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由百度国学频道等单位联合主办的“我心目中的国学大师评选”活动的评选结果中，著名哲学家、被誉为“现代新儒家”的冯友兰先生榜上有名。

冯友兰，字芝生， 1895年12月4日生于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父亲名台异，字树候，清光绪年间戊戌科进士。家境殷富，极重教育，堪称“诗礼人家”。冯友兰7岁上学，先读《诗经》，次读《论语》、《孟子》，再读《大学》、《中庸》、《书经》、《易经》和《左传》，从头至尾，反复吟诵，从小就奠定了坚实的国学基础。

1912年，冯友兰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预科班，1915年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1919年赴美留学，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

抗战期间，冯友兰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6年赴美任客座教授。1948年末至1949年初，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1952年后一直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冯友兰讲授中国哲学史，分别于1931年、1934年完成《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后作为大学教材，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从1939年到1946年的7年间，冯友兰连续出版了六本书，称为“贞元之际所著书”：《新理学》（1937）、《新世训》（1940）、《新事论》（1940）、《新原人》（1942）、《新原道》（1945）、《新知言》（1946）。通过“贞元六书”，冯友兰创立了新理学思想体系，使他成为中国当时影响最大的哲学家。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冯友兰学术思想的转型期。新中国成立后，冯友兰放弃其新理学体系，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哲学史。著有《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二册、《中国哲学史论文集》、《中国哲学史论文二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四十年的回顾》和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等书。

冯友兰先生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毛泽东有着不同寻常的交往，毛泽东对冯友兰有着颇多的点评。

建国伊始的书信交往

毛泽东与冯友兰的交往始于1949年10月份。

1949年10月1日，冯友兰参加了新中国的开国大典，当聆听了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时，他心潮起伏，思绪万千。几天后，即10月5日，冯友兰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毛主席：

在你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你们为中国人民开辟了一个新天地，为中国历史开了一个新纪元。这是关系全人类四分之一人的生死荣辱的一件大事，当然（也）是全世界的一件大事。

我参加了你在天安门就职的典礼，我感受到近几日来群众的欢乐。一切的新气象以及自北京解放以来的所见所闻，使我深切相信你所说的，中国人民不但是站起来了，并且一个文化的高潮即将来临，使中国以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的姿态出现于世界。

在参加这几日的庆祝的时候，我于欢喜之中，感觉到十分愧悔，因为在过去我不但对于革命没有出过一份力量，并且在抗日战争时期与国民党发生过关系，我以前所讲的哲学，有唯心及复古的倾向。这些在客观的社会影响上讲，都于革命有阻碍。

各方面对于我的批评我都完全接受，但是我也要表示，我愿意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努力改造自己，作一个新的开始，使我能跟着你及中国共产党，于新中国的建设中，尽一份力量。

……我计划于五年之内，如政协共同纲领所指示的，以科学的历史的观点，将我在二十年前所写的《中国哲学史》，重新写过，作为一个新编。诚如你所说的，我们不但要知道中国的今天，还要知道中国的昨日。

我愿以此项工作迎接将要来临的文化高潮，并响应你的号召……

冯友兰为什么要写信给毛泽东呢？

他晚年回忆道：“当时有许多人向毛泽东写信表态，我也写了一封。”

开国前后，毛泽东异常繁忙，但他还是很快给冯友兰写了回信：

友兰先生：

10月5日来函已悉。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

此复。敬颂

教祺！

毛泽东
10月13日

冯友兰后来回忆说，接到毛泽东回信，他有两点很意外的感受：其一是，“我不料毛泽东的回信来得如此之快，并且信还是他亲笔写的，当时颇有意外之感”；其二是，“信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我不懂。而且心中有一点反感，我当时想，什么是老实态度，我有什么不老实”。多年后，冯友兰反省道：“经过了三十多年的锻炼，我现在才开始懂得这句话了。”冯友兰认识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谈何容易”，至于要应用到哲学史的研究工作中“那就更困难”，要真正学习并应用马克思主义，就必得“马克思主义‘化’了才行”，“这样的‘化’岂是三年五载的时间所能完成的？没有这样的程度，而要重新写《中国哲学史》，那也不会新到哪里，充其量也不过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字句生搬硬套而已。”于是，他终于认识到：1949年给毛泽东信中所说的“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在五年之内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这话真是肤浅之至，幼稚之极”，“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大话、空话、假话。夸夸其谈，没有实际的内容，这就是不老实态度”。

冯友兰还进一步反思自己走过的历程，认为：如果我从解放以来，能够一贯采取老实态度，那就应该实事求是，不应该哗众取宠。写文章只能写我实际见到的，说话只能说我所想说的。改造或进步，有一点是一点，没有就是没有。如果这样，“就可能不会犯在批林批孔时期所犯的那种错误”。

毛泽东多次接见和鼓励冯友兰

1956年1月14日，党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也号召团结知识分子“向科学进军”，迅速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为了繁荣和发展新中国的科学文化事业，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扩大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中国的知识分子无不欢欣鼓舞，迎来了思想改造后的第一个春天。

冯友兰作为党外人士的大知识分子、全国政协委员，在这一时期应邀参加了一系列政治和学术活动，因而与毛泽东有了多次直接接触和交谈的机会。

1957年2月27日至3月1日，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出席会议的各方面人士共有1800多人。冯友兰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列席了这次会议。毛泽东在27日下午的会上，以“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为题发表讲话。讲话分12个问题，从下午3点一直讲到晚上7点，他谈笑风生，讲得深入浅出，讲出了许多新观点、新思想，深深打动了在场的每个人，会场气氛非常活跃。

冯友兰亲耳聆听了毛泽东的精彩报告，这使他不禁联想起“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指挥若定失萧曹”的诗词名句中的周瑜和诸葛亮。冯友兰充满钦佩地说：“当然，毛主席的讲话是心怀全国，眼观全球，迥非周瑜、诸葛亮可比。但他确实是在谈笑之间，指挥若定，虽然担负着全国的革命重担，但又有举重若轻、若无其事的气象。”

1957年3月6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研究思想动向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认真贯彻“双百”方针。冯友兰出席了这次会议，又一次聆听了毛泽东具体阐述知识分子和“双百”方针等问题的重要讲话。

3月11日晚，毛泽东邀请了包括冯友兰在内的部分大学负责人在颐年堂座谈。此前，冯友兰发表了《论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一文，其中对孔子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作了抽象意义和具体意义的新解，认为这句话的抽象意义可以继承。座谈会开始时，毛泽东一看到冯友兰进来，就主动地和他打招呼，并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可见，毛泽东已经阅读过他的文章。会上，毛泽东请冯友兰发言。冯友兰提出了一些关于中国哲学史方面的问题，说：“照现在讲法，有些很难讲通。”毛泽东说：“那是简单化了。不可以简单化。”散会时，毛泽东拉着冯友兰的手说：“好好地鸣吧，百家争鸣，你就是一家嘛。你写的东西我都看。”一番亲切的话语，使冯友兰深受鼓舞。

1957年4月1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的家中请冯友兰、金岳霖、贺麟、郑昕、胡绳、周谷城、王方名等吃午饭。冯友兰后来回忆说，那天其他客人都先到了，只有他迟到了。“毛泽东问我说：‘方才找你找不着，你是在上课吧？’我说：‘不是上课。今天是任锐同志的周年，我上她的墓地扫墓去了。’毛泽东说：‘任锐同志是孙维世的妈妈。’我说：‘是的。’”任锐早年参加革命，是冯友兰妻子任载坤的二姐。后来胡绳也到了。毛泽东说：“你们都是打过笔仗的人。”毛泽东问郑昕是哪一省的人，郑昕说是安徽的。毛泽东说：“你们安徽出过曹操，曹操是个大人物，他比别人高明之处，在于他认识到粮食的重要。”在上饭的时候，毛泽东说：“我这饭叫四面八方人马饭，其中有各种米，还有许多豆类，人、马都可以吃，所以叫人马饭。”

冯友兰后来评价说：“曹操注重粮食的生产，这是众所周知的，可是把它归结为一句话，以为这是曹操的特点，这是前人所没有说过的。这是‘读书得间’，对于研究历史的人是一个启发。”这是冯友兰初次到毛泽东家吃饭，他感叹道：“毛主席的生活是简朴的。当时中南海的其他地方，如怀仁堂之类，都经过改建，油漆一新。颐年堂还是很陈旧的样子……他的起居饮食，看样子也不过是像一个生活比较优裕的教授一样，真是书生本色。”

1962年4月，政协全国委员会开大会，冯友兰在会上就他写《中国哲学史新编》作了一个发言。4月15日下午闭会时，毛泽东和中央全体领导同志接见到会的委员，并在一起照相。冯友兰恰好站在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的座位后面。毛泽东就座时，看见冯友兰就拉着他的手说：“你的身体比我的身体好。”冯友兰说：“主席比我大。”毛泽东说：“不行了，我已经露了老态。”毛泽东又问了一遍《中国哲学史新编》进展的情况，并说：“你的中国哲学史写完以后，还要写一部西方哲学史吧。”冯友兰说：“我只能写中国的，写西方哲学史的任务已经派给别人了。”毛泽东说：“对于孔子，你和郭沫若是一派。”说到这里，刘少奇插话说：“你的发言很好，言简意赅。”周恩来也向毛泽东介绍说：“这一次开会，他是三代同堂：任芝铭任老是他的岳父，孙维世是任老的外孙女，是第三代。”毛泽东点点头。

这次会见，冯友兰感觉很好，说：“在这一次谈话中，无论是就谈话的内容还是谈话的态度来说，毛泽东都好像是对待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一样。”因此，他回家后，情不自禁地赋诗一首：

怀仁堂后百花香，浩荡春风感众芳。

旧史新编劳询问，发言短语谢平章。

一门亲属传佳话，两派史论待衡量。

不向尊前悲老大，愿随日月得余光。

文革中毛泽东保护冯友兰

1966年6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运动一开始，冯友兰就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成了“牛鬼蛇神”，被抄家，被关进“牛棚”。

然而，1968年11月18日，冯友兰突然被释放回家。冯友兰很想知道为什么如此宽大处理了自己？

后来有人悄悄告诉他说：“毛主席在一次中央的会上提到你和翦伯赞。毛主席说，‘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只懂得唯物主义，不懂得唯心主义，如果要想知道一点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翦伯赞是讲帝王将相的，我们要想知道点帝王将相的事，也得去找他。这些人都是有用的。对于知识分子，要尊重他们的人格。”

回家后，冯友兰给毛泽东写了感谢信，又于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作《蝶恋花•韶山颂》词一首：

红日当空耀奇彩，照遍全球，开创新时代。五洲万国祝寿恺，长领革命向前迈。

辜负期望十九载，反动路线，罪行深如海。承蒙教育今又再，追随正路永不怠。

1971年6月5日，谢静宜到冯友兰家。“毛主席叫她告诉我说，我给他的信他看见了，谢谢我。毛泽东并且派她向我问候。这使我很受感动。我写了一封感谢信，还作了一首诗，托谢静宜转达。”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善救物者无弃物，善救人者无弃人。

为有东风着力勤，朽株也要绿成阴。

1972年8月，文芷来采访冯友兰后，写成《“朽株也要绿成阴”——冯友兰访问记》，收入《中国知识分子近言录》。

1973年，“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冯友兰心里又暗自紧张起来，害怕自己这个“尊孔派”又要成为“众矢之的”了。后来他又想，自己何必怕呢？只要和群众一道“批孔”，这不就没有问题了吗。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写了《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和《复古与反复古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两篇文章。前文，是在北大哲学系全体师生大会上的发言；后文，是在北大老年教师“批林批孔”大会上的发言。这两篇文章，在当时“批林批孔”的大背景下果然很受欢迎。

不久，冯友兰这两篇文章同时被刊于《北京大学学报》1973年第四期。接着，《光明日报》于12月3、4两日，予以全文转载，并特地加了“编者按”。再接着，《北京日报》也转载了全文及“编者按”。后来，全国各大报刊都纷纷转载。连冯友兰自己也被弄糊涂了。

直到1974年1月25日，从谢静宜在国务院直属单位“批林批孔”大会上的报告中才“得到一些线索”。冯友兰回忆道：“谢静宜说，在有一次会上，北大汇报‘批林批孔’运动的情况，说到我那两篇文章，毛泽东一听说，马上就要看。谢静宜马上回家找到这两篇文章，回到会场交给毛泽东。据说毛泽东当场就看，并且拿着笔，改了几个字，甚至还改了几个标点符号。后来就发表了。她可没有说是毛泽东亲自叫发表的呢，还是下边的人揣测毛泽东的意思而发表的。也没有说《光明日报》那篇‘编者按’，是谁执笔写的。无论如何，自从这两篇文章发表以后，各地的群众鼓励我的信蜂拥而来，每天总要收到好几封……在领导和群众的鼓励下，我暂时走上了‘批林批孔的道路。”“1973年我写的文章主要是出于对毛主席的信任，总觉得毛主席、党中央一定比我对。”

毛泽东晚年曾有过一个讲话录音，其中谈到冯友兰。他说：“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是能写的，他的观点是唯心论的。”虽然有唯心论与唯物论的分歧，但是从史学的角度来评价人物，毛泽东对冯友兰却是很欣赏，所以多次作出正面的评价，使得冯友兰文革中得到保护。

1976年9月9日，一代伟人毛泽东病逝，举国哀悼。当晚，冯友兰作了一首挽诗。诗云：

神州悲痛极，亿兆失尊亲。

一手振华夏，百年扶昆仑。

不忘春风教，长怀化雨恩。

犹有鸿文在，灿烂照征尘。

9月18日，在天安门举行的毛泽东追悼大会上，冯友兰又作了一首挽诗。诗云：

纪念碑前众如林，无声哀于动地音。

城楼华表依然在，不见当年带路人。 VNvJezoive01hlKROl/rsTPj1SKvUCZVfBDwkTJWIQzLmGMbDD30/20piu6zKx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