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的遗物中，有一块欧米茄表。这它的外壳呈圆形，直径4厘米，为机械表，“12”数字下有“OMEGA”（欧米茄）字样，表带是棕色牛皮制成的。是一块不寻常的表。这块表是重庆谈判期间郭沫若先生送给毛泽东的。毛泽东非常珍惜它，一直戴到逝世。这块手表真实见证了毛泽东后30余年的革命历程，也凝聚着毛泽东与国学大师郭沫若先生之间的非同寻常的深厚情谊。

郭老国学大成就

郭沫若是我国现代著名的作家、文学家、诗人、剧作家、考古学家、思想家、古文字学家和著名的革命活动家。原名郭开贞，字鼎堂，号尚武。笔名沫若。清光绪十八年九月二十七（1892年11月16日）生于四川省乐山县观娥乡沙湾镇。幼年入家塾读书，1906年入嘉定高等学堂学习，1914年春赴日本留学，先学医，后从文。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医科。这个时期接触了泰戈尔、歌德、莎士比亚、惠特曼等外国作家的作品。1919年9月开始发表新诗。1921年，与郁达夫、成仿吾等组织“创造社”。同年8月，第一部诗集《女神》出版。“皖南事变”后，他写了《屈原》、《虎符》等六部历史剧。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多种国家行政、科学文化方面的领导工作，同时坚持文学创作，出版了历史剧《蔡文姬》、《武则天》等和多部诗集。他是我国新诗的奠基人，是继鲁迅之后革命文化界公认的领袖。参加革命工作30余年，为八一南昌起义之核心人物。历任政务院副总理、全国文联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重要职务。

郭沫若的学术文化大体可以如此划分：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以甲骨文和青铜器等古文字、古器物为基础，进行中国古代社会研究；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中，一面配合历史剧创作进行历史人物研究，一面纵论先秦诸子思想学说；50年代主要精力放在古代社会分期问题和古籍整理方面，60年代以历史人物研究与历史剧创作影响着当时的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领域，在50至70年代的20余年间没有间断过对于古文学、古器物的考释或研究。

1928年3月郭沫若亡命日本，在从事国外理论与学术文化著作的翻译过程中，逐渐意识到简单地把历史唯物论只作为纯粹的方法来介绍，生硬地玩弄一些不容易理解的译名和语法，反而会使其在接受与运用上增加障碍。他采用了围绕“国学”介绍“国学”的做法。同时发现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没有一句说到中国社会的范围”，便决心以这部名著为“向导”来撰写“续篇”，在恩格斯所知道的美洲印第安人、欧洲古代希腊、罗马之外，提供出“他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国的古代”。

1928年7月底8月初，郭沫若与古史辨派“不期而同”，从“文籍考订”入手打开“层累地造成”的《周易》这座神秘的殿堂，写出《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后改名《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紧接着又推出《<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两篇文章，反映郭沫若对中国古代社会变革的最初认识。在写作过程中，他感到《易》、《诗》、《书》中有“后人的虚伪的粉饰”，必须找寻没有经过后世的影响而“确确实实足以代表古代的那种东西”。于是，他迈出“考古证史”的步履，自1928年 8月底起，在两个月的时间里读完了日本东洋文库中所藏甲骨文的著作以及王国维的《观堂集林》，踏进甲骨文的研究领域，完成《卜辞中的古代社会》这一长篇论文。观点是根据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摘录”的，材料则以罗振玉、王国维的甲骨文研究为出发点，综合考察了殷商社会的生产状况和组织结构。随后，又以摩尔根《古代社会》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必须知道的准备知识”，将《卜辞中的古代社会》的基本观点浓缩出来，写成《中国社会之历史发展阶段》，西周以前为原始公社制，西周时代为奴隶制，春秋以后为封建制，最近百年为资本制。在结集出版之际，又赶写了《周代彝铭中的社会史观》，以青铜器铭文论证西周社会是奴隶社会。1930年3月，论文结集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由上海联合书店出版。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针对当时的“国故”之争，在认识上和方法上有着两大重要突破。其一，“跳出”经史子集的范围，以地下出土实物为出发点，去认识“古代社会之真情实况”。其二，“跳出”传统观念的范围，引进外来的辩证唯物论观念。由此，确立起一个全新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

尽管《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有“错误的结论”，但具体结论的错误却无法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它是以20世纪20年代最新的思想观念——唯物史观为指导，综合了当时最有代表性的两大学术派别——古史辨派、考古证史派的最新成果，确立起自己独特的中国古代文化研究体系，领导了此后的学术文化潮流。

甲骨文、金文研究是郭沫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他曾经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与《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作为古代研究的“三部曲”。前面说到，他对传统经典《易》、《诗》、《书》产生怀疑，因“疑经”转而对地下出土的实物——甲骨文、青铜器进行研究，很快就在这两大领域分别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19世纪末，河南安阳小屯偶尔发现甲骨，经古文字学家王襄、王懿荣辨认，确定为殷商文字。罗振玉在此基础上一面购求、探采，一面开始整理，先后拓印编录了《殷墟书契前编》、《殷墟书契后编》等。王国维从罗振玉的著录出发，开始对卜辞进行综合比较研究，写下大量“超越时间、地域”的著名篇章。自1928年起，至1937年，中央研究院先后15次对殷墟进行大规模发掘，总共得甲骨24830余片。1929和1930年，河南博物馆也有两次发掘，得甲骨3650余片。正当中央研究院在安阳进行大规模发掘期间，郭沫若在日本完成了他关于殷虚甲骨文的系统研究，走出一条“读破它、利用它、打开它的秘密”的路径。于是，形成“甲骨四堂”——罗雪堂(振玉）、王观堂(国维）、董彦堂( 作宾）、郭鼎堂(沫若)——各展其长的美谈。

1928年开始，1931年出版的《甲骨文字研究》，反映的是郭沫若对于甲骨文“读破它、利用它”的初始阶段的水平。“识字”是一切探讨的第一步，而且文字本身也是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象征。他对甲骨文字的考释，大多根据字的原始形义，结合文献中对字的解释，再参照相关的民俗学资料，纳入他对古代社会的基本认识当中。虽然有些考释尚有不同看法，但就其本身而论，大都能成其为一家之言。

在甲骨学发展近80年的历史中，有50年取得的成就都与郭沫若的创造性探索密不可分。他的甲骨文研究使甲骨学的发展由草创迈向成熟，并预示着后来推进的基本趋势。作为“四堂”之一的郭沫若虽然未来得及为《甲骨文合集》写出“前言”就离世而去了，但他作为主编确实是当之无愧的。

在青铜器铭研究领域，自北宋以来著录的殷周青铜器多达三四千件，但多数青铜器的年代和来历不明。1923年，河南新郑、山西浑源等处发现春秋时期的铜器群。河南洛阳、浚县、汲县以及安徽寿县、山东滕县等地，也都陆续有铜器被发现。殷墟发掘的商代铜器数量也很多，但被盗出售的也为数不少。其中罕见的大器，又多铸有铭文，更是研究铸造时期社会状况的极有价值的史料。当时，著录青铜器的名家有罗振玉、刘体智、容庚、于省吾、孙海波、商承祚等。

1929年，为了考古学上有所借鉴，郭沫若翻译出版了德国学者米海里斯《美术考古学发现史》(后改译名为《美术考古一世纪》），把考古学纳入“美术的视野”。郭沫若的《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一书是最初的实践，书中16篇考释、韵读、综合研究的思路和编次，一年以后被他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吸收和扩展。

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以及增订成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改变了以往“以器为类”的著录方法和孤立考释器铭的治学传统，理出两周青铜器铭的历史系统和地域分布，首次建立起研究两周彝铭的科学体系。

郭沫若从器物的形制、花纹入手进行考察，以青铜器的形象求得其历史系统，以历史系统与地域分布建立起认识中国青铜器的科学体系，勾画出其发展轮廓，这一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体现了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完美结合。

释读周代彝铭，确立断代体系，是要探讨两周社会，因而发掘出若干重要史实，为研究两周社会开出了新局面，这是郭沫若超出其他古文字学家、古器物学家的地方。

郭沫若考察周秦诸子思想，是与其对中国古代社会的认识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郭沫若初涉周秦诸子是1921年发表的《我国思想史上之澎湃城》，勾画了中国远古历史的轮廓，设想的“各家学术之评述”，包括老子、孔子、墨子、庄子、惠施等。当他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确立起新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之后，1935年底写成《先秦天道观之进展》，不仅注意各派的承传，更留神相互间的影响和趋同。至20世纪40年代，郭沫若对于秦以前的社会和思想作出系统研究，呈献出考察周秦之际学术高潮的“姊妹篇”——“偏于考证”的《青铜时代》和“偏于批评”的《十批判书》，成为其贯通子部诸家学说的代表作。

“苏活”古书生命是郭沫若一生整理古籍的最基本态度。这一方面，在他个人的学术研究生涯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从不同领域、不同侧面展示出他在古籍整理方面的认识与特色、成就和贡献。

郭沫若选译《国风》中40首抒情诗给它“换上一套容易看懂的文字”，结集为《卷耳集》出版，使得许多年轻人对于古代文学渐渐发生了研究的兴趣。郭沫若认为，不论对于传统文化还是外来文化，都要“向作品本身去求生命”，弄懂原著。而弄懂原著的关键在于使原先颇具生命力的作品通过今译，能够在今天“苏活转来”。他特意写了一篇《古书今译的问题》，强调整理国故的最大目标是“使有用的古书普及，使多数的人得以接近”，并满怀自信地预言：“我觉得古文今译一事也不可忽略。这在不远的将来是必然盛行的一种方法”。后来他更进一步指出，传统的注释方法总嫌寻章摘句，伤于破碎，没有整个翻译来得那样的直截了当，并把古书今译问题提到关系继承文化遗产的高度。

校勘和诠释，历来是整理古籍最为基本、最见功力之处。《管子集校》一书，集中显示出郭沫若在这方面的独特路径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郭沫若首先是在版本搜集、对勘上下大功夫，总共得17种版本和稿本，从中发现不同的版本系统，为前所未闻的创见。同时，他尽可能无遗地网罗以往校释《管子》的诸家著述，达42种之多。书中征引古今学者之说，不下110家。全书写有2000余条“沫若案”，总字数不下20万字。其独特之处大致可以归纳为：以校为主，校注一体；不仅校字校句，而且校节校篇；校释与辨伪、校释与断代结合；运用甲骨文、金文、隶书、草书等新旧文字作校释；以现代经济学等学科的思想注入校释。这种带有研究性质的校改，将《管子》一书的整理推向了新的高度，被认为是“前所未曾有”的第一部博大精深的批判继承祖国遗产的巨大著作。

郭沫若是一位兼具诗人气质和学者博识的文化巨人，因而形成他独特的思维特点和学术风格。在他的庞大的文化体系中往往贯穿着热爱诗人的美、崇尚哲人的真的双重追求，即如他本人所说“以理智为父，以感情为母”。这一特点，反映在他的学术文化研究领域，差不多决定着他的论题选择、研究路数和所作评价。由感情喜好出发，生出选题兴致，求得多种表现形式，或诗、或剧、或文。一旦进入研究境界，在论辩的推动下，定要尽一切努力去寻求证据，非得弄清真相不可，以求得理智的归宿。

翻检毛泽东与郭沫若半个多世纪友谊交往的档案文献史料，处处闪耀着政治豪情与文化浪漫、革命理想与现实斗争、真诚友谊与超人智慧的璀璨光芒。

相逢革命风浪中

1926年3月，大革命的浪潮把毛泽东、郭沫若二人推到了南方革命的策源地——广州。

1926年3月，经瞿秋白推荐、中共组织的安排，郭沫若出任广州大学（即今中山大学）文科学长。郭沫若和郁达夫、王独清于3月18日离开上海，23日抵达广州后，到码头接郭沫若一行的是创造社的元老和干将、当时在广东大学担任教授、同时兼任黄埔军校军事教官的成仿吾。

他们先找了一家旅馆住下。虽然忙忙碌碌，但是成仿吾没有忘记把广州时局的现状告诉了新来的几位朋友。把行李安排好之后，郭沫若顾不上休息，就和成仿吾一同到林祖涵（伯渠）家拜访，这是他们在上海与林祖同接洽的时候早已说定了的。

林伯渠，出生于1886年，湖南临澧人，早年留学日本，加入过同盟会，是一位革命元老。国共第一次合作时，共产党人林伯渠担任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农民部长。在当时的革命队伍里，肩负着十分重要的责任。

郭沫若一行人到达林伯渠家还是上午，林伯渠有事刚出门不久，家里人让他们在屋里坐等，说很快主人就会回来。于是，他们决定等一会儿。

没想到，在主人的书房里，还有另一位客人在等候着。那位客人就是来与林伯渠商量工作的毛泽东。

毛泽东此时是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当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为汪精卫，但汪还担任着国民政府主席的职务，忙不过来，就向国民党中央推荐了身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

郭沫若等人被引进书房，先已坐等的毛泽东立即十分礼貌地站了起来，主动和他们打招呼。

成仿吾因为到广州已有些时日，和毛泽东有过接触，郭沫若和毛泽东却从未见过面。但此时此地相会，凭感觉二人都能估计到对方不会是等闲之辈。

客观地说，那时郭沫若和毛泽东二人，要说对于对方的熟悉和了解，恐怕是郭少于毛，毛多于郭。此前他们互不相识，郭沫若对毛泽东不会没有耳闻，但印象至多是“一个革命党人”。毛泽东应该对郭沫若知道得更多，因为当时的郭沫若在文坛上已是人人皆知，远近闻名。郭沫若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表现，他在诗歌创作上的成就和影响，也令毛泽东仰慕。此刻，他们在林伯渠家见面，对于双方，都不能不说是一件快慰平生的事。

毛泽东第一次见郭沫若，其印象如何，因为没有文献可考，后人无法揣度。这也许给历史留下一点遗憾。不过，郭沫若对毛泽东的第一印象却以当事者回忆录的形式保留了下来。

郭沫若在事过多年以后，用看来十分平淡，实则饱含深情的笔触，记述了这次有意义的会见及他对毛泽东的最初印象——1932年6月郭沫若在自传《创造十年》中生动地描述：

太史公对于留侯张良的赞语说：“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吾于毛泽东亦然。人字形的短发分排在两鬓，目光谦抑而潜沉，脸皮嫩黄而细致，说话的声音低而委婉。不过在当时的我，倒还没有预计过他一定非“魁梧奇伟”不可的。

在中国人中，尤其在革命党人中，而有低声说话的人，倒是一种奇迹。他的声音实在低，加以我的耳朵素来又有点背，所说的话我实在连三成都没有听到。不过大意是懂到的，所谈的不外是广东的现状，仿吾在旅馆里早就告诉我们了。

这时正是王明“左”倾路线控制中央的时候，《创造十年》9月出版，10月宁都会议时毛泽东便被解除了红军总政委和总前委的职务，被排斥在中央领导之外。郭沫若对毛泽东的称赞在客观上无异于是一种道义上的支持。

从郭沫若这段话中，是可以明显看到这样几点的。那就是：第一，郭沫若对毛泽东的第一印象确实非常好，甚至可以说是超过想像的好；第二，郭沫若对毛泽东印象之好，是觉得毛泽东不但文静儒雅，而且为人“谦抑而潜沉”，不大声说话，不像有些革命党人喜欢高谈阔论，喜欢动辄教训人，甚至常常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气势。在郭沫若眼里，毛泽东和他们完全不同，这不能不让他印象甚深。

正如郭沫若所说，毛泽东和他谈话的内容“不外是广东的现状”。从毛泽东这面看，他认为这对刚刚来到广州的郭沫若无疑是最应该也最急于知道的。而毛泽东和郭沫若刚刚见面，就毫无保留地向郭介绍广州当前的情况，也完全是以革命同志相待，由此也足以显出他对郭的尊敬和信任。毛泽东告诉郭沫若，从当前的情况看，“中山舰事件”充分暴露了资产阶级右翼的动摇性和叛变革命的极大可能性。他本人早在3月20日之前，就已经预见到了这一发展趋势，他曾经说过：“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只是想不到事情发生得这样快。毛泽东在对当时形势作了科学的分析之后，一再对郭沫若说：对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行为，必须针锋相对地进行反击。而且，经过事变的教训，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应该更坚决地和资产阶级右派争夺革命的领导权，并且积极地争取农民和士兵群众，把他们团结在自己周围。这次事件，虽然资产阶级右派遭受到挫败，但还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提防他们的可能叛变。他的这些看法在当时革命队伍中并不是人人同意，然而他自信是合乎客观形势的，希望得到郭沫若的支持。

当时毛泽东正在广州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觉得让像郭沫若这样有名气的诗人来讲讲也不错。过了几天，毛泽东就专程来到郭沫若的家里邀请他，郭沫若欣然应诺。不久，毛泽东便亲自陪同他去农民运动讲习所作报告。后来，广东东山青年会邀请毛泽东、郭沫若去作演讲，两人欣然而往，当场各做了一番演说。

同年7月9日，北伐战争开始。当国民革命军攻占武汉后，国民政府也迁都武汉。不久郭沫若身为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秘书长，又奉命从汉口搭船，到江西九江去做政治工作了。

北伐军占领武汉三镇不久，广州国民政府也迁往武汉。毛泽东在武汉任全国农民协会总干事，主持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工作。郭沫若此时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主持政治部日常工作。根据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的命令，政治部工作重点“偏重在农民运动方面”，因而他们之间不但在工作上有密切配合，而且在个人友谊上也加深了。许多年后毛泽东还在书信中提到“武昌分手”之事，难忘那段革命友谊。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毛泽东参加了“八七会议”，发动秋收起义上了井冈山，开辟了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道路。郭沫若则参加了南昌起义，任起义军总政治部主任兼宣传委员会主席，在南下途中入党，起义失败后，逃亡香港，后到上海，接着又流亡日本10年，直到1937年7月抗战爆发后才回到祖国。

相互支持与鼓励

抗日战争时期，郭沫若在中共南方局和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从事抗日文化和统一战线工作，成为国民党统治区乃至文化界公认的领袖，革命文化运动的旗手。

毛泽东对于郭沫若的文化工作、学术研究和历史剧创作，给予极高评价。郭沫若对党、对毛泽东也发自内心的热爱和拥戴。他曾宣称要做“党的喇叭”，“党决定了，我就照办，要我做喇叭，我就做喇叭。”

1938年1月，郭沫若在赠于立群诗《陕北谣》中唱道：“陕北陕北太阳红，救救祖国出牢笼。”表达了对党、对领袖赤诚的挚爱和赞美之情。

毛泽东多次在讲话和信件中对郭沫若所取得的卓越成就，给予祝贺和鼓励。

1939年7月，郭沫若父亲去世后，毛泽东在挽联中对郭沫若委婉地给予了表彰，说：“哲嗣乃文坛宗匠，戎幕奋飞，共驱日寇，丰功勒石励来兹。”

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将中国文化革命自“五四”迄至抗战分列四个阶段，并充分肯定了郭沫若在第四阶段的卓著成就。

1944年1月9日，毛泽东在收到郭沫若的历史剧《虎符》后，请董必武转交他给郭沫若的电报，表示庆贺：

“收到《虎符》，全篇读过，深为感动。你做了许多十分有益的革命文化工作，我向你表示祝贺。”

同日晚，毛泽东在给杨绍萱、齐燕铭的信中，又再次称赞郭沫若，说：

“郭沫若在历史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

信中的“此种工作”，即毛泽东信中所说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因此，毛泽东对他们表示祝贺。

1944年，郭沫若写了一篇不但在全国历史学界，也在革命队伍中引起强烈反响的长篇史论——《甲申三百年祭》。

这一年，对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来说，意味着一个重要的转折。夺取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解放全中国的前景已为时不远。当时，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杂志社等组织发表一批纪念明亡300周年的文章，意在用此历史教训提醒全党和全国人民，在胜利时务必保持清醒头脑，不要犯骄傲自满忘乎所以的历史错误。

郭沫若应约写出了《甲申三百年祭》，交重庆《新华日报》发表，自3月19日至3月22日连载了四天。国民党方面十分震惊，一些大员指责作者“为匪张目”。郭沫若即理直气壮地说：“我郭沫若就是要为‘匪’张目嘛！”《中央日报》还专门为此发表了一篇题为《纠正一种偏向》的社论，说郭沫若在文章中“鼓吹战败主义和亡国思想”，表示不能“听其谬种流传”，要“共同纠正这一思想，毫不姑息，毫不放松”。

《甲申三百年祭》很快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和热情赞扬。毛泽东对李自成原本十分重视，对其领导的农民起义有过高度的评价。在他的著作中，曾多次提到李自成起义。特别是来到陕北后，毛泽东对李自成的事迹表现得更为关心。陕北米脂是李自成的家乡。当地有位名叫李健侯的人写了一部历史章回小说《永昌演义》（1926），毛泽东于1942年见到这部书的手抄本，表现了很大的兴趣，认真地把它读完。当然，这是一本写作比较粗糙、思想认识也比较浅薄的作品，毛泽东对其评价不可能很高。在毛泽东看来，不能把李自成单单写成一个品德方面的英雄，要表现阶级斗争推动历史进步的主题思想，挖掘起义所蕴含的历史意义。现在，他读到郭沫若关于李自成的分析，发现这篇文章正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评价李自成起义的，当然格外兴奋，格外重视。

就在读了《甲申三百年祭》后不久的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特别提到郭沫若的这篇文章。他说：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同月18日和19日，延安《解放日报》又按毛泽东的指示，全文转载了郭沫若的文章，并加了“编者按”，对以《中央日报》为首发起的对郭文的“围剿”进行了反击，说“蚍蜉撼大树，只是增加了郭先生的文章的历史价值而已”。之后，毛泽东即指示将该文作为整风文件，供党内学习。

8月下旬，郭沫若收到周恩来从延安托专人带来的，用陕甘宁边区产的淡蓝色马兰纸印的《屈原》剧本和《甲申三百年祭》的单行本。当天晚上，他即给毛泽东和周恩来以及其他许多在延安的朋友一一修书致函，感谢他们对自己的鼓励和鞭策。

11月21日，毛泽东亲笔复信郭沫若，全文如下：

沫若兄：

大示读悉。奖饰过分，十分不敢当；但当努力学习，以副故人期望。武昌分手后，成天在工作堆里，没有读书钻研机会，故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后》，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此次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了的罢，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恩来同志到后，此间近情当已获悉，兹不一一。我们大家都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否？

谨祝

健康、愉快与精神焕发!

毛泽东上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于延安。

山城重逢见真情

1945年春，郭沫若就跟一位与他亲近的青年说，他最崇拜的人是毛泽东，这不仅因为毛泽东已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席，更因为他对毛泽东的才华和人格力量的“崇拜”。郭沫若说：

“这个人全面地赢得我的佩服。比如说这个人写的文章，单是语言文字，就远非我郭沫若所能及。你去读读他的文章，例如《论持久战》，真是汪洋恣肆，博大精深，句句是至理名言，而且深入浅出，简洁明了，可以说是现代的太史公笔墨！至于政治、军事的分析论断，那是当前中国绝无出其右者，所以他堪称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袖，中国现代的非凡的政治家……”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由延安飞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郭沫若和各民主人士前往机场迎接。这是他们自武汉分手后头一回见面。9月1日晚，在出席中苏友协举行的鸡尾酒会上，他们再次相会。3日下午，毛泽东原打算去郭沫若住处天官府会见各界人士，因举行庆祝抗战胜利大游行而交通受阻，改在谈判期间毛泽东在市内下榻处桂园。郭沫若偕夫人于立群前往，在座的有翦伯赞、邓初民、周谷城、冯乃超等人。毛泽东同大家开怀畅叙，特别对坐在身边的郭沫若再次谈起他读《反正前后》的印象。

谈话快结束时，毛泽东从衣袋里掏出一块老怀表来看时间。郭沫若见这块怀表已经很旧，目前正在和国民党谈判，毛泽东又有许多社会活动，应该有一块更好的表，于是立即把自己的瑞士名表抹下相赠。

毛泽东对郭沫若的这一赠品十分珍视，曾多次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谈起这块表的来历，说：这块表可不能丢，不要叫别人拿去。虽然几经修理，表带也换过了，但他一直戴到临终。现在，这块表就陈列在毛泽东纪念堂的展柜里。1986年9月9日，汪东兴来瞻仰毛泽东遗容时，对参观的同志说：“毛主席的礼品里有好几块外宾赠送的表，我曾拿两块让他选一块戴，但他不要。有一次，这块表拿去修理，我给他送去一块礼品表，他不戴，只是摆在办公桌上。这块表修好后，他又将礼品表送回礼品室了。”由此足可看出毛泽东是多么重视自己和郭沫若之间的深厚的友情。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一词曾在文化界人士中广为传抄。毛泽东返回延安后，《新民报》副刊《西方夜谭》编者吴祖光，于11月14日将该词刊载。两周后，《大公报》又将柳亚子的和词连同毛泽东的词一并以显著位置刊出。一时间，仅重庆就有十余家报刊发表步韵、唱和与评论文章。舆论沸腾，人心所向，令国民党当局十分惊恐。

国民党中宣部的头目一面召见《新民报》负责人，责骂其向共产党“投降”；一面又在蒋介石授意下指使《中央日报》、《扫荡报》以唱和为名，攻击共产党人“妄图称霸”，辱骂人民军队不过是黄巢之辈的“草莽”，狂叫什么要“完璧归赵”。《益世报》、《文化先锋》等报刊与之遥相呼应。

郭沫若为反击那些“皮相轻飘”、“鹦鹉学舌”的国民党御用文人，先后写了两首和词，对毛泽东的词予以崇高评价，批驳那些无耻的谏言，说“毛泽东的词，岂是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所能比拟的，亦与荆轲离燕赴秦刺杀秦始皇时告别友人的千古绝唱《易水寒》本质不同”，毛词“别开生面，是堂堂大雅”，国民党当局的文化扫荡，即为“漫天迷雾”也终有消散之时，是“无损晴朗”的！

随着人民解放军战争的节节胜利，郭沫若对毛泽东的感情也逐渐升华，对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雄才大略无比崇仰，对毛泽东的文艺思想自觉遵从且不遗余力地宣传介绍，对毛泽东的诗词，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自愧不如。

1948年11月，郭沫若由香港乘轮船赴东北解放区途中，诗兴大发，作《金环吟》一首，其中有“凤飞岐山岭，衔环献毛公”的句子。虽然用的是周朝初周文王时代的凤鸣岐山的典故，但是表现了诗人对党、对人民革命事业和领袖的赤诚与报效的感情。

1949年1月，沈阳各界举行欢迎从香港归来的民主人士大会。会上，郭沫若公开表示，今后要“以毛泽东主席的意见为意见”。

1949年7月1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郭沫若被推为总主席。会议期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也来了。臧克家在《得识郭老五十年———怀念郭沫若同志》一文中曾描写当时的情景：毛主席、周总理都亲临盛会。郭老代表近千名代表向毛主席深深地，深深地九十度鞠躬。这一鞠躬，给我的印象深刻极了。使我想到二十多年来，郭老对窃国大盗蒋介石卑视之，唾骂之，与之坚决斗争，生死不顾。今天，对人民的革命导师则一躬到地，毕恭毕敬。

1950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身为全国文联主席、政务院副总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郭沫若代表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手持一面锦旗，走到毛泽东面前，恭恭敬敬地赠送给毛泽东。旗上写着：“我们永远跟着您走。”毛泽东见状，十分高兴，连忙接下锦旗，与郭沫若握手，表示感谢。

诗词唱和谱新章

毛泽东和郭沫若从某个意义上说又都是诗人，而且是新时代的革命浪漫主义的杰出代表。他们有许多同好、不少相似之处，如都喜欢唐代浪漫主义诗人李白，而不喜欢或不甚喜欢现实主义的“诗圣”杜甫。毛泽东提出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公开为浪漫主义正名；郭沫若公开承认自己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一改20年代世界观转变以来对浪漫主义采取的不满态度。在繁忙的政务和研究之余，两人都喜欢自铸新词，或相互传观，或互为唱和，或切磋技艺，或评词论诗，一时传为文坛佳话。

1955年岁末，郭沫若曾率中国科学院考察团访问日本，期间写了《访日杂咏》十首古体诗，郭沫若将《箱根即景》等七首呈送毛泽东。后来毛泽东十八首诗词在《诗刊》创刊号上发表不久，郭沫若就写了《试和毛主席韵》，作《念奴娇·小汤山》、《浪淘沙·看溜冰》、《水调歌头·归途》，和毛泽东的《念奴娇·昆仑》、《浪淘沙·北戴河》、《水调歌头·游泳》。

郭沫若在1958年7月《红旗》杂志第三期，发表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以毛泽东的《蝶恋花·答李淑一》为例，表达对毛泽东的敬仰。郭沫若在文中说：“不用说这里丝毫也没有旧式词人的那种靡靡之音，而使苏东坡、辛弃疾的豪气也望尘却步。这里使用着浪漫主义的极夸大的手法把现实主义的主题衬托得非常自然生动、深刻动人。这真可以说是古今的绝唱。我们如果要在文艺创作上追求怎样才能使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结合，毛泽东同志的诗词就是我们绝好的典范。”

1959年9月7日，毛泽东写就七律《到韶山》、《登庐山》两首新作，即写信给胡乔木，请他将两首诗“送给郭沫若同志一阅，看有什么毛病没有？”并嘱：“加以笔削，是为至要。”郭沫若读后，于9日、10日连写两信，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主席诗《登庐山》第二句‘欲上逶迤’四字，读起来似有踯躅不进之感。拟易为‘坦道蜿蜒’，不识何如。”又认为：“《到韶山》‘热风吹雨洒南天’句，仔细反复吟味了多遍，觉得和上句‘冷眼向洋观世界’不大谐协。如改为‘热情挥雨洒山川’以表示大跃进，似较鲜明，不识何如。古有成语，曰：‘挥汗成雨’。”毛泽东看后感到很有启发，将两诗字句作了修改后，又命胡乔木“再送郭沫若一观，请他再予审改。”这两首诗经郭沫若、臧克家等提出意见，毛泽东反复斟酌修改后才公开发表。

1961年10月18日，，郭沫若在北京民族文化宫，观看了浙江省绍剧团演出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这出地方戏引发了郭沫若的诗兴和政治热情，于10月25日夜，写下了七律《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并在11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

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

咒念紧箍闻万遍，精逃白骨累三遭。

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

教育及时堪赞赏，猪犹智慧胜愚曹。

毛泽东看到后，于11月17日作《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

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郭沫若《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发表的直接政治背景是，在1961年10月苏共召开的二十二大上，在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面前，苏联人空前激烈地谴责斯大林，猛烈攻击和中共关系密切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并号召推翻阿共领袖霍查。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当场予以批评与驳斥，并率代表团提前回到中国，以示抗议。苏共此番举措，无异于在中苏关系上火上浇油。

郭沫若写完《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送交发表的同时呈送了毛泽东，随后就南下上海、浙江、广东等地游访，约两月有余。郭沫若最早看到毛泽东的和诗，据他自己说，是在1962年1月6日的广州，由康生抄录见示的。郭沫若见到毛泽东和诗的当天，立马写了一首和诗，1月8日由康生转呈毛泽东：

赖有晴空霹雳雷，不教白骨聚成堆。

九天四海澄迷雾，八十一番弭大灾。

僧受折磨知悔恨，猪期振奋报涓埃。

金睛火眼无容赦，哪怕妖精亿度来。

毛泽东看了郭沫若的和诗，于1月12日给康生回信（而不是直接复信郭沫若）说：“八日惠书收到，极高兴。请告郭沫若同志，他的和诗好，不要‘千刀当剐唐僧肉’了，对中间派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这就好了。近作咏梅词一首，是反修正主义的，寄上请一阅。并请送沫若一阅。外附陆游咏梅词一首。末尾的说明是我作的，我想是这样的。究竟此词何年所做，主题是什么，尚有待于考证。我不过望文生义说几句罢了。请代问郭老好！”

复信中所说的“反修正主义”的咏梅词，就是毛泽东的《卜算子·咏梅》：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从郭沫若最初写的《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来看，郭沫若当时大概没有考虑到更为复杂的中国国内外政治斗争。当看了毛泽东和诗后，郭沫若马上意识到自己原先的想法和毛主席的想法有不一致之处。于是，依毛泽东和诗原韵，写了一首和诗。毛泽东所谓“和诗好”，无异于肯定了郭沫若和诗的用意。其实，对郭沫若和诗的称赞，恰恰隐含着毛泽东对郭沫若原诗政治内涵的不认同。其中的原委曲折，郭沫若在以后的文章中说了出来：“‘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这就是我对于‘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的唐僧的判状。但对戏里的唐僧这样批判是不大妥当的。戏里的唐僧是受了白骨精的欺骗，因而把人妖颠倒了，把敌友混淆了。他是蠢人做出了蠢事。在戏的后半，白骨精的欺骗当场揭穿时，唐僧也就醒悟过来，直到悔恨，并思念孙悟空。”

1962年值逢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之际，经毛泽东同意，《人民文学》5月号发表其30年前旧作词六首。编辑部特请郭沫若作些诠释，帮助读者理解。郭沫若为此跑了几次中央档案馆弄清每首词的时代背景，写成《喜读毛主席“词六首”》同时刊在《人民文学》上。郭沫若在收到文章小样后，即写信送呈毛泽东“加以删正”。毛泽东特地对《娄山关》词开头的时令和结尾问题做了详细的说明。说该词是攻克娄山关、重占遵义后追写的。南方好多省，冬天无雪，或多年无雪，而只下霜，长空有雁，晓月不甚寒，正像北方的深秋，云、贵、川诸省，就是这样。结尾“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是当时实际的感受。一到娄山关，这种战争的胜利和自然景物的偶然遇合，使这两句颇为成功。同时，毛泽东还将郭沫若文中感谢中央档案馆同志的一句话作了修改，改为“其中有中央档案馆的同志们的很大的帮助”。

毛泽东七十虚岁生日那天，郭沫若写了一首《满江红·领袖颂》。《光明日报》在1963年元旦，以《满江红——1963年元旦抒怀》为题发表：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人六亿，加强团结，坚持原则。天垮下来擎得起，世披靡矣扶之直。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

太阳出，冰山滴；真金在，岂销铄？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桀犬吠尧堪笑止，泥牛入海无消息。迎东风革命展红旗，乾坤赤。

郭沫若的这首词又一次引发了毛泽东的诗兴和唱和。毛泽东读后，大发感慨，在短短数日后的1月9日，彻夜未眠，挥毫吟诵成一首《满江红·和郭沫若》：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据身边工作人员讲，毛泽东写这首词的时候时而在室内踱来踱去，时而又坐下奋笔疾书，真是殚精竭虑，反复琢磨而成，第二天只见废去的稿纸就装了大半纸篓。1月9日毛泽东即将新词书赠周恩来。其后发表，又有几处经过毛泽东修改。

批孔惊涛有安慰

毛泽东对郭沫若的史学著作，历来十分重视。在毛泽东的中南海故居里，收藏有郭著《历史人物》、《青铜时代》、《十批判书》、《奴隶制时代》和《中国史稿》等。这些书上都有圈有点，留下了认真阅读过的痕迹。

大概是《十批判书》在学术界影响深广的缘故，毛泽东先后读了五遍。晚年因为视力不好，还特地印了大字本来看。开始，他对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也不是全盘否定，只是说其中有的观点是好的，有的有错，思想是尊孔的。

1968年10月3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说到郭沫若的观点和《十批判书》：

“拥护孔夫子的，我们在座的有郭老，……我这个人比较有点偏，就不那么高兴孔夫子。你那个《十批判书》崇儒反法，在这一点上我也不那么赞成。”

此时毛泽东语气平和，还停留在学术观点的争鸣上，所以郭沫若也并未感到有多大压力。

1971年“9·13事件”发生后，情况就有些不同了。1973年5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关于“要批孔”的指示。就在这一年的下半年，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强调他批孔扬秦、扬法抑儒的观点。

1973年5月，毛泽东写了一首五言诗：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

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同年8月5日，毛泽东又让江青记录下他的七律《读〈封建论〉赠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

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多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毛泽东的《读〈封建论〉赠郭老》是他扬秦始皇抑孔夫子、扬法抑儒的经典表述。写这首诗的时候，毛泽东已经80岁了。这是他写的最后一首咏史诗，也是他一生中写的最后一首诗。这首诗之所以写给郭沫若，是因为郭老20世纪40年代在重庆写的《十批判书》里面，称赞孔子“是顺应着当时的社会变革的潮流的”。毛泽东不赞同这个观点。对秦始皇历来遭受非议的“焚书坑儒”之事，毛泽东也多有辩护。这些，他都写进了诗中。

毛泽东的《读〈封建论〉赠郭老》这首诗除了批评郭沫若之外，还有两个隐而不显的批评对象。诗中的“孔学名高实秕糠”句实际上是对着宋代诗人谢涛的《梦中咏史》说的：“百年奇特几张纸，千古英雄一窖尘。唯有炳然周孔教，至今仁义洽生民。”而“祖龙魂死秦犹在”句明显针对的就是唐人章碣的《焚书坑》的前两句：“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1973年7月4日在和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中，毛泽东对李白描写秦始皇的《古风》一诗做了评价。李白诗云：“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毛泽东认为这几句写得非常好，因为这是歌颂秦始皇的；“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毛泽东认为这几句写得很不好，因为这是讽刺秦始皇的。

“批林批孔”运动的干将江青，跑到北京大学，组织起一班人将郭沫若著作中颂扬儒家的话全部摘录出来，准备印发各地作为批判的靶子。江青这样做，也不是以郭沫若作为首要和终极目标，她心中有更大用意和目标，那就是被她看作最大障碍的周恩来。毛泽东发现了江青想用郭沫若祭刀，立刻加以制止，并明确指示：不能批判郭沫若。

江青还是组织清华、北大两校“大批判组”（后来取其谐音，以“梁效”署名）连篇累牍地撰写评法批儒的文章。一贯崇儒的北大名教授冯友兰迫于形势，也写了两篇批孔文章。毛泽东知道后，饶有兴趣地叫人拿来给他看。在看完两篇文章后，他对人说：“那里面可是指了郭老的名字的，别批郭老啊！”后来这两篇文章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时，郭沫若的名字和《十批判书》的书名都删掉了。

1974年1月25日，江青等人擅自在北京首都体育馆召开了国务院系统近两万人参加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在大会上，江青公然蛮横地点了郭沫若的名。她还引用毛泽东说过“十批不是好文章”的话，把郭沫若叫起来站着，当众侮辱达数分钟之久，这无异于对郭沫若进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批判。

会后，郭沫若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自己前海西街18号的家里，他内心沉郁，一句话都不想说。家里人也不知道该怎样安慰他。就在这时，周恩来派人来探望，并对郭沫若的家属、秘书和工作人员说：郭老已经是八十多岁高龄了，要保护好郭老，保证郭老的安全。并且传达了认真保护好郭沫若的四条具体措施：第一，郭老身边二十四小时不能离人，要配备专人昼夜值班；第二，要郭老从十多平方米的卧室搬到大房间去住，理由是房子小，氧气少，对老年人身体不利；第三，郭老在家活动的地方，要铺上地毯或胶垫，避免滑倒跌伤；第四，具体工作由秘书王廷芳组织执行，出了问题，由他负责。郭沫若听后激动地连连说：“谢谢总理，谢谢总理！”

1月25日的大会是背着政治局召开的，也没有经过毛泽东的同意。毛泽东在知道情况之后，十分生气。他下令扣留江青他们准备发到全国各地的“1·25”大会实况录音带，使有关批判郭沫若的那些话没有在全国范围散播。这使郭沫若感到别有一番暖意在心头。

出于对“伟大领袖”的感激，也出于“自觉革命”的要求，他于2月7日，抱病写了两首题为《春雷》的七律奉呈毛泽东：

春雷动地布昭苏，沧海群龙竞吐珠。

肯定秦皇功百代，判宣孔二有余辜。

十批大错明如火，柳论高瞻灿若朱。

愿与工农齐步伐，涤除污浊绘新图。

读书卅载探龙穴，云水茫茫未得珠。

知有神方医俗骨，难排蛊毒困穷隅。

岂甘樗栎悲绳墨，愿竭驽骀效策驱。

最幸春雷惊大地，寸心初觉识归途。

郭沫若用回答毛泽东的《读〈封建论〉赠郭老》的方式，一方面检查、批判自己过去的观点，一方面表白自己重新学习、重新认识的决心。

然而，即便如此，江青一伙还是不甘就此罢休。“1·25”大会后不久，张春桥和江青先后窜到郭沫若家里，指责他歌颂孔子骂了秦始皇。江青更是逼他写“批宰相”、“批大儒”的文章。郭沫若知道那是针对周恩来的，即以沉默表示对抗。江青喋喋不休地纠缠了近三个小时，郭沫若五内俱焚，急火攻心，当夜即发高烧，住进了医院。

周恩来知道郭沫若为张春桥、江青所逼，生气而生病住院的情况后，立即指示要精心治疗，并常派自己的医生去医院探望。随后，毛泽东也派人看望郭沫若，并又要去了他写的《读〈随园诗话〉》。这对郭沫若当然是最大的安慰，因为他心里最清楚，就在这本书的《论秦始皇》一节里，他是肯定了秦始皇，并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辩解过。

毛泽东逝世一年以后，郭沫若赋诗怀念毛泽东：

形象思维第一流，文章经纬冠千秋。

素笺画出新天地，赤县翻成极乐洲。

四匹跳梁潜社鼠，九旬承教认孔丘。

群英继起完遗志，永为生民祛隐忧。 +zKTJJVGdYgWHrF7KO5RcO4zvXywNZRwiWSsoBLoiROBXPp/KjAbqCnCNn2CBn8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