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在他的讲话和著作中，经常引用孔子和儒家其他人物的一些言论，以增加自己论述的思想性和生动性。这种运用，反映了毛泽东对于孔子和儒家思想是十分熟悉的，善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熟练地为我所用。

其一，运用在政治斗争上。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经常将《论语》中的“和为贵”思想，运用于统一战线工作中。在1937年12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中，毛泽东说，统一战线工作的“总的方针要适合团结御侮”，“目前应该是和为贵”，“使国共合作，大家有利”。1939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的演讲中说：“统一战线一方面讲亲爱、讲团结，另一方面又要斗争，那就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你们在学校里，一个人自身也有统一与斗争，自己犯了错误，不是要斗争吗？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也是说统一里有斗争。” 1944年3月，毛泽东在《关于路线学习、工作作风和时局问题》一文中说：“我们的方针是避免内战，集中抗战……我们要采取同国民党搞好关系的方针，即是实行‘孔夫子打麻将——和为贵’。”同月，毛泽东在《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一文中说：“拿环境来说，今年比去年好，磨擦仗大概是不会打了。罗斯福不赞成我们中国打磨擦仗，那位蒋委员长也不想打，我们更不想打，大家都不想打，自然就打不起来，所谓‘和为贵’。”抗日战争结束之后，毛泽东亲自赴重庆参加国共谈判，争取避免内战。所以他在1945年9月2日出席张澜以中国民主同盟名义举行的宴会时，在宴会上反复强调“和为贵”。同年10月8日，毛泽东在张治中为他回延安举行的欢送宴会致答辞时说：“中国今天只有一条路，就是和，和为贵，其他的一切打算都是错的。”毛泽东之所以反复运用“和为贵”来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主张，是因为这句话是出自“圣人”之书，当时大喊“尊孔读经”的国民党顽固派也无法对之进行反驳。

在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时，毛泽东巧用《礼记·曲礼》中“礼尚往来”的思想，为自己行为的正义性进行辩护。1939年5月5日在，毛泽东延安后方留守兵团军事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巩固边区有一个方针，两条原则。一个方针，就是：‘一步不让’，对于他们的捣乱给以无情的打击，决不让步。两条原则的第一条便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同他讲亲爱，讲团结，要是他对我们不客气，我们就来第二条，就是‘人要犯我，我必犯人’，这叫磨擦，人家磨擦来，我们就磨擦去，也就是孔夫子所谓的‘来而不往非礼也’，否则不叫‘礼尚往来’。这是圣人之言，天经地义，我们一定要磨擦去。”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报告中说：“我们要站在自卫的立场反击国民党的进攻，一个是自卫，一个是反击……我们的方针：第一条，就是老子的哲学，叫做‘不为天下先’。就是说，我们不打第一枪。第二条，就是《左传》上讲的‘退避三舍’……第三条，是《礼记》上讲的‘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往而不来亦非礼也，就是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毛泽东还曾将这三条原则让国民党的联络参谋告诉准备进攻延安的胡宗南：“我叫国民党的联络参谋把这三条告诉胡宗南，希望他们也采取‘不为天下先’、‘退避三舍’、‘礼尚往来’的政策，这样就打不起来。他们不喜欢马克思主义，我们说：这是老子主义，是晋文公主义，是孔夫子主义。”正是利用了这种“孔夫子主义”，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领导共产党，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毛泽东还肯定儒家的某些民主思想。1944年7月18日，毛泽东和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莫理斯·武道谈话时指出：“在政治科学方面，我们从国外学到民主政治。但是，在中国历史上也有它自己的民主传统。共和一词，就来源于三千年前的周朝。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中国农民富有民主传统。千百次大大小小的农民战争有着民主的含义。”

其二，运用在伦理道德上。

毛泽东用孔子“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说明革命者也必须立志。1938年7月9日，毛泽东在抗大纪念“七一”、“七七”及突击运动总结大会讲话时说：“每个领袖都应当有他的志向。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马克思主义者也有他的志向。……这个志向是根据老百姓的需要与当时当地的环境而定的。”同年12月15日，他在向抗大八大队同学所作的讲演中又说：“同志们的志愿都很好，从前有个孔夫子，他讲自己是十五而读书，可见他十四岁的时候还没有读书。今天我们不但是立志，要读书，而且要立志做大事，而且要立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且要立志创造一个新中国。”毛泽东还劝延安干部不要学宰予白天睡觉：“同志们：大家都要努力学习，不可落后，不可躲懒睡觉。从前孔子的学生宰予，他在白天睡觉，孔子骂他‘朽木不可雕也’，对于我们队伍中躲懒的人，也可以这样讲一讲。但是对学习有成绩的，就要奖赏，有赏有罚，赏罚严明。不过我们主要的在于奖，假使有个把宰予，也没有什么关系。”正是由于善于引用孔子的一些话，毛泽东把立志和勤学的问题讲得既深刻又十分生动形象。

毛泽东还阐述过儒家倡导的“父慈子孝”。1944年3月22日，毛泽东在《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一文中说：“我们还要提倡父慈子孝。过去为了这件事，我还和我的父亲吵了一架，他说我不孝，我说他不慈，我说应该父慈第一，子孝第二，这是双方面的。如果父亲把儿子打得一塌糊涂，儿子怎么样能够孝呢？这是孔夫子的辩证法。今年庆祝三八妇女节，提出建立模范家庭，这是共产党的一大进步。我们主张家庭和睦，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双方互相靠拢，和和气气过光景。”

其三，运用在思想方法上。

毛泽东曾运用孔子的“每事问”、“不耻下问”等来阐明调查研究的重要性。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说：“许多做领导工作的人，遇到困难问题，只是叹气，不能解决。他恼火，请求调动工作，理由是‘才力小，干不下’。这是懦夫讲的话。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子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要做好调查研究，还要解决一个态度问题，即孔子所说的“不耻下问”。所以毛泽东1949年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说：“我们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要‘不耻下问’，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干部请教，然后再下命令。”毛泽东极力反对那种“强不知以为知”的主观主义态度，他在中共七大口头政治报告中说：“要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什么是不装？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孔夫子的学生子路，那个人很爽直，孔夫子曾对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懂得就是懂得，不懂得就是不懂得，懂得一寸就讲懂得一寸，不讲多了。”毛泽东认为，只有坚持调查研究，讲真话，才能做到实事求是。

毛泽东还运用孔子的“四毋”，说明观察和思考问题要客观、全面。1941年8月5日，毛泽东在致谢觉哉的信中说：“事情确需多交换意见，多谈多吹，才能周通，否则极易偏于一面。对下情搜集亦然，须故意（强所不愿）收集反面材料。我的经验，用此方法，很多时候，前所认为对的，后觉不对了，改取了新的观点。客观地看问题，即是孔老先生说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你三日信的精神，与此一致，盼加发挥。此次争论，对边区，对个人，皆有助益。各去所偏，就会归于一是。”要做到观察的客观性和全面性，除了从多方面搜集材料之外，还要多思。所以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说：“孔夫子提倡‘再思’，韩愈也说‘行成于思’，那是古代的事情。现在的事情，问题很复杂，有些事情甚至想三四回还不够。”

毛泽东认为，孔子思想中“有它的辩证法的许多因素，例如孔子对名与事，文与质，言与行等等关系的说明。”他认为，孔子讲的“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有内因是根据的思想。他在《矛盾论》初稿本中曾说：“内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物必先腐也，然后虫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后谗入之’，这是苏东坡的名言。‘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这也是孔夫子的实话。”

以上所举，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孔子和儒家言论的“取其精华”式的运用和发挥。当然，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对他认为是儒家“糟粕”的某些观点也曾进行过批评和驳斥。例如，他认为在阶级社会中，在政治上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是不适当的。他还批评过西汉董仲舒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认为我们不是处在“学也，禄在其中”的时代，我们不能饿着肚子去“正谊明道”，我们必须弄饭吃，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因此他批评孔夫子轻视生产，“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S1Ndxn/fWkOwOWlZcnLF0yw+STPhwj8gABCgcsaEPz0pxjyJtMy7fp/vEJ+/ftG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