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赴京参加新政协会议，邓颖超把袁雪芬带到毛泽东面前作了介绍。毛泽东说：“开文代会你没有来，这次我们欢迎你！”毛泽东后来关切地问：“越剧是1942年开始改革的吗？”袁雪芬答道：“是的，主席。”毛泽东又问道：“你演过《西厢记》中的张生。你除了演旦角外，还能演小生？”袁雪芬异常惊讶地问：“您怎么知道的？”毛泽东和蔼地笑了笑说：“我看过《雪声纪念刊》。”

1950年7月，毛泽东在中南海第一次观看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据参加演出的范瑞娟回忆：“我演《梁祝》上场时，后台有人告诉我，说她看见毛主席坐在第五排。我仍然沉着出场。那时演梁山伯与祝英台，计算约定日期是用‘一七’、‘二八’、‘三九’一天一天推算的。我拿起一把算盘，先唱‘思念贤弟’一段唱词，接着拉琴，然后计算日期。毛主席在台下看了哈哈大笑，说：‘看你傻乎乎的。等你把日子算出来，祝英台已经嫁出去了！’这是事后坐在毛主席后一排看戏的一位老同志告诉我的。”

1951年的国庆节，毛泽东再次看了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和《宝莲灯》。1952年又观看了越剧《白蛇传》。毛泽东在百废待兴、国事繁忙的建国之初，连续四次观看像越剧这样的地方戏剧的情况是少有的。

越剧是中国五大戏曲种类之一，是目前中国第二大剧种。清末起源于浙江嵊县（即古越国所在地而得名），其前身是嵊县一带流行的说唱形式“落地唱书”。越剧在发展中汲取了昆曲、话剧、绍剧等特色剧种之大成，经历了由男子越剧到女子越剧为主的演变。越剧长于抒情，以唱为主，声腔清悠婉丽优美动听，表演真切动人，极具江南灵秀之气。多以“才子佳人”题材的戏为主，艺术流派纷呈。主要流行于浙江、上海、江苏、福建等江南地区。

越剧在建国之前，通过几代艺人的努力探索与革新，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艺术规模，也有了相当数量的经典剧目。建国后，在毛泽东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政策的指导下，艺术上取得了更为丰硕的成果，一批优秀剧目在这一时期涌现而出，并通过不断加工，日趋成熟，如《梁山伯与祝英台》、《西厢记》、《祥林嫂》、《红楼梦》、《白蛇传》、《春香传》、《盘夫索夫》、《碧玉簪》、《情探》、《追鱼》、《打金枝》、《十一郎》等，都是那个时期的越剧精品。在这一大批越剧的优秀剧目中，最具影响力是《梁山伯与祝英台》。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最早见于初唐梁载言《十道四蕃志》：“义妇祝英台与梁山伯同冢。”到晚唐张读《宣室志》则已有具体故事：

“英台，上虞祝氏女，伪为男装游学，与会稽梁山伯者同肄业。山伯字处仁。祝先归，二年，山伯访之，方知其为女子，怅然如有所失，告其父母求聘，而祝已字氏马矣。山伯后为令，病死，葬城西。祝氏马氏，舟过墓所，风涛不能进，问之有山伯墓，祝登号恸，地忽裂陷，祝氏遂并埋也。晋丞相谢安奏表其墓曰‘义妇冢’。”

尽管这一故事在宋元时已被搬上舞台，明、清两代传演甚盛，而且在明代已有传奇《同窗记》(现仅存“访友”等出）。但越剧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应视为出于民间流传的传说故事，它最初的作者是艺人，而不是文人，这从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最初的演出本来看，就很清楚。

据越剧老艺人马潮水等人回忆，早在“落地唱书”时期，艺人们就根据流传在民间的传说编成了《十八相送》、《楼台相会》等小曲目，到处演唱，受到欢迎。尤其是《十八相送》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曲目。当时的《十八相送》说的是梁山伯送祝英台回家，从杭城送至城外，送了“十八里路”。一路上祝英台触景生情，以身相托，作了“十八个比喻”，又送到“十八里长亭”，故称“十八相送”。

《十八相送》和《楼台相送》在浙江城乡上演达十年之久。1917年小歌班进入上海，艺人们为适应大城市观众的需要，扩大上海剧目，向传书、卷本要戏。当时男班著名小生王永春和著名小旦白玉梅找到了卷本《梁山伯祝英台》、唱本《梁山伯》，在《十八相送》、《楼台相送》基础上，各自考虑自饰角色的戏路，安排场次，然后商定剧情，形成了上、中、下三本的《梁山伯祝英台》，于1919年上演于上海新镜花园。演出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这一剧目为越剧在上海站稳脚跟、打开局面起到了很大作用。

当时在上海演出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全剧共四十场。各个戏班演出时有增有删，有演上、中、下三本的，也有演上、下两本的。这个演出本，受卷本、唱本影响较大，带着明显的宿命论色彩。

艺人们在演出实践中体会到，多数观众最欢迎的还是梁、祝反对封建礼教，主张婚姻自主的故事。于是他们在演出中不断加以修改，到1939年，袁雪芬、马樟花在大来剧场合演《梁祝哀史》时，已基本剔除了老本中庸俗、色情的表演。1945年1 月雪声剧团在上海九星大戏院上演《梁祝哀史》，集中演出“十八相送”、“回十八”(即“访祝”)、“楼台会”、“临终”、“吊孝”等五场。同年夏天，袁雪芬、范瑞鹃在明星大戏院再度演出该剧时，增加了“三载同窗”等场次，分上、下两集演出，基本形成了现在通行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演出本的基础。

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促进了越剧本身的发展，是小歌班进上海站住脚的第一批“打炮戏”之一。艺人们边演边改，在净化剧本内容的同时，也提高了演出质量，受到观众欢迎。不少名演员的成名都与《梁祝》分不开。

1951年秋，华东越剧实验剧团排演《梁山伯与祝英台》，增添了尾声“化蝶”。1951年10月，该剧作为国庆二周年观礼剧目进京参加国庆观礼演出，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出席观看。周扬等文化部领导人和首都文艺界人士在审看后，一致赞扬，“认为是一个可以代表国家的剧目，够得上国际水品”，被誉为“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1952年冬，该剧参加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获剧本奖、演出一等奖、音乐作曲奖、舞美设计奖，主演范瑞娟和傅全香获演员一等奖。1953年，经毛泽东批准，周恩来指示，该剧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成第一部国产彩色戏曲艺术片。该片在国内放映，创建国以来上座纪录。该片还发行到加拿大、香港等14个国家和地区，仅在香港一地，共放映187天，观众达65万人次以上，打破了有史以来香港影片放映的最高纪录。1954年7月，该片参加在捷克斯洛伐克卡罗维发利举行的第八届国际电影节，获音乐片奖；后又获第九届爱丁堡国际电影节映出奖；1957年，获文化部颁发的“1949—1955优秀影片奖”。1954年，《梁山伯与祝英台》又作为国庆五周年观礼剧目进京演出。1955年秋，上海越剧院携该剧赴民主德国和苏联访问演出，民主德国总理格罗提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曾出席观看。演出受到两国观众的欢迎，谢幕频频，在柏林的一次演出，剧终谢幕达28次。《梁山伯与祝英台》使越剧走出国门，走入了世界艺术殿堂。

1969年仲夏的一天，毛泽东在西子湖畔的汪庄庭院散步，提出要听他曾多次欣赏的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听完录音后，有人对他说：“主席，越剧音调软绵绵的不好听。”毛泽东纠正说：“越剧具有典型的南腔特色。曲调比较柔婉、细腻，擅长抒情。”然后又说：“任何事物，都要一分为二。我看越剧还可以，不要全盘否定。”当年秋天，毛泽东在杭州观看文艺演出时询问了浙江文艺界的情况。演员们反映，现在的越剧，改得京不京，越不越，歌剧又不像歌剧。毛泽东当即听了老越剧《红楼梦》片断，表示曲调好听。随后又听了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后说：“这个戏的音乐基调是好的，只是个别太低沉的地方才需要改一改。”在听了“改革越剧”《红灯照》唱段后，毛泽东又指出：“各个地方剧种就要有自己的特色，不然，要那么多的地方戏干什么？一个剧种就够了嘛，我不赞成把越剧改成不像越剧。”一个器乐演奏员问毛泽东：“听说越剧要砸烂，这到底对不对呀？”毛泽东听了皱皱眉头，严肃地指出：“越剧不能砸烂，好的还是要用。”

1971年9月8日，毛泽东在杭州住地最后一次通过电视转播观看了男女合演越剧《半篮花生》。他说：“这个戏有戏，一家人都很可爱。说明农民能够学哲学，也学得好。”又说：“越剧味道出来了，越剧风格出来了。”可见，毛泽东对地方戏剧的改革在内容上肯定，在形式上则明显保留。他希望地方戏在内容上出新的同时，在形式上又能保持地方戏剧艺术的本来的特色。 Baxw2YjVtarAHJB+XBDYx5a6BKPA0mqIBfAJus0mZU5KNf0uBow8RlwRpxyb5UM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