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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从穆王开始，由鼎盛转向衰败。周穆王时期，周的国力还相当强大，四处用兵，周游天下，威武四震。但与此同时也显露了政治上的危机。周族历来尚武，但此时开始对尚武精神提出了怀疑。周厉王以后，西周进入了败落时期，内外交困，矛盾重重。在复杂、艰难的事实面前，西周开国以来的传统的思想已不能适应新的局面，有人提出了疑问，有的为挽救危机提出了对策，有的发出了谴责。政治危机为思想活跃提供了条件。下面介绍一下这个时期在政治思想上提出了有影响命题的几位人物。
祭公谋父为周公之后。周公长子伯禽封于鲁，其他诸子也得到分封，凡、蒋、邢、茅、胙、祭，即为周公之子受封之国。祭为畿内封国，祭公谋父即其后。祭公谋父为周穆王的卿士。周穆王时“王道衰微” （《史记·周本纪》） 。可是周穆王仍要征犬戎。犬戎是北方（今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内蒙南部）一支强大部族。祭公谋父不赞成征伐，讲了德、兵两者的关系。他说：“先王耀德不观兵。”耀，明也。观，示也。意思是，先王崇尚德化，不可轻易示威、动兵戈。所谓“耀德”，即：“懋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乡，以文修之，使务利而避害，怀德而畏威。” （《国语·周语上》） 懋，勉也。阜，大也。乡，同向。大意是，用德勉励民，使其性情淳厚。尽量满足他们的物质要求并利其器用。讲清利害，用礼教化他们，使他们务利而避害，怀德而畏威。祭公谋父从历史上论述了只有施德于民而后才能取胜的道理。周有兴有衰之时。兴在于务德，衰根于不务德。武王之所以能战败殷王帝辛，是如下两种原因的结合：一方面是帝辛“大恶于民”；另一方面是武王“勤恤民隐（苦痛）而除其害也”。祭公谋父的结论是，周的胜利不是因“务武”，“先王非务武也”，而是务德的结果。
祭公谋父并不是不要兵。如有违反王令者要先教，教而不服者再用兵刑。根据“五服”（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分别“修意”，“修言”，“修文”，“修名”，“修德”。文的办法不能奏效，再动用兵刑，不过对荒服之地，不宜兴师动众。因为距离太远，劳而无功。只要近的服从了，远的也就会归化。
如果用兵，一定要有准备，合“时”而“动”，不要耽误农时。按传统，三时务农，一时讲武。兵不动则已，动则要“威”。用武非同游戏，轻举妄动非但无成，反而有损，这就是他说的：“观则玩，玩则无震。”
祭公谋父对德兵关系的论述与当时的情况相适应。穆王时，疆土已经很大，需要的是守成，而不是开拓。可是周穆王却是一个好武的专家、游玩的能手。这不能不引起民怨。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的是积德，祭公谋父先德而后兵的主张对后世有很大影响。
邵穆公即召公虎，为周初召公奭之后。召为畿内封国。召公虎为周厉王卿士。周厉王暴虐，“国人谤王”。邵公对周厉王说：“民不堪命矣。”周厉王听后大怒，指令卫巫“监谤”。巫本是沟通人神关系的圣职，现在却充当起特务来了。这是一大发明，也说明了神职的虚伪。卫巫把批评者密告给周厉王，周厉王下令杀死这些人，政治气氛十分恐怖，“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周厉王自以为得计，很高兴，说：“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邵公却在万民沉默中看到了危机，他讲了如下一段著名的话：“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天子要了解下情，渠道应该畅通，让公卿、列士献诗，诗以言志；瞽献曲，曲表达心声；史献书；师献箴；瞍献赋；矇献诵；百工谏；庶人传言……各方面情况都反映上来，“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邵公还说，人长嘴是干什么的呢？是为了说话，“口之宣言也”。从民的议论中可以知道民之背向，进而可以知道事情的“善败”。王应该“行善而备败”。邵公的结论是：“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 （《国语·周语上》） 问题提得中肯而尖锐，可是周厉王拒而不听，结果未经几何，周厉王被国人赶跑。
邵公的思想如流星光耀，划破了天空。可是转眼又消失在长夜中。“口之宣言也”讲得切实而又准确。可是那个时代没有提供实现的条件。
芮良夫，即畿内封国芮伯之后，又称芮伯，周厉王时佐朝政。周厉王信任荣夷公。荣也是畿内封国，荣夷公为其后。周厉王、荣夷公实行“专利”政策。“专利”多解释为专山林池泽之利。原来山林池泽，国人也可以使用，厉王收归国家专利，因而引起从国人到贵族的共同反抗，
铭文记述了这件事。芮良夫反对“专利”政策，他在阐明自己的主张时指出：“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天地百物，皆将取焉，胡可专也？”天然的财富，是自然提供的，人皆有获取的权利，不能由王个人垄断。如果王“专之”，必然遭到众人的反对，“所怒甚多”。只顾专利，不顾民怨，这叫做“不备大难”。专利固然能得一时之利，“大难”却可能导致自身毁灭。“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
（《国语·周语上》）
芮良夫提出的自然之利众人皆可享受和使用的观点，指明在自然财富面前应该是权利相等的，谁也不能垄断。这种自然财富面前权利平等论，是对王权支配自然的怀疑与否定。
芮良夫把“利”说成是天地自然所生，有一定的片面性。因为“利”不只是自然形态，还有劳动的凝结。不过当生产力水平较低，人类生活资料的来源主要还不是靠改造自然而得，而是来源于利用自然之物时，芮良夫的观点与那个时代是相适应的。同时还应指出，这种理论为人们利用自然、改造自然打开了禁区，冲破了政治桎梏。
在芮良夫的议论中，还有一点值得提出来，他把王视为一个政治范畴。在芮良夫之前，人们已经对王进行了区分：有的王有德，有的王失德等。周公在历数商王时，就曾作过类似的区分。不过这种论述总是同具体的王相连。“先王”这个概念，虽有独立化的倾向，但一般还是指文、武等王。
王的好坏对政治有重大的影响，于是给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王应该是什么样的？这样王遂成为一个认识的对象，“王”从一个一个的具体的王中逐渐抽象出来，成为“王”的一般。芮良夫最早提出了这个问题。他把厉王同理论上的王区分开来。他提出：“夫王人者，将导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无不得其极，犹日怵惕，惧怨之来也。” （以上引文均见《国语·周语上》） 芮良夫认为，只有按照上述要求做的才能叫王，周厉王的专利不符合上述原则，违背了“王”道。
把“王”抽象与理论化绝不是对王的否定，而是给王的存在制造了一个更为普通的理论根据，但同时也为批评某个具体王开辟了道路。因为理论上的“王”比现实的王要高尚得多，现实的王要在“王”的理论面前接受检查。每个阶级每个集团都必须有自我批判的能力才能得以存在和发展。如果缺少或去掉了自我批判的武器，它是不可能有前途的。芮良夫关于王的理论便是实行自我认识、自我批评的理论之一。
虢文公为周初所封虢叔之后，宣王时为卿士。宣王即位后，“不籍千亩”，即废弃籍田礼。虢文公对此发表了民之大事在农的议论。
废弃籍田礼的意义是什么？对此学界有不同的看法，这里不去讨论。依我看，籍田礼即春耕礼。宣王不籍千亩，与军事有关。从文中以及有关文献材料看，当时一般只在农闲时才练兵、讲武，即所谓“三时务农，一时讲武”。籍田礼表示讲武结束，开始三季的农耕。宣王不籍田，破坏了这个传统，农忙季节也要用武。虢文公对此持反对态度，讲了一番颇有意义的道理。他指出，农是一切社会活动赖以存在的基础：“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和协辑睦于是乎兴，财用蕃殖于是乎始，敦厖纯固于是乎成。” （《国语·周语上》）
在以农业为基础的自然经济时代，这种说法是符合实情的。虢文公最重要的贡献，就在于他提出了经济是一切其他社会活动的基础，政治活动应该服从这一规律。王的政事最重要的是保障农业生产，不能随便使役、用兵、干扰农业生产。这与“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思想显然不同；农事高于祀与戎。虢文公当时能提出政治、军事应服从经济这一道理，应该说是卓见。
伯阳父（甫），传说为伯益之后。伯益为少皞之后。伯益又称伯翳，舜时虞官。伯阳父为幽王时的太史，又称史伯。当时郑桓公为王卿士，郑桓公问史伯王室命运如何。史伯认为周王室将要灭亡，因为幽王“去和而取同”。
什么是“和”与“同”呢？“和”就是“以他平他”。所谓“以他平他”，是指各种不同事物的配合与协调。伯阳父认为事物是由“土与金、木、水、火杂”而生的。事物相杂，协调配合，用长补短，才能产生最好的效果，“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七窍）以役心……” （《国语·郑语》） 由此进而讲到政治，也应提倡“和”，君臣要互相配合，取长补短。
所谓“同”，指的是事物的单一性。单一的东西不能长久，“同则不继”，“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又说“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同是一个声调就无所谓音乐；同是一个颜色，就没有花样；同是一个味，就不会好吃；事物都一样，就没有比较。
根据“和”“同”的理论，王应顺“和”弃“同”。“和”至关重要的是“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君主必须纳谏，对事情进行比较，才可能巩固统治。可是幽王却与此相反，幽王弃和“而与同”，拒谏饰非，拒“明德”之臣，听阿谀奉承之词，重用“谗匿”之人。根据“同则不继”的道理，断言幽王不会久长。 （引文均见《国语·郑语》）
史伯从事物的复杂性、多样性和互相补充的道理引出君主应该纳谏。然而应该不等于现实。幽王恰恰反其道而行之。这就说明个人专制同纳谏之间没有必然的、内在的联系。纳谏虽是一种美德，由于没有制度的保证，常常流于空谈。事实上，在专制主义条件下，纳谏只能是专制主义的一种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