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中，具有浓厚的忧患意识。孔子指出“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孟子也主张“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儒家忧虑的不是个人的一己私利，而是心忧天下，关注黎民百姓的疾苦、社稷的安危、仁政的推行与否，一句话，就是忧国忧民。

孟子主张统治者要和老百姓同欢乐共患难，他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

北宋范仲淹把孟子“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思想推向一个更高的境界，他在《岳阳楼记》中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管个人的命运如何，时刻心系国家的命运、社稷的安危、黎民的疾苦，时刻准备匡济天下、以身许国，即所谓“位卑未敢忘忧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样，就把忧患意识升华为“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并使之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爱国主义精神的源泉。

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中华民族成为一个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民族。忧患意识的本质是“居安思危”，即所谓“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从而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毛泽东继承和发扬了儒家的忧患意识，认为忧患与人俱生而来。他指出：“一点不怕，无忧无虑，真正单纯的乐神，从来没有。每一个人都是忧患与生俱来。学生们怕考试，儿童怕父母有偏爱，三灾八难，五痨七伤，发烧四十一度，以及‘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之类，不可胜数。”既然忧患是客观存在的，人们就应该以积极理性的态度对待它，要承认忧患、正视忧患，时刻保持忧患意识。

毛泽东认为，忧患并不完全是坏事，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是好事。因为忧患能锻炼人的意志，考验人的毅力。毛泽东经常引用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的一段话：“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也。”以此来说明一个人要有所作为，或想成就一番事业，必须经过痛苦忧患的磨练。

忧患意识使毛泽东能正确的认清形势并在强烈的危机感中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在危急关头力挽狂澜，在更清醒的思考中规划发展的蓝图，不断地开拓事业的新境界。

毛泽东的忧患意识源于对国情的清醒认识与反映。近代中国被动挨打，“国将不国”的现实激发了毛泽东为民族复兴而努力奋斗的决心，这是他忧患意识产生的现实根源。正是由于正确认识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情，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革命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才最终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大概在十四五岁时，毛泽东读了一本关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记述了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谈到了越南、缅甸等国家主权的丧失。读了这本小册子以后，毛泽东受到极大刺激，开始关注国家的前途命运，忧国忧民，以天下兴亡为己任。

中年时期，特别是在成为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之后，毛泽东主要忧虑中国共产党能否在错综复杂、艰难险恶的环境中获得生存发展，避免夭折和被扼杀的命运。

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上，由于国内外敌人相互勾结、联合绞杀，再加上中共本身比较弱小、没有经验以及早期领导人多次犯左右倾错误，中国共产党几次面临九死一生的境地。毛泽东对此十分忧虑。虽然他当时不是中共的主要领导人，不能决定中国革命的航向，但他凭着自己的大智大勇和独立思考，多次扭转了被动局面和危险局势。

在成为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后，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殚精竭虑、运筹帷幄，一手抗击外患，一手化解内忧，既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又粉碎了蒋介石妄图消灭共产党的阴谋，还极大地发展壮大了共产党的力量。

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开始忧虑两个问题：一是在进入城市以后，党能否继续保持自己的艰苦奋斗本色，经受住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二是党能否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承担起领导全国经济建设的重任。对第一个忧虑，他主要是告诫全党牢记“两个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同时也采取“三反”、“五反”等预防措施和惩戒手段。对第二个忧虑，他主要是将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号召全党“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必须学会在城市中与帝国主义、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同时全党要学习经济知识和专业知识，尽快从外行转变为内行。

毛泽东的忧患意识也是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反思和总结。毛泽东善于从中国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秦朝“万代”而终于二世、隋炀帝纵情声色而人亡政息、李自成“声色犬马”而撤出北京等，这些生动事例验证的“逸豫可以亡身”之理，是历史总跳不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怪圈的原因。正是为了跳出历史周期率，毛泽东提出“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懈怠；只要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却面临更大的挑战：中国工业生产由于战争的破坏而远远低于近代工业生产的最高水平。这就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即毛泽东所说的“一穷二白”。中国搞建设的外部环境不利：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进行全面的封锁与遏制；社会主义苏联搞霸权主义，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不断进行武装挑衅；再加上自己搞建设的经验不足。这样的国情和建设环境使毛泽东一方面担心经济文化长期得不到快速发展，中国可能重新回到“落后挨打”的境地甚至将会“被开除球籍”；另一方面忧虑“党变修”、“国变色”。因而愈到晚年，毛泽东的忧患意识愈浓烈。

毛泽东晚年愈来愈浓烈的忧患意识促使他在实际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提出了一些“左”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如经济建设上的“大跃进”等。晚年毛泽东忧虑国家的安全，担心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很快发动世界大战。帝国主义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破产后，毛泽东对“和平演变”又表现出特别的敏感。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毛泽东认为中国在国际上面临“帝、修、反”的包围和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因而从1965年开始把经济建设的着眼点放在军事战略上，把国民经济转移到以“战备为中心”的军事战略发展轨道，希望全国人民作好战争准备，立足“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与“帝、修、反”争时间，抢速度。毛泽东晚年还特别关心“党变修”、“国变色”，坚持认为国际上修正主义思潮泛滥，自己的睡榻旁边正“酣睡”着中国式的“赫鲁晓夫”，因而得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也正是出于这种“忧患意识”，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就奠定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

继承了儒家忧患思想的毛泽东忧患意识，是当代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以忧国忧民为主要内容的毛泽东忧患意识，必将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动力之源。 M+pUKxeJrB7Z49YkvjsG43rbPq3zkqwzmAWgby6QuSIapHin/H6xb8iUelOwi3t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