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1918年，作为一名海军少校，保罗·刘易斯（Paul Lewis）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但他似乎从未适应军旅生活。军装常常令他局促不安，士兵们向他致敬时，他也总是显得紧张而狼狈。

而他却是个地地道道的勇士，一位与死亡搏斗的勇士。

在他遭遇死亡时，他直面死亡，挑战死亡。他像一个昆虫学家用昆虫针将蝴蝶钉成标本一般将死亡固定，再将其肢解、分析，然后找出击败这个敌人的方法。这种冒险对他而言已成家常便饭。

然而，1918年的9月中旬，死亡以前所未有的架势出现在他面前。医院的院子里摆满了一排又一排的病人，很多人浑身是血，死状可怕而奇特。

刘易斯被请来帮助他们处理这个令人束手无策的神秘事件。虽然也算一名内科医生，但他还从未在病人身上操练过。更确切地说，他是一位科学家，是美国第一代医学科学家中的一员，时间都花在实验室里。当时，他事业上已颇有建树，在国际上也享有声誉，而且他还很年轻，事业的巅峰触手可及。

早在10年前，他在位于纽约市的洛克菲勒研究所和导师合作，发现且证实了脊髓灰质炎是由病毒所致，这个发现至今仍被看作病毒学史上的一块里程碑。随后，他研制出了一种针对脊髓灰质炎病毒的疫苗，这种疫苗作用在猴子身上，有效率几乎达百分之百。

这项贡献加上其他成就，为他赢得了成为菲普斯研究所奠基人的地位，该研究所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附属机构。1917年，他很荣幸地受邀到哈维讲座（Harvey Lectures）作报告，当然，这似乎只是他日后人生道路上接踵而来的种种荣誉中的第一个。如今，有两位认识刘易斯且与许多诺贝尔奖获得者有交往的著名科学家的子女说，父辈曾告诉他们，刘易斯是他们遇到过的最聪明的人。

临床医生们找到刘易斯，请他解释这些水兵可怕的症状。他们当中很多人浑身是血，但这些血不是外伤所致，至少不是从他们被铁器或爆炸所造成的四肢伤口中流出来的，大部分是鼻血。有些水兵还咳血，另一些人耳朵出血。有些人咳嗽非常厉害，死亡后的尸体解剖表明，剧烈的咳嗽甚至导致他们的腹肌和肋软骨撕裂。还有很多人受剧痛折磨而发烧、说胡话，几乎所有尚能交流的人都抱怨说头疼，就好像有人在他们眼睛后方拼命将一根楔子敲进脑袋似的。他们还觉得身体剧痛无比，甚至连骨头都快痛断了。有几个人还呕吐。最后，一些水兵皮肤颜色出现异常，有些人唇边或指尖发青，还有少数几个人浑身发黑，以至于根本无法分辨出他到底是白人还是黑人。他们看上去几乎就是黑色的。

类似的病例刘易斯只见过一次。那还是在两个月前，一艘英国船上的部分船员被救护车从一个已被封锁的码头送往费城的另一家医院并被隔离起来。很多船员在那里死去了。对他们进行尸体解剖后发现，他们的肺部看上去与那些死于毒气或肺鼠疫的人一样。肺鼠疫是腺鼠疫的一种，但却比其他种类的腺鼠疫更可怕。

然而，无论那些船员死于何种疾病，这种病都没有传播开来，再没有其他人染上这种疾病。

但是，现在躺在院子里的这些病人使刘易斯深感困惑，同时也让他冷汗直流。他不仅担心自己能否处理这种疾病，还担心这种疾病究竟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因为不管是何种疾病侵袭了这些船员，这种疾病不仅仅是扩散而已，而是已经爆发性地蔓延开来了。

尽管人们想尽一切办法要控制它，但10天之前它还是在波士顿的一个海军基地里爆发了。切尔西海军医院的海军少校罗西瑙（Milton Rosenau）与刘易斯相识，所以他从刘易斯那里得知了此事。罗西瑙也和刘易斯一样，在美国宣布参战后放弃了哈佛的教授职位参加了海军，为国效力。他的公共卫生教科书被陆军和海军军医奉为“圣经”。

费城的海军基地对刘易斯的警告很重视，尤其当一支特遣队刚刚从波士顿抵达费城时。他们作好了一切准备，一旦有疾病爆发，就立即将所有病员隔离起来。他们相信隔离措施一定能控制住疾病。

然而，就在波士顿的特遣队抵达后的第四天，就有19名费城水兵被送往医院，他们的症状看起来与那种疾病相同。尽管他们以及与他们有过接触的人都被立即隔离了，但第二天又有87名水兵被送到医院，他们也被隔离了。两天之后，600名症状相似的病人又被送了进来。医院已经没有空床位了，医务人员也开始病倒。于是，海军方面就将数百名病得更厉害的水兵送往费城的市民医院，水兵和市民医院的工作人员开始在海军基地和市区间往来穿梭，就像在波士顿一样。与此同时，以前是波士顿，现在又是费城，患者们开始被送往全国各地……

这也是使刘易斯直冒冷汗的又一原因。

刘易斯去看过第一批患者，给他们抽血，检验尿样和痰液，给他们进行鼻冲洗，清理喉咙。他不断回到患者中间，反复收集样本并研究这些症状，以期获得任何一点新的线索。在实验室里，他和手下的每一个人都把精力投入到培养并鉴定病原体的工作中。他需要找出病原体，找到病因，更需要研制出可以治愈这种疾病的抗血清，或是一种可以预防它的疫苗。

刘易斯热爱实验室，胜过爱任何人和任何事。他工作的地方挤得满满当当的，看起来就像是由无数冰棱组成的灌木丛——架子上摆满了试管，到处是成堆的培养皿和移液管，但这使他感到很温暖，他觉得实验室比自己的家更舒服。但他不喜欢这次这样的工作。使他烦恼的并不是要尽快找到答案的压力，即便在从事脊髓灰质炎研究时他也从未为此苦恼过。那时正是脊髓灰质炎大肆流行的时候，当局不得不规定，只有持许可证的人才能出行。真正使他烦恼的是，他必须放弃正规的科学方法。为了成功研制出疫苗或抗血清，他必须在还没有形成定论的结果上进行一连串的猜想，而且每个猜想都必须正确。

他已经作出了一个猜想，即便他并不确切知道是什么引起了这种疾病，也不知道他是否能够预防或治愈这种病，但他相信自己已经知道它是什么了。

他认为这是一种流行性感冒，尽管它与以前所知的所有流感都不一样。

刘易斯是正确的。1918年出现了一种流感病毒——它很可能是在美国产生的，而且即将席卷全球，其致命的威力最早在费城等地显现。到1920年它销声匿迹之前，在这场全球大流感中丧生的人比人类历史上在其他所有疾病爆发中死去的人都多。虽然14世纪死于黑死病的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很高（超过了欧洲总人口的1/4），但粗略估计，在这次流感中丧生的人更多，比目前死于艾滋病的人还要多。

对流感死亡人数最保守的估计是2100万，而当时全球人口总数还不及今天的1/3。这个数字是根据当时对疾病的研究估算的，后来经常被报纸引用，但这个数字肯定不准确。现在的流行病学家估计，在全球范围内大约有5000万人在大流感中丧生，这个数字甚至可能高达1亿。

这些数据显示出流感的可怕，但其他一些数据蕴涵着另一个更可怕的事实：普通流感的受害者是老人和儿童，而这次流感中近一半的死者是正值人生顶峰的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库辛（Harvey Cushing） ——一位年轻聪颖而且后来颇具声望的外科医生，也曾因患流感而重病不起，并且终生未能从可能是流感引起的并发症中恢复过来。他称这些流感的受害者为“双重死亡” ，因为他们死的时候还是那么年轻。

没有人能够知道真正的死亡人数，但如果上述估计是对的，那么流感病毒就导致了当时8%—10%的青年人丧命。

他们死得又快又惨烈。尽管大流感持续了两年多，但大约2/3的人在24周之内就死去了，这些死者中又有一大半是在更短的时间，也就是在1918年9月中旬到12月上旬期间死亡的。大流感在一年内杀死的人比中世纪黑死病在一个世纪内杀死的人还多，24周内的受害者比艾滋病24年内杀死的人还多。

除了杀伤力强以外，大流感与黑死病及艾滋病在其他方面也类似。和艾滋病一样，它夺去了那些原本最该生活下去的人的生命。而即使是在1918年费城这样一个现代化大都市，牧师们也不得不像中世纪肺鼠疫肆虐时一样，赶着马车在街上吆喝，让那些躲在紧闭的门后面、胆战心惊的人把屋子里的尸体搬出来。

1918年的大流感事件不是一个简单的关于毁灭、死亡和绝望的故事，也不仅仅是一个社会如何与自然强加于人类社会的灾难作斗争的故事。

它还是一个关于科学和探索的故事，一个关于人们应该怎样改变思维方式的故事，一个关于人们在近乎完全混乱的环境中应该怎样冷静思考然后作出果敢抉择并付诸行动，而不是无谓地长时间争论的故事。

1918年的大流感是自然与现代科学的第一次大冲突，是人类社会和自然力的第一次大对决。在这个社会中，有人拒绝屈从于自然的力量，拒绝倚靠神助使自己免遭厄运，他们决定用发展的技术和自己的信念直面自然的力量。

在美国，这场流感也是关于包括刘易斯在内的少数几个人的故事。他们就是那些没有在病魔面前退缩的人，包括为数不多的几名女性。他们大大发展了基础科学，现代医学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他们研制出的疫苗和抗毒素、发展出的技术至今仍在使用；在某些项目上，他们取得的研究成果与今天我们的知识水准也相去不远。

这些研究人员并不只是简单地将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与1918年大流感对抗的工作中，至少对其中的一些人来说，他们在这场对抗中还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在美国历史上的每一次战争中，死于疾病的人都比在战斗中阵亡的士兵多。历史上很多次战争中都有过疾病蔓延。研究过美国历史的领导者预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会有某种流行性疾病出现。他们对此进行了充分的准备，然而最终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疾病肆虐。

然而，这个故事应该从更早说起。在医学有望对抗病魔之前，它首先必须是科学的。医学需要变革。

由于患者的特质和身体状况及其他方面各自不同，而医生的对策亦不同，所以医学还不能，而且也许永远也不能完完全全地成为一门科学。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几十年前，医学几乎还和两千年前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时代没什么两样。随后在欧洲率先开始的对医学理念的改革，最终改变了医学实践的状态。

即使在欧洲医学发生变革之后，美国医学还是迟迟没有改变。美国的医学研究和教育尤其落后，使得它的医学实践滞后于欧洲。

在欧洲，医学院要求所招收的学生具有坚实的化学、生物学及其他学科的基础，这已有好几十年了。但在美国，直到1900年，医学院的门槛还是比名牌大学的低得多。至少有100所医学院规定，只要缴纳学费，任何人——但不包括女生——都可以跨进医学院的大门；最多只有20%的医学院要求申请入学的学生必须具有高中毕业文凭，不需要任何的专业科学教育。全美只有一所医学院要求其学生具有大学文凭。新生入学后，学校一般也不会再为学生们补充背景科学知识。很多医学院的学生只要在校期间上过课并通过考试，就可以拿到学位；还有一些学生好几门功课不及格，甚至连病人都没接触过，也被授予了医学学位。

直到19世纪的最后几个年头，才有一群美国医学界领袖开始倡导革新，计划将美国的医学从世界发达国家中最落后的变为世界上最先进的。

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是其中几位的朋友，他的儿子也为他们工作。他写道，这些睿智的人在紧要关头走到一起，将“震撼” 整个文明世界。他们想要震撼这个世界，而且也必将震撼这个世界。

要做到这一点，所需要的不仅仅是智慧和训练，还需要真正的勇气，一种放弃所有支持和权利的勇气。也许仅需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歌德（Goethe）在《浮士德》（ Faust ）中写道：

我先写下一句：“太初有言！”

译不下去了！谁来帮助我一番？

我不能把言语估计得这样高，

如果真受到神灵开导，

我定要把它译成另一个字。

我要这样写着：“太初有思。”……

在这里，“言”意味着权威、稳定和规则，而“思”则激荡着、撕裂着并创造着，神游八荒，无人知晓将有怎样的造就。

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不久，那些渴望改变美国医学现状的人实现了他们的理想。他们建立了一个人才体系，培养具有新思维并且敢于向自然法则挑战的人。他们与培养出来的第一代科学家（包括刘易斯和他的一些同行）一起，组成了一个核心团队，对疾病时刻保持警惕。他们并不希望流行性疾病出现，但他们预见到它会出现，并且为此作好了准备。

当流行性疾病真的来临时，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抵挡病魔前进的脚步，运用自己所有的知识和力量来击败它。当无法击退病魔时，他们投入到构建和完善知识体系的工作中去，以期能够最终战胜病魔。最终，从流感爆发中获取的科学知识，孕育了未来的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