可称惺惺惜惺惺，或曰同病相怜。皇四子奕詝被选中的可能性极大。但道光帝始终关注着皇六子奕訢，似也经常考虑立奕訢为储君。野史中称：

宣宗（即道光帝）晚年最钟爱恭忠亲王（即奕訢），欲以大业付之。金合缄名时，几书恭王名者数矣。以文宗（即奕詝）贤且居长，故逡巡未决。

又称：

宣宗倦勤时，以恭王奕訢最为成皇后（指静皇贵妃博尔济锦氏，后将详述）所宠，尝预书其名，置殿额内。有内监在阶下窥伺，见末笔甚长，疑所书者为奕訢，故其事稍闻于外。宣宗知而恶之，乃更立文宗。成皇后后宣宗崩，病笃时，文宗侍侧，后昏瞀，以为奕訢，乃持其手而谓之曰：“阿妈（满语父亲之意）本意立汝，今若此，命也。汝宜自爱。”旋悟为文宗，窘极。文宗乃叩头自誓，必当保全奕訢。

又称：

恭王为宣宗第六子，天姿颖异，宣宗极钟爱之，恩宠为皇子冠，几夺嫡者数。宣宗将崩，忽命内侍宣六阿哥。适文宗入宫，至寝门请安，闻命惶惑，疾入侍。宣宗见之微叹，昏迷中，犹问“六阿哥到否”。迨王（指恭王奕訢）至，驾已崩矣。文宗即位，恭王被嫌……

对皇位继承有异议的文字，大凡是很少见的。一是密建制度确定其机密性和可靠性；二是当时人特别是当事人也不敢对嗣皇帝表示不敬。自雍正帝后，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皇帝登位均无异闻，此次却冒出如此传闻。然而，上引三条材料，都无法得到验证，我们甚至大可怀疑其可靠性。第一条称道光帝几次想在立储谕旨上写上奕訢的名字，这纯粹是个人的心理活动，外人何能知之？第二条称太监窥伺末笔甚长，认为是奕訢，更似天方夜谭。第三条描写道光帝临终之情景，不仅与官方文书的说法不一，而且暗喻先到达者可能继位，更与清代制度不符。我们若从三条材料的文字来看，既称奕詝为文宗，当在奕詝死后，此时奕訢权重一时，更可以解释为何这种说法流行一时。

那么，奕訢有可能入选的说法仅仅是空穴来风吗？

不是的，档案材料对此有明确的记载。

1846年，道光帝已经64岁了，时感不适，犹豫甚久的立储大事再也不能犹豫了。8月7日，他下了最后的决心，朱笔写下了立储御书。

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这份御书，为9.5×21.6厘米的四扣折纸，右起第一行写道：

皇六子奕訢封为亲王

右起第二行写道：

皇四子奕詝立为皇太子

右起第三行是第二行内容的满文。（ 参见此处 ）

这一份御书用两层黄纸包封，第一层黄纸上用朱笔写着道光二十六年六月十六日（即1846年8月7日），并有道光帝的亲笔签名。第二层黄纸上又用朱笔写着满文“万年”，并有道光帝的签名。

在一份御书上写上两个人的名字，是前所未有的。守成的道光帝这一破例，表露了他在皇四子和皇六子之间犹豫徘徊的心情。他虽然最终选择了奕詝，但也给了奕訢他所能给予的最高地位。一切关于皇四子、皇六子的传闻都由这一份御书而得到了证实。

而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立储鐍匣，似更能说明问题。它是以楠木制成，十分精美，除安放合叶的一面外，能开启的三边均贴有封条，两端的封条上有道光帝的亲笔签名，而正面的封条上除了道光帝的签名外，另有道光帝亲书：

道光二十六年立秋（以下字迹残缺）

案：道光二十六年立秋为阳历1846年8月8日，阴历六月十七日，是道光帝立储的第二天。也就是说，道光帝写完朱谕后，仍然在犹豫，看看自己是否作出了错误的选择。直到第二天，他才下定决心。

从档案中，我们看不到道光帝在此之前是否有立储行动，但可以确定，在此之后，道光帝没有变更过。这时，离他去世之日，尚有3年6个月16天。

天平终于倾向一边。皇六子奕訢最后被淘汰出局。后来的人们一百多年来不停地指责道光帝犯了重大错误。奕詝平庸，奕訢机敏；奕詝保守，奕訢进取。在奕詝把国家搞得一团糟之后，奕訢竟收拾出“同光中兴”的局面。人们虽然不能肯定奕訢替代奕詝，就一定能挽救国运（奕詝当政时，奕訢主要时间为闲置；“同光中兴”也并非奕訢一人的力量，而主要靠后起的曾国藩和李鸿章）；但人们可以肯定，若奕訢来做皇帝，就不会有懿贵妃，不会有慈禧太后。这位才识浅薄权术精深的毒辣女人，揽政近五十年，给国家带来多少痛苦多少灾难……

人们的指责确实能够成立，因为他们依据的是可以看得见的历史结局。可是，道光帝又能看到什么？在他面前，只是一个刚满15岁的孩子，另一个还不到14岁。

两年后，1848年，道光帝为皇四子奕詝举行了婚礼，册封太仆寺少卿富泰之女萨克达氏为皇子福晋；为皇六子奕訢题写匾额“乐道堂”，“乐道”两字的含义也只有他本人才能解释清楚。又两年后，1850年，萨克达氏死去，这离道光帝的死期已经不远；只是“乐道堂”成了奕訢自编诗集的题名，我们今天还能看到。 uOBuvabqpggiDotmdLWeCkkw0W4njN4gMLM/hujOoNn3xD+ekQ8op0jfS1oR3Snu

尽管道光帝是独立自主地立皇四子奕詝为皇太子的，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中了奕詝的师傅杜受田的计。

杜受田，山东滨州人，1787年生，官宦诗书人家出身。父亲杜堮，进士出身，曾任内阁学士，浙江学政，兵部、吏部、礼部侍郎。杜受田于1823年中进士（二甲一名，时称传胪），入翰林院，散馆后授编修，派过顺天、云南的考官，充过国史馆的提调。1833年，迁詹事府中允（正六品），派为陕西学政。因陕西巡抚是其儿女亲家，改为山西学政。

学政是管理一省学务之官，为该省当然的学林领袖，任期三年。按照清代制度，学政是差而不是官，其底缺仍是原任之官，而且出任学政也不影响其官缺的迁转。 学政一般由中过进士入过翰林院侍郎以下京官派充，因此，由正六品至正二品都有，颇有只讲学问不讲地位的味道。

杜受田出任山西学政后，其底缺也于次年升为詹事府洗马（从五品）。但到了1835年9月，他的任期尚未满，突然接到谕旨，召他回京供职。次年2月，旨命“入值上书房”。

上书房是皇子读书的地方。清代皇家制度，皇子六岁入上书房读书，除了上书房的总师傅外，每一名皇子都派有一名师傅，教汉文经典，另派满人授满文，称“谙达”。由于清朝以儒家礼教治天下，汉人师傅的地位，远远高于满人谙达。

上书房的师傅，如同各省学政一样，是差而不是官，无品级的规定，一般选择京官中学问精深者充任。杜受田虽外派山西学政，底缺仍在詹事府，属京官。道光帝匆匆忙忙召其回京，是选他为皇四子奕詝的师傅。

1836年农历新年一过，按中国传统算法，皇四子奕詝已到了六岁（尽管实际年龄仅四岁半），端装正色来到上书房，拜年已49岁的杜受田为师，开始习研成书于两千多年前的《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静静地听着这位来自孔孟家乡的老师深入浅出地讲解。

这一年，是蒸汽机的发明者瓦特（James Watt）诞辰100周年，是伏打（A.Volta）发明电池的第34年，是莫尔斯（A.Morse）发明电报电码的第二年，而达尔文（C.Darwin）正随船作全球考察，研究生物。

这一年，贝多芬（L.Beethoven）已去世9年，巴尔扎克（H.Balzac）正处于《人间喜剧》的创作高潮，马克思（K.Marx）在柏林大学攻读法律和哲学，而欧洲又进入新一轮的经济危机。

这一年，英国任命义律（C.Elliot）为对华商务总监督，输入中国的鸦片已达2.8万箱，白银外流超过500万元，太常寺卿许乃济上奏请求弛禁鸦片。

…………

尽管按照现代教育学的理论，我们有理由认为，奕詝四岁半读书太早；尽管按照社会发展的趋向，我们更有理由指责，孔孟经典不适宜作为教材，教育应当包括新科技、新文化；但是，在那个时代，中国与外部世界隔绝，即便是知识精英，也认为孔孟之道是学问的顶峰。在那种氛围里，若有从事科学技术的人，自己都会认为自己“不学无术”。更何况沿袭了近两百年的上书房制度，已经“成功”地培养出五代皇帝，包括康、雍、乾三朝英主。功绩俱在，夫复何言？

上书房是造就皇帝的地方。在中国做皇帝就一定要懂“四书五经”。这一切，实为中国历史使然，实为中国社会使然，尽管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

那么，这么枯燥的教学内容，杜受田的教授效果究竟如何呢？

作为学生，奕詝做了皇帝后有过评价，褒扬非常。1850年，他说道：

朕自六岁入学读书，仰蒙皇考（即道光帝）特谕杜受田为朕讲习讨论，十余年来，启迪多方，恪勤罔懈，受益良多。

1852年，又说道：

杜受田品端学粹，正色立朝。皇考宣宗成皇帝深加倚重，特简为朕师傅。忆在书斋，朝夕讷诲，凡所陈说，悉本唐、虞、三代圣贤相传之旨，实能发明蕴奥，体用兼赅。

这些话充满着学生对老师的感激之情，而其中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称其十余年来恪勤罔懈，朝夕讷诲，看来杜受田确实为此花费了全部的精力。他与奕詝每天相处的时间很长，很可能是失去生母且对肃穆的父皇有畏惧感的皇四子最亲近也最具影响力的人。二是称其讲学中经常引据为孔子最推崇而比孔子还早两千年的三代故事，由此可见杜受田的治学方法和政治思想。

不仅是学生满意，看来学生的家长道光帝也很满意。身为皇帝，不必也不应直接评价，但可运用手中的皇权，不停地为之升官晋级。1837年3月，杜受田擢为詹事府右庶子（正五品），1838年1月升为翰林院侍讲学士（从四品），5月迁侍读学士，8月晋内阁学士（从二品，连跳三级），1839年1月再擢工部左侍郎（正二品）。由从五品的洗马到正二品的侍郎，杜受田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可谓飞黄腾达。道光帝为了不分散杜受田的精力，授其为内阁学士时还特谕：“专心授读，毋庸到阁批本。”此外，道光帝还经常派他一些读书出身的官员最为心仪的差使：1840年朝考阅卷大臣、1841年会试副考官、1844年顺天乡试正考官、1847年会试副考官。这不仅有房师、座师的荣誉，而且可得学子们的银两孝敬。

随着道光帝对奕詝越来越看重，对杜受田也越来越重用。此时他的用意不仅仅是褒扬，且有希望他以重臣的地位辅佐新君之目的。1844年2月，杜受田升左都御史（从一品），1845年1月迁工部尚书。1846年10月，杜受田六十生辰（按周年计算为59岁），道光帝此时已密立奕詝为皇太子，御书“福”、“寿”字并诸珍物赐赏之。1849年，再授杜受田为上书房总师傅。

如果我们离开这些学生的评价和君主的隆恩，就实际而论杜受田的授学功夫，可以看到，奕詝登基后朱批朱谕的文字功力在清代诸帝中还属中上，字也写得不坏，对儒家礼教和清代制度均为熟悉。考虑到奕詝智商平平，杜受田的功绩实不可没。

清代设立上书房的目的，并非是要培养出对传统经典造诣深厚的学者；上书房的学生无须参加折磨人的科举考试，以证明自己的学力，以证明教师的水准。这与当时的一切学校、书院、私塾有着原则的区别。

可是，上书房里并非无标准可言。学生就要争取被立为储君，师傅就要争取成为帝师。这是唯一的鉴定和检验，虽然永远不会有人明说，但谁都能感到它的存在。

平静的上书房，实际上与硝烟弥漫的战场无异。上书房的学生，有如角斗士，而他们的师傅，有如教练。

然而，皇位的竞争决不能公开进行，皇子之间必须以谦让为怀，康熙朝的故事不能重演。一切都须在暗中进行，如同平静海面之下的湍湍急流。作为孩子的奕詝，一开始还不能明白这些道理，即使明白也不知所措；但杜受田老谋深算，从他入值上书房的第一天起，便暗暗下决心，一定要拥戴奕詝获取皇位，建立非常之功勋。一年后，当奕訢适龄而入上书房时，杜受田立即注意到了这位美貌少年，知道他已经遇到了真正的对手。

大凡皇子相争之类的史料是很难寻觅的，对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皇帝，根本找不到这方面的材料。然对奕詝，野史中有两则记载。其一称：

皇四子之师傅为杜受田，皇六子之师傅为卓秉恬。道光之季，宣宗衰病，一日召二皇子入对，将藉以决定储位。二皇子各请命于其师。卓教恭王，以上（指皇上）如有所垂询，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杜则谓咸丰帝曰：“阿哥（清代称未成年皇子为阿哥）如条陈时政，智识万不敌六爷。惟有一策，皇上若自言老病，将不久于此位，阿哥惟伏地流涕，以表孺慕之诚而已。”如其言，帝大悦，谓“皇四子仁孝”，储位遂定。

另一则更妙。称是道光帝命诸皇子校猎南苑，按清代制度，皇子外出须向老师请假，以示尊师。当奕詝临行前向杜受田请假时，杜在他的耳边密授机宜：

阿哥至围场中，但坐观他人骑射，万勿发一枪一矢，并当约束从人，不得捕一生物。复命时，上若问及，但对以时方春和，鸟兽字育，不忍伤生命以干天和；且不欲以弓马一日之长，与诸弟竞争也。阿哥第以此对，必能上契圣心。此一生荣楛关头，当切记无忽也。

奕詝果然依计行事。这一天，皇六子奕訢射得禽兽最多，顾盼自喜，见奕詝只是默坐，从者亦垂手侍立，感到奇怪而问其故。奕詝只是轻描淡写地答道：“没有什么，今天不舒服，不敢驰逐”，便把奕訢打发了。到了晚上，道光帝见奕詝一无所获，询问之，奕詝按杜受田所教之言答复。道光帝大喜，“是真有君子之度也”，遂决定了立储人选。

这两则记载的可靠性很难确定，因为这些计谋只有杜受田、奕詝两人心知，何至传到外边。但此两则记载又在民间广泛流传，后者竟在20世纪20年代为一些学者列入具有正史地位的《清史稿·杜受田传》，可见此说深入人心。我们虽不能验证这两条记载，但可以肯定杜受田为奕詝夺得皇位建立过奇功。这一点，只消看看杜受田死后咸丰帝所颁殊荣便可明白（后将详述）。另外，我们也可设想一下，资质平常的奕詝如何战胜才华横溢的奕訢，不靠这些非常手段能行吗？

在奕詝和奕訢的角力中，奕訢的教练卓秉恬也是位高手。1802年，他19岁便高中进士，入翰林院，散馆后由词臣转谏台，1837年以吏部左侍郎放浙江学政，当年便被召回，任兵部、户部、吏部尚书等职，授体仁阁大学士。从史料上看，他似乎不是奕訢的正式师傅 ，找不到他入值上书房的记载，很可能是见奕訢少年英姿而自充“业余教练”的。而在他调教下的奕訢也十分了得，文武双全 ，处处将奕詝打得落花流水。卓秉恬相信，作为裁判的道光帝，一定会分出个高下。

技高一筹的杜受田却在竞赛中发现了纰漏，身为裁判的道光帝同时又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于是，他指挥奕詝调整方向，以孝道来对抗才识，以仁义来反击武功。实际上，他不是让奕詝和奕訢竞争，而将进攻的方向改为道光帝——直取裁判。在当时的环境中，儒家的“仁”、“孝”是第一位的，而事功之类等而下之。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红”、“专”矛盾与此相似。红与专相比，往往会有微妙的优势。

可以说，卓秉恬指挥奕訢战胜了奕詝，而杜受田指挥奕詝战胜了道光帝。

尽管人们可以有意见，但裁判最后的判决，却是不可改变的。

1850年1月23日，道光帝的继母孝和皇太后去世，年老多病的道光帝备受打击，身体一下子便垮了下来。 2月24日，他终于坚持不住了，病倒在床上。这一天，他破了登基近三十年的例，没有看奏章，而是召见了五位重臣，其中四位是军机大臣 ，剩下的一位是杜受田。很可能到了这个时候，杜受田才知道，他赢了。

1850年2月25日，道光帝自觉已走到人生尽头，于卯刻（早上五至七时）召见宗人府、御前、军机、内务府十位大臣。 早已焦急地等候在寝宫外的大臣，听宣入内被道光帝召至榻前。尽管道光帝已临死亡，仍坚持冠服端坐，吃力地宣布他的决定：皇四子奕詝立为皇太子。未久，奕詝也被召来，各大臣在新老两位君主的面前，打开了鐍匣，展阅1846年道光帝的立储谕旨。 此外，道光帝还颁下一份朱谕：

皇四子奕詝著立为皇太子，尔王大臣等何待朕言，其同心赞辅，总以国计民生为重，无恤其他。

这是道光帝写下的最后一道朱谕，今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字迹草乱，可见是道光帝在痛苦中挣扎写出的。到了中午，道光帝归西，顾命大臣立即请奕詝“正尊位”。

道光帝死于圆明园慎德堂，按照清代制度，新皇帝奕詝当日下午护送大行皇帝的遗体至城内紫禁城乾清宫停放。而这位新君作出的第一个决定是：

以上书房为倚庐，席地寝苫。

“倚庐”是居父母丧时所住的房子。紫禁城里有上万间房子，为何不选别处，偏偏选择上书房？奕詝这么做，明显地不是为房子，而是能够方便地见到杜受田。 犹如一位离不开母亲的孩子，这位青年看来像被突如其来的事件震呆了，不知所措，需要他的老师指点迷津。

道光帝的丧事按照皇家仪礼按部就班地进行，新皇帝的登基大典定于1850年3月9日举行。在这吉庆的日子里，大驾卤簿全设，奕詝在簇拥中坐上了太和殿的御座，接受百官朝贺，宣布改明年为咸丰元年。尽管王公大臣人头密密，可他一眼就看到了站在工部尚书位置上的杜受田。

站在朝贺礼仪班次中的杜受田，端庄肃穆，仰视着登基大典一幕幕地进行。可他似乎什么也看不清了，只觉胸中涌动着一阵阵无可抑制的激动：我成功了，我创造了一代新君！也就是在这一时刻，他意识到，他和奕詝的关系，由师生变为君臣。

于是，他又暗下决心，做一个辅弼新君的干臣。

奕詝登基时，差4个月才满19岁。作为一个掌管4亿人口的大国君主，他显得太年轻，但从清代君主继位的年龄来看，他还不算太小：

顺治帝福临　5岁继位　13岁亲政

康熙帝玄烨　7岁继位　13岁亲政

雍正帝胤禛　44岁继位

乾隆帝弘历　24岁继位

嘉庆帝颙琰　36岁继位

道光帝旻宁　38岁继位

可是，福临、玄烨登基后，朝政分别掌握在多尔衮、鳌拜手中，若抛开传统政治学中的“谋篡”罪名，应当说，这些辅政大臣于国政甚多功绩。乾隆帝弘历继位时虽不比奕詝大几岁，可他接手的是雍正帝留下的丰厚遗产，本人又才华横溢。

可咸丰帝奕詝呢，他接手的是道光帝留下的烂摊子，自己又乏才缺识，只得将求助的眼光转向杜受田。登基后，他频频给杜受田升官加爵：加太子太傅，兼署吏部尚书，迁刑部尚书，授协办大学士。这一方面是对杜氏为他谋取皇位的酬答，另一方面是对杜氏的倚重。

尽管杜受田在帮助奕詝登上帝座时显示了对中国政治的深刻理解，但他本人最大缺陷是缺乏实际经验。他没有做过地方官，处理过具体政务，就是在京官生涯中也只是做过户部、礼部、工部的堂官，而未在实际操作层面的司官一级工作过，且主要精力又放在教育奕詝上。他一生研习儒家经典，心得颇丰，由此引申出来的治国方案是一套一套，但只有做过具体工作的官员方能体会到儒家理论与实际工作有着多么遥远的距离，尽管人们常说“半部《论语》治天下”。

于是，杜氏开出的药方仍是按照祖制，让咸丰帝奕詝下诏求言求贤。

1850年3月20日，奕詝登基后的第11天，便由内阁明发上谕 ：

凡九卿科道，有奏事之责者，于用人行政一切事务，皆得据实直陈，封章密奏，俾庶务不至失理，而民隐得以上闻。

“九卿”是指六部之外京内各小衙门的堂官，“科道”是指六科给事中、十三道御史之类的言官；虽说皇帝让所有具有奏事权的官员都发表意见，但点明“九卿科道”似乎要特别听听下级官员的意见。

七天后，3月27日，奕詝再次由内阁明诏求贤，命令各省总督、巡抚在其下属官员中保举“才德兼优、诚心任事”的能人。又过了二十多天，4月21日，他看到了一份奉旨奏事的折子，非常高兴，下旨曰：

著再饬谕在京部院大臣，各举所知，果有品学纯正、才德出众之员，无论京外家居，准其保奏……督、抚、提、镇、学政于政事有关得失者，著据实胪陈，备朕采择。其藩、臬两司，亦许各抒所见，密封交本省督、抚，代为呈奏。

这一谕旨将保举的范围扩大到不在职的官员，历来不得直接奏事的布政使、按察使，此时也获得了向天子进言的机会。

求言求贤，显示了君主的开明，但实际反映出来的是，咸丰帝此时对政事的不明，对人才的不察。这也是上级在不知所措时经常采用的方法之一。

三道御旨下达后，奏章纷至沓来。在这些折片中，最为咸丰帝欣赏的有十余篇，而顶顶看中的是礼部侍郎曾国藩（这是在后面将要登场的重要人物），传旨褒奖；而各处报来的推荐人才的名单中，也有十余人传旨查看，准备进京引见，其中杜受田推荐了两人，一是鸦片战争中被革此时在家养病的林则徐，另一是当时的争议人物前漕运总督周天爵。

求言求贤一改道光末年政坛死气沉沉的局面。大约从1845年起，步入老年的道光帝就像众多老年人一样，贪图政治平静、耳边安静，“恶闻洋务及灾荒盗贼事”。 皇帝身边的军机大臣也就报喜不报忧，掩饰真相，封杀言路，专拣好听的说给道光帝听。当时京师中有一制联云：

著、著、著，祖宗洪福臣之乐，

是、是、是，皇上天恩臣无事。

这一制联的矛头是对着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的。

咸丰帝此次求言，言路大开，许多官员凭实汇报，说出了许多咸丰帝未曾听闻、不敢相信的事情：各地盗贼蜂起，官员贪污腐败，兵弁懈怠嬉玩，财用困乏不继。美好的场景一下子被这么多的丑恶现象所替代，反倒激起了这位青年天子力挽狂澜的雄心。

可是，最最要紧的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咸丰帝不像是一个没有主见的人，上书房中杜受田十四年的教诲发挥了作用。他最为欣赏的是各地官员按照儒家学说、祖宗制度提出的解决办法，甚至引经据典地指责当时的理学大师倭仁的一些意见（这些意见也是从礼教中引申出来），足显示其学识功力。杜受田看到自己的好学生如此办理，心中高兴无比，私下里或许给了一个“优秀”的成绩。这一对君臣相信，只要按照儒家学说、祖宗制度来办理，天下一定大治。

然而问题就出在社会的各种弊端，皆源于儒家学说和祖宗制度，以此去救世，如同以火救火，以水治水。周期性的王朝治乱，被传统史学家荒谬地概括为性理名教的兴废所致，使人们坚信，不是经不好，而是和尚念歪了经。殊不知“治”、“兴”非为念经正，“乱”、“废”亦非不念经。当理论与实际相背离时，经不能不念歪。

一道道谕旨发往各地，官员们纷纷称赞圣旨英明。可政治却没有起色，局势反越来越坏。谁又敢说圣旨无效无用呢，最聪明的方法是用纸将火包起来，等到烧穿了那天再说。

这一段君臣相处的日子，奕詝后来回忆道：

朕即位后，（杜受田）周谘时政利弊，民生疾苦，亦能尽心献替，启沃良多。

每召见时，于用人行政、国计民生，造膝敷陈，深资匡弼。

由此可见杜受田的作用之大。但是，君臣俩一心厘清恶弊的种种举措，纷纷坠落于黑暗政治的潜网中，无声无息地消失了。他们俩竟然对此毫无察觉，问题是谁也不会对他们说。

在咸丰帝登基后的最初两年里，杜受田几乎是随侍左右。当咸丰帝拜谒道光帝陵寝——慕陵以及东陵时，旨命杜受田“留京办事”，很有替天子看家的味道。1852年，因黄河在丰县破坝决口 ，水漫山东、江苏，百姓生计无着。看来咸丰帝对地方官敷衍草率不好好念经感到气愤，派杜受田亲自前往调查解决。

奉旨出京的杜受田果然实心办实事，一路上风尘仆仆，详查灾情，请旨赈粮。8月，到达江苏清河（今清江市），炎热的天气、潮湿的环境触发旧患肝症，再加劳累过度心力交瘁，于22日病故。

当杜受田去世的消息传到北京时，咸丰帝声泪俱下，悲痛异常，朱笔写下了一段极富个人感情的话：

忆昔在书斋，日承清诲，铭切五中。自前岁春，懔承大宝，方冀赞襄帷幄，谠论常闻。讵料永无晤对之期，十七年情怀付于逝水。呜呼！卿之不幸，实朕之不幸也！

“赞襄帷幄”一语出自被“赞襄”的皇帝本人之口，道出的不仅是对杜受田的赞扬，而且还稍稍流露出对杜受田的依赖。这一词语，咸丰帝后来还多次用过。

杜受田的丧事，规格高得异乎寻常：赏陀罗经被、赏银五千两、赠太师大学士、命沿途地方官亲自照料护送灵柩。咸丰帝还打破常规，不待内阁票拟，自行特谥“文正” 。11月15日，他亲自到杜受田的家中奠醊，抚棺洒泪，悲悼实深，在场者无不动容。他哭的是杜受田？他是为自己而哭！

杜受田死了，咸丰帝由此体会到了孤独。局势的恶化使纸终于包不住火，于是他更思念这位荩臣。1853年春，他到国子监临雍讲学，特派其五弟奕誴祭奠这位恩师。当日颁下的谕旨明晰地流露其心情：“（杜受田）倘能久在左右，于时事艰虞，多有补救。” 他又是多么希望杜受田能帮助他挽救岌岌可危的朝运。

杜受田死了，咸丰帝将他不尽的思念转化为对杜氏家人的隆恩。杜受田的父亲前礼部侍郎杜堮，赏礼部尚书衔，赏食全俸；杜受田的长子杜翰，时以翰林院检讨放湖北学政，15个月就由从五品提升至正二品的侍郎，并进为军机大臣；杜受田的次子杜䎗，亦升至侍郎；杜受田的三个孙子，全都加恩赏给举人，准一体参加会试。

杜受田死了，死得又是那么安详。作为师，造就一代君主；作为臣，做到鞠躬尽瘁。他再也看不到历史的结局。倘若他天上之灵知道亲手培养的奕詝，正因他送上皇位而早早丢掉了性命，会不会后悔自责呢？ uOBuvabqpggiDotmdLWeCkkw0W4njN4gMLM/hujOoNn3xD+ekQ8op0jfS1oR3Sn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