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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武王领导的牧野之战，一举克商，但武王只是杀了殷纣王，并没有真正消灭掉商，商故地仍由纣王之子武庚统治。通过这场战争，殷、周的地位发生了巨变，武庚向周称臣，周由原来殷的属国一跃而为宗主国。武王对武庚不放心，派他三个弟弟监视武庚，称为“三监”。武王回到镐京后，年余即去世。太子成王年幼，武王弟周公旦辅政。三监认为周公要取代为王，于是同武庚结合叛周。周公率兵东征，经过三年血战，灭掉了武庚与三监，这次才真正灭掉了商。应该说，周公是周的开国完成者和制度的制定者。
周公经历了沧桑之变。殷亡的经验教训是什么？自称为小邦的周如何才能巩固统治？周公旦在一系列的诰命中作了很有见地的回答。《周书》中的《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多方》《立政》诸篇，同周公都有直接的关系，很多学人认为属周公之作。这些篇不仅是周的诰命和政策，同时也是周公对以前历史所作的总结。在古代政治思想史上，周公有着特殊的地位，他提出了系统的政治主张和理论，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开山祖。
周人原隶属于殷，在宗教信仰上，也把上帝视为至上神。1977年，岐山周都邑故址发现周灭商以前的一批卜问上帝的甲骨。这些甲骨的主人是谁，学术界有争议，一说是周人，一说是殷人。从当时的政治地理形势看，不好说是殷人的。《诗·绵》在叙述周历史时，古公亶父已用卜，文中曰：“爰契我龟。”卜骨如果是周人的，可证明周人同样信奉上帝。
在殷人看来，上帝是殷王的保护神，而且到殷晚期出现了帝王合一。于是便有一个极大的矛盾摆在周人面前：一方面上帝不可能被抛弃，另一方面如何才能把上帝从殷王手里夺到自己手中，成为自己的保护神呢？周公解决了这一问题。
周公在言论中丝毫不怀疑上帝的绝对权威。殷、周对上帝的称呼略有变化。从甲骨文看，殷代的“天”与“上帝”不是一个概念，“天”无神秘之义。周把“天”与“上帝”同指。在周人观念中，天或帝是至上神。如同殷代一样，周公不管讲到什么或干什么，都称是天的意志和命令。这种权威集中表现在“命哲、命吉凶、命历年” （《尚书·召诰》） 。“命”，赐命之命。大意是，天把大命赐予圣哲，又降给吉或凶，时间是长是短，都由天命决定。
周公继承了殷代上帝至上的信念，但有修正，主要点是：唯命不于常，唯德是授。
“唯命不于常” （《尚书·康诰》） ，大意为：上帝所赐予的大命不是固定不变的。上帝根据什么命吉凶呢？这要看表现。天所以不再保佑殷王，因为殷王辛胡作非为，奢靡无度，酒气熏天，被天抛弃。《酒诰》说：“故天降丧于殷。罔爱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在《多士》篇，周公根据“上帝引逸”的古语对唯命不于常作了历史的分析。这句古语，历来有不同的解释。简而言之，即上帝对人总是规诫善诱的，如果违反不改，就会降罚。周公用历史上的兴亡对这句话作了如下的说明，当初，“有夏不适逸”。适，节。逸，放纵。意思为，夏人不能节制放纵之举。于是“惟帝降格，向于时夏”。格，格人，格知，此处指天生下知天命之人。向，劝。时，是。这句的大意为，上帝降下知天命的人，对夏进行诱劝。但是夏人不听命，反而“大淫泆有辞”，放纵不止，矫诬上天，大放厥辞。上帝看到夏不可救药，于是，“厥惟废元命，降致罚”。即是说，废除夏的大命，降下惩罚。于是“乃命尔（指殷士）先祖成汤革夏，俊民甸四方”。甸，治也。大意为，天命令你们的祖先成汤更改夏的大命，任用有才能的人治理四方。这就是历史上“成汤革命”说的本始。
从成汤到帝乙，诸王都努力行德政，尊祀上帝。于是上帝保佑殷，平安得治。可是后来的嗣王帝辛以及武庚，不听上天的教诲，而且还欺骗上帝，奢侈腐化，不顾民难，因此，“上帝不保，降若兹大丧” （《尚书·多士》） 。“大丧”即指殷被周灭亡。周代殷而起是因周的先王，特别是文王、武王谨遵天命，努力从政，不敢酗酒奢侈，“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尚书·酒诰》） 。
“唯命不于常”在周初形成了一种社会意识。《诗·文王》篇说“天命靡常”，把问题概括得更明确简练。《大明》中也讲：“天难忱斯，不易维王。天位殷适，使不挟四方。”大意是，天命是难相信的啊！不易做的是王。天本来保护殷嫡子，又使它不能会四方。
天命不于常，并不是说天不关心由谁掌政。它的中心点是，天要根据情况更换当权者，依据德“求民主”。“民主”这个词最早见于周书《多方》，《诗》中也多次出现。“民主”即“君主”，意为众民之主。谁能为“民主”，要由天选定。夏当政时，夏之主为虐天下，不听上帝的命令，于是“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刑殄有夏” （《尚书·多方》） 。显，光。休，美。显休命，光荣美好之命。大意是，天降下了光荣而美好的大命给成汤，命令成汤惩罚夏。成汤于是“代夏作民主”。从成汤到帝乙都得到天的佐助。帝辛嗣位之后，胡作非为，于是上天改选了有德之周，代商为民主。又说：“非天庸释有夏，非天庸释有殷。” （《尚书·多方》） 庸，用。释，舍。大意是，不是上天故意要舍弃夏、舍弃殷，完全是夏、商的君主自作孽。
周之所以被天选中取代商，是因周有德。“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 （《尚书·康诰》） 夏，中国，指周。大意为，英明的祖先——文王崇德慎罚，不敢欺侮那些无依无靠的老少，用可用，敬可敬，威可威，使民都明白道理。上帝使我们小邦周强盛起来。《大诰》中也说：“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宁王，兴我小邦周。”宁王，文王。大意为：唉，我是〔文王〕的儿子，不敢废弃上帝之命。上帝帮助文王，使我们小邦周兴盛起来。
周公反复讲，商缺德，周有德。周代商是执行天的旨意。《立政》说：“帝钦罚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万姓。” （《尚书·立政》） ，大意为：上帝重重惩罚了商王，使我们周代替商王受大命，治理万姓。召公也说：“皇天上帝，改厥元子。” （《尚书·召诰》）
《诗·大雅·皇矣》对上帝寻求“民主”作了人格形象的描写：“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维此二国，其政不获。维彼四国，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顾，此维与宅。”
在金文中类似上述的言论也很多。如《毛公鼎》云：“丕显文武，皇天弘膺厥德，配我有周，膺受天命。”
天的意志从哪里得知呢？除了用卜筮外，还要看民情，以民情视天命。《康诰》中说：“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棐，辅。忱，信。大意为：上帝的畏严与诚心，从民情上可看到。民情是摆在眼前的，由此进一步引出民近而天远，不知民情就不要妄论天命。《大诰》说：“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造，遭也。哲，智也。迪，导也。康，安。格，格知，推究。大意为，如果还没有使民通情明白，引导民达到安康之境，怎么能说知天命呢！《左传》襄公三十一年鲁穆叔引《大誓》：“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这句话又见《左传》昭公元年、《国语·周语·郑语》。《孟子·万章上》引《太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关于《太誓》，许多人认为晚出。这里引出，以备参考。孟子的话或许不是周初人的语言，但这种思想在周初几篇文诰中是有萌芽的。
事情还必须落在实处，到底谁能知天命呢？周公称，当时只有周文王、周公等人才能摸到天的心坎。《大诰》说：“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尔时罔敢易法。”十人，历来解释不尽相同。《论语》引武王话：“予有乱臣十人。”郑玄认为指文母、周公、太公、召公、毕公、荣公、太颠、闳夭、散宜生、南宫适十人。大意为，只有十个圣明的人才会理解上帝的旨意。上帝真心诚意辅佐周邦。你们（指周的臣民）对上帝的旨意不要怠慢。《大诰》是在三监叛乱时，周公发的誓词。可见除周公等十人之外，同族的一般人和周族同盟首领都摸不到上帝之命。《大诰》中说：“尔亦不知天命不易。”大意是，你们是不知道天命是不会改变的。《诗·大明》也有类似叙述：“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国。”
上述思想清楚地表明，兜了一个圈子，上帝回到了周天子之手。沿着这条线，周天子是上帝的化身，只有周天子知天命，上帝也只保护周天子。这种思想在金文中表现得更为充分。
周公是位绝顶聪明的人物。有人说他根本不信上帝，这不敢苟同。但他的确是位宗教理论改革家。当时还没有抛弃上帝的历史条件，也不可能抛弃。周公的理论既保存了上帝，又解释了朝代的更替；既把上帝当作精神保护伞，又提出要面向现实，注重人事，从而满足了神、人两方面的要求。
宗法制和分封制是周代基本的政治制度，它在权力与财产的分配中起着重要作用。与这种情况相适应，周人十分强调尊祖敬宗，周公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很多。
周公反复宣传文王受命于天。《大诰》说：“天休于宁（文）王，兴我小邦周。”《康诰》说：“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洛诰》说：“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酒诰》说：“乃穆考文王，肇国在西土。”文王、武王受命于天，是周公处理一切事务的根据和出发点。周公还反复提出文王、武王为后代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础，基本国策都是由文王、武王制定的。“明德慎罚”这个最基本的政策是由文王、武王确定的。“裕民”政策也是文王提出的。《梓材》说：“先王既勤用明德。”
周公一再申明，他所作所为都是遵承祖业，按文、武的方针和遗训办事。如伐三监和武庚之叛也说是奉文王之意。《大诰》说：“以于敉宁武图功。”敉，安抚平定，完成。大意为，完成文、武图谋的功业。分封康叔时发布的《康诰》，其中讲了一系列政策原则，都说是继承文王、武王的。发布《酒诰》，禁止周人酗酒，也说成是文王的既定政策：“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
周公宣称，文王、武王的神灵在天，在帝左右，时时监照一切。《史记·封禅书》中讲：“周公既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从金文看，这种说法是有根据的。“大丰簋”为武王殷祀文王之器，铭文有“文王监在上”的记载。武王以后的许多器物的铭文，都说王死后其“严”（死后其灵不灭曰严）在上，在帝左右。
殷、周时期，乃至以后，祖先崇拜一直盛行。人类从来就存在两种生产，一是自身的生产，一是物质资料的生产。这两种生产都带来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关系。生产越不发达，人的活动范围越小，血缘关系的作用就越大，家长制越强。尊祖思想就是在这种基础上产生的。当时的阶级等级区分也需要用神秘的血统观念作护身符。神化祖宗正起着神化宗子的作用。根据宗法制，只有大宗才能祭祖，表示大宗是祖先的唯一继承者。小宗只有陪祭权，小宗是大宗的藩属。因此敬宗与亲亲便成为维护宗法制、维护君权不可缺少的东西。
维护宗法分封制，不仅要尊祖敬宗，同时还要有“亲亲”。周书中虽未见亲亲二字，但后人常把“亲亲”的思想同周公相连，如《吕览·长见》载，周公封伯禽时，给他规定的施政方针即“亲亲，上恩”。《周书》记载，周公十分强调孝和友。这与“敬宗”与“亲亲”是一致的。《康诰》中宣布：“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元，首。憝，奸恶。矧，亦。惟，是。大意为，罪大恶极的，要属不孝不友。作子的不孝父，作父的不爱子，弟不能敬兄，兄不能爱弟，都是罪过，都可能引起大乱。因此，对不孝不友者，“乃其速由文王作罚，刑兹无赦”。大意为，应迅速按照文王制定的刑法，严加处治，绝不可宽容。
宗族体系与政治体系的统一，使敬祖尊宗既具有政治内容，又具有伦理内容，二者合而为一。
“德”在殷代已是一个政治概念。周公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把德当作政治思想的中轴。有了德，上可得天之助，下可得民之和。有天之佑，又得民之和，便能为王，历年而不败。
“明德”是周公发布的一系列诰命的思想支柱。周公用“德”说明了“天”的意向，天唯德是择；用“德”的兴废作为夏、商、周更替的历史基因；有德者为王，无德者失天下；有德而民和，无德而民叛。周公所说的“德”内容极广，在当时看来，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可包括在德之中。归纳起来有如下十项：1．敬天；2．敬祖，继承祖业；3．尊王命；4．虚心接受先哲之遗教，包括商先王先哲的成功经验；5．怜小民；6．慎行政，尽心治民；7．无逸；8．行教化，“惠不惠，懋不懋” （《尚书·康诰》） 。惠，爱。懋，勉。大意是，用爱的办法引导教育那些不驯服的人，勉励那些不勤快的人使之勤勉；9．“作新民” （《尚书·康诰》） ，重新改造殷民，使之改邪归正；10．慎刑罚。
德是一个综合概念，融信仰、道德、行政、政策为一体。依据德的原则，对天、祖要诚，对己要严，与人为善。用于政治，最重要的是保民与慎罚。
“保民”是周公提出的一个新的政治概念，《康诰》中反复讲“用保乂民”，“用康保民”，“惟民其康乂”。还有“裕民”“民宁”。
“乂民”即治民。“保民”与“乂民”相近，但又不同。《说文》：保，养也。“畜”亦作养。《盘庚》中有“畜民”“畜众”之说。“保民”当是“畜民”“畜众”的发展。“保民”又延伸出“养民”等不同说法。
“保民”首先是强调治民的态度。周公提出要把民的苦痛看成自己的苦痛，加以重视。“恫瘝乃身，敬哉。” （《尚书·康诰》） 恫，痛。瘝，病。连同上下文，大意为，把民的苦痛视如在己身一样，要格外注意啊！
历史的经验证明，不关心民之疾痛，会引起民叛。周公认为只有像对待自己的苦痛那样去进行治理，才可能使统治地位得到稳固。这里不单是出于同情心，而是现实矛盾的反映。
周公一再告诫他的子弟臣僚，要约束自己的心思和行为，“无作怨，勿用非谋非彝”。大意是，不要作怨于民，不要有不好的思想，不要干违法的事，如自己行为不轨，必然上行下效，导致大乱。
怎样才能保住“小民”呢？周公告诫群臣子弟，不要贪图安乐，切忌恣意妄为，要谨慎从治。《无逸》说：“治民祗惧，不敢荒宁。”《康诰》说：“无康好逸豫。”另一方面，还要体察民情，“知稼穑之艰难”，“知小人之依” （《尚书·无逸》） 。依，隐也，即隐痛，疾苦。对民人的疾苦不可置之不理，要予以关怀，特别对孤寡老人，应另加照顾，《无逸》说：“怀保小民，惠鲜鳏寡。”鲜，善。惠鲜，也就是爱护之意。
周公还提出要把民众作为自己的镜子，《酒诰》说：“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这一卓绝的见识在中国的政治思想史上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当时以及古代社会，这一思想虽不可能付诸实践，但其中的民主因素是很明显的。
德的正面是保民，另一面则是慎罚。周公鉴于殷代乱罚招致民怨民叛的经验教训，对罚的原则作了新的阐发，提出“慎罚”。慎罚既是德的内容之一，又与德并列，常称“明德慎罚”。德为根本，罚是补充。
“慎罚”又称“义刑义杀”。义，宜也。“义刑义杀”与随心所欲用刑是相对的，《康诰》中告诫康叔“勿庸以次”，即不要任意而行。《荀子·宥坐》引此作为慎刑罚的理论依据。在用刑问题上，周公强调了如下几点：
首先，要依据成法成典用刑，《康诰》说：“敬哉！无作怨，勿用非谋非彝。”周公强调按“常典”“正刑”用刑，以纠殷纣王滥刑之偏，这对稳定民心有重要作用。
其次，用刑要注意犯罪者的态度。《康诰》说：“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终，自作不典，式尔，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杀。”眚，省。乃惟终，坚持不改。不典，不合法。式，用。式尔，故意那样。大意为，一个人犯了小罪，但他不反省，还坚持不改，继续干下去。这样，即使罪不大，也必须把他杀掉。反之，一个人犯了大罪，但不坚持，并且悔罪，而且又不是故意的，便可以饶恕不死。这就是《康诰》文中说的：“乃有大罪，非终，乃惟眚灾，适尔，既道极厥辜，时乃不可杀。”
复次，用刑之心要出于善，且不可借机肆虐。所谓善，就是用刑要设法使民心诚服：“乃大明服，唯民其敕懋和。” （《尚书·康诰》） 明服，顺服也。敕，劳也。大意为，用刑使民心服，民就会安于本分，勤劳从事，不犯法造次。在治人罪时，不应仅仅视为罪人本身的事，居官者也有责任。“若有疾。惟民其毕弃咎。” （《尚书·康诰》） 大意是，民有罪，若己有咎，民被感动就会自动改正。“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对民如保赤子，民被感化，就会实现有效治理。如果有这种心情，即使杀人，割人鼻子，旁人看得很清楚，这不是出于私怨，而是非杀非割不可，是罪不容赦。
再次，判决时切忌匆忙，要多考察一些时候。“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时，丕蔽要囚。” （《尚书·康诰》） 要，察。囚，犯人。服，伏。念，思。时，三个月。大意为，判决罪犯时，谨慎思考五六天，乃至十天、三个月，以免出差错。
周公认为，对如下案犯要严加惩处。例如：“凡民自得罪，寇攘奸宄，杀越人于货，睯不畏死，罔弗憝。”寇，贼。攘，夺。奸，在内为乱。宄，在外为乱。越，颠越。于，犹取也。睯，冒也。憝，怨也。大意为，凡民有意犯有寇攘奸宄、杀人取货之罪者，民愤极大，要执而杀之。另外，对犯了不孝不友之罪者要严罚，对违法之官吏尤应严加处罚，对不从王命者，要给予惩处等。
刑罚是国家的最主要职能和最有权威的表现，它使人望而生畏。然而历史证明，它并不是万能的。周公在朝代之变中，看到了殷王权力大厦的倒塌，这不能不使他冷静地对待现实。刑罚虽令人生畏，但必须给它以圣装；刑罚绝对不可缺少，但必须慎而不滥。于是周公强调以善用法，以德施刑。至于心能善否，那自然是另外一回事了。
周公基于历史上王朝的兴衰，提出了建业与守业的思想。《大诰》反复说明建业的艰难。三监叛乱之后，周面临的形势如“涉渊水”。但是事情已开始就不能半途而废。比如盖房子，父亲已决定了如何盖，儿子不去打地基，哪里还谈得上盖房子？又如父亲已把地耕好，儿子不去播种，哪里来的收获？只有勇于进取，才可能得到收获。他鼓励人们为建业而付出牺牲。
在政治稳定之后，周公仍然强调危险，告诫还有可能走向危亡。《君奭》篇明确指出面临两种前途：“弗吊天降丧于殷，殷既坠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终出于不详。”吊，善。孚，信。休，美。大意为：殷做了许多坏事，天降丧于殷。我们周受了大命，但不敢说我们事业永远美好。即使有上天的帮助，也不敢说我们的事业可以避免不祥。《无逸》《立政》对如何守业问题作了详细的论述，反复说明：要了解下情，慎行政；民有怨恨要反省；要起用哲人和亲旧，但切不可结党；时时刻刻约束自己，“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 （《尚书·无逸》） 。即是说，不要过度地寻欢作乐，贪图安逸，四处游玩和打猎。
对政治前途提出两种可能性，这不只是在使自己更接近现实实际。只讲一种前途，是政治思想僵化的表现，殷纣王就只讲一种前途而变成盲目无知。
周取代殷，虽然只是一次改朝换代，但是这次改朝换代是由社会震荡造成的，民众是社会震荡的主体。在统治秩序得以正常维持的年代，人们看到的多半是统治者的威力，特别是商王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可以支配整个社会。历史的巨变显示了无名之辈的集体力量，正是这种力量掀翻了至高无上的商王。人们可以用神秘主义的观点看待这一切，但是活跃在前线的清醒的政治家不能不面对现实。周公的政治思想正是在这场历史运动的推动下产生的。
周公的思想与小邦周战胜大邦商这个事实也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小战胜大，不能简单地依赖神明，也不能单纯依靠固有的权力，必须找到一个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这个源泉就是民众。周公对民的重视与这一点有密切的关系。
说周公把天只当成工具使用，这恐怕不是事实。但周公确实没有把天当作唯一的法宝。他把民情当作天的意志的晴雨计，说明在他的神学中，容纳了较多的世俗内容。从而使他的思想既具有神秘性，更具有现实性。
从殷周之变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绝对无上的权力与对上帝的绝对崇拜是认识发展的桎梏。殷纣王不是没有可能校正自己认识，以面对现实，但纣王的绝对权力扼杀了这种认识，无限信奉上帝也一同起了这样的作用。
周代殷虽说是一次改朝换代，但这种替代意义重大。王权的神秘性在替代中下降了。新起的最高统治者虽然竭力为自己披上神秘的外衣，但他们必须面向现实。严酷的事实使他们不能不重新思考，从而推动了认识的发展。周公的思想正是这种变动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