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个戏曲大国，早在东周、秦、汉时期，就有歌、舞、百戏，经数千年流布、繁衍，现有剧种三百多个，剧目数以万计。

毛泽东热爱传统戏曲文化，早在延安时期他就喜欢看戏。在当时的艰苦条件下，文化娱乐活动很少，延安最重要的文化活动便是周末舞会和偶然的戏曲演出。而只要演戏，时间又允许，毛泽东总是争取去观看。建国后，文化事业蓬勃发展，虽然娱乐活动及其形式日益丰富，但毛泽东仍是对戏曲情有独钟。

在传统戏曲的百花园中，素有“国剧”美誉的京剧，独领风骚，是国学文化中的又一瑰宝。

京剧，旧称“平剧”，是中国的“国粹”，已有200年历史。京剧之名始见于清光绪二年（1876）的《申报》，历史上曾有皮黄、二黄、黄腔、京调、京戏、平剧、国剧等称谓。清朝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安徽四大徽班进京后与北京剧坛的昆曲、汉剧、弋阳、乱弹等剧种经过五、六十年的融汇，衍变成为京剧，是中国最大戏曲剧种。其剧目之丰富、表演艺术家之多、剧团之多、观众之多、影响之深均为全国之冠。京剧是综合性表演艺术。即融唱（歌唱）、念（念白）、做（表演）、打（武打）、舞(舞蹈）为一体，通过程式的表演手段叙演故事，刻划人物，表达“喜、怒、哀、乐、惊、恐、悲”的思想感情。角色可分为：生（男人）、旦（女人）、净（男人）、丑（男、女人皆有）四大行当。人物有忠奸之分、美丑之分、善恶之分，个形象鲜明、栩栩如生。

毛泽东一生热衷于欣赏京剧，对京剧流派了如指掌，对京剧有着非常独到的评说，关心京剧演员和京剧改革，他还善于运用京剧情节故事启迪下属，生动活泼地进行思想教育。毛泽东为继承和发展京剧这一中华民族特有的剧种，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毛泽东关心平剧改革创新

1942年10月，延安成立了平剧研究院。平剧研究院经常演出平剧。毛泽东常观看平剧团演员表演，有时也陪同来延安的朋友们观看。

据曾访问过延安的赵超构回忆：1944年6月12日，毛泽东当天晚上陪同来延安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在延安大礼堂观摩平剧研究院演出的《古城会》、《打渔杀家》、《鸿鸾禧》和《草船借箭》等四出戏。他自始至终非常有兴趣的听和看，对于《古城会》的张飞，《打渔杀家》的教师爷，《鸿鸾禧》的金老头，《草船借箭》的鲁肃，不断地尽情捧腹大笑。当演出张飞自夸“我老张是何等聪明之人”那一副得意的神情时，当教师爷演出种种没用的丑态时，当金老头在台上打诨时，毛泽东的笑声尤其响亮。

赵超构说：“在这时，我理解到毛先生是有和我们一般人所共通的幽默与趣味的。他并不是那些一读政治报告，便将趣味性加以贬斥的人物。他虽自谦‘对于平剧没有研究’，但也承认‘很喜欢看看’。”

毛泽东很关心京剧的改革和进步，在延安平剧研究院成立时，就以题词方式给了指示：“推陈出新”，即京剧要不断前进，不断创新。

遵循毛泽东的指示，延安平剧院创作了两出新京剧，那就是《逼上梁山》和《三打祝家庄》。

1943年，由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员杨绍萱执笔，后又由刘芝明、齐燕铭等加工修改，根据《水浒传》和明传奇《宝剑记》等书中有关林冲上梁山故事而创作的《逼山梁山》，通过林冲由一个富有正义感的军官走上反抗道路的曲折过程，成功地演绎了“官逼民反”这条封建社会斗争规律。

当《逼上梁山》在延安演出时，毛泽东非常有兴趣地在半月里看了两次，在观看后还写信给杨绍萱、齐燕铭，表彰他们“做了很好的工作”，还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

在观看《逼上梁山》毛泽东还说：《水浒》中有很多段落都是很好的戏剧题材，如《三打祝家庄》就是一个。你们把《逼上梁山》搞完了，可以接着编个《三打祝家庄》。

1944年7月，延安平剧院成立了《三打祝家庄》创作小组，并从毛泽东那里借来了一百二十回本的《水浒传》。毛泽东在听取创作汇报时，对他们说，该剧要写好三条：

“第一，要写好梁山主力军；第二，要写好梁山地下军；第三，要写好祝家庄的群众力量。”

《三打祝家庄》创作小组首先搜集、整理了许多有关古代战争打寨子的材料，又对《水浒》有关章节作反复研究，多方征求意见，以半年时间创作完成，于1945年2月首次公演。

毛泽东观看了这出戏，很高兴地说：《三打祝家庄》的演出，证明了平剧可以很好地为新民主主义政治服务，即为人民服务，特别是第三幕，对我们抗日战争中收复敌占区的斗争，是有作用的。不久，他又写信祝贺公演成功，内称：“我看了你们的戏，觉得很好，很有教育意义。继《逼上梁山》后，此剧创造成功，巩固了平剧改革的道路。”

《逼上梁山》和《三打祝家庄》为京剧改革作出了榜样。毛泽东予以了充分的肯定。他在对晋绥平剧院演出队讲话时，再次提及了这两出戏，说：“有些旧戏我看写的还很精练。希望你们大胆地进行艺术创造，将来夺取大城市后还要改造更多的旧戏。”

毛泽东欣赏京剧各流派

毛泽东对京剧的各流派都很喜欢，有时在观看京剧后，还会向周围的干部群众如数家珍地讲述京剧的众多流派和它们的创始人。毛泽东说：“戏剧界的流派，都有他们自己的独到之处，不一定打乱仗闹对立，越是自成一派的，越是注意总结经验，提高艺术水平。各种流派，他们都培养自己的艺术家。”

建国初期，毛泽东给以梅兰芳为院长的中国戏曲研究院题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题词。建国前后，毛泽东几次观看了梅兰芳、程砚秋的演出。

1949年4月，毛泽东观看了梅兰芳和刘连荣所演《霸王别姬》。他称赞说：“这真是一次高水平的艺术表演！”还向警卫员介绍：“梅兰芳是中国第一代名旦，四大名旦中，他排在第一。”毛泽东颇有感慨地说：“不要学西楚霸王。我不要学，你也不要学，大家都不要学。”当时，他还号召所有的领导干部都要看看《西楚霸王》。

毛泽东对梅兰芳演戏善于推陈出新倍加赞赏。1951年2月，毛泽东在北京观看了梅兰芳演出的《金山寺》、《断桥》。他看的很仔细，说：“梅先生很会扮演，你看通身是白，唯上额头一个红缨，银妆素裹一点红，美极了！”第二天，就将此话对梅兰芳说了。梅兰芳很感动，回家对妻子说：“毛主席看戏可真仔细！这么多年，从未有人谈过白娘子的扮相。的确，我是费了很多时间来研究，才改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毛泽东赞赏梅兰芳，还多次向警卫员介绍他的为人。当时很多来自农村的警卫员知道梅兰芳的大名，也听过梅的唱腔戏段，但大多认为他是女的，只有个别人说是男的，却又说不出所以然，就开始争执不休。毛泽东兴趣颇浓地向他们介绍：“梅兰芳是男的，唱的是旦角戏，男的演女的，比女的唱得还好，才出名的呀！这样有名望的艺人，在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时候，他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竟然留须隐居，再也不出面演戏了。这在中国人民当中，当时的影响是很大的。”

毛泽东还观看了程砚秋演的《荒山泪》。这是程砚秋代表作。毛泽东目不转睛，全神贯注，观后说：“程砚秋演出很成功，内容和唱腔都很好。”第二天，他仍在萦念，当警卫员不以为然地说和延安平戏差不多时，毛泽东解释说：“你是不懂人家的艺术，还是程先生演得好、唱得好多了。”毛泽东赞扬程砚秋，当然还在于他和梅兰芳一样具有崇高的民族气节。他给警卫员们介绍程砚秋：“他也是在抗日战争中隐居农村，不给敌人演出，不管敌人用什么手段威逼利诱，他始终没有登台演出。像这样有名望的艺人，我们不仅是看他的艺术表演，更重要的是尊敬他的民族气节和正义感，号召人民向他学习。”

七届二中全会期间，华北京剧团来慰问演出，其中有高庆奎的得意弟子李和曾。毛泽东问周恩来：“有什么名角？”周恩来回答说“主角叫李和曾，是冀南军区京剧团的，在冀鲁豫解放区很有名。”毛泽东说：“噢，那他可能是以后才出名的。以前高派的老名角，我还知道一些，现在能看到以前那些老演员唱戏是非常不容易了。”

第一出戏是《坐楼杀惜》，李和曾扮演宋江。看了不一会儿，毛泽东便夸赞起李和曾来：“唱得不错。我很多年还没有看到这种高腔须生演唱的京剧了呢！”最后一出是《失空斩》，由李和曾扮演诸葛亮，毛泽东爱看这出戏，听李和曾唱的时候，他不断以掌击膝，嘴里也哼着唱词。间或对坐在身旁的周恩来说：“唱得真好啊！一个才20多岁的年轻人，就有这样高超的京剧艺术才能，真是前途远大……他这可是真的高派唱腔，看了这出戏，给人一种刚劲奋力的感觉。李和曾唱得好，他的基本功扎实，表演潇洒，看得出是科班出身。”毛泽东还对警卫员介绍：“这就叫高派。戏剧界有流派。他这种唱腔是属于高庆奎这一派。我是很喜欢听高派戏的，越听越爱听。”

几年后，毛泽东在观看了中国戏剧学校学员演唱的《逍遥津》后，当得知不是李和曾所教时，说：“《逍遥津》是高派的戏，要让李和曾教这出戏。”还说：“解放以后的演员应当高歌黄钟大吕，不要阴沉沉的。高派的唱法是好的。所有的流派，包括高派，都是好的。都要继承，又要发展。”

李和曾曾多次给毛泽东唱戏，两人的私交很深。上世纪50年代，有一次毛泽东听了李和曾演唱《李陵碑》中那段反二黄唱腔后，很风趣地对李和曾说：“杨老令公八个儿子死了四个，发发牢骚是可以的。但总的说来，他还是忠心报国的、坚贞不屈的将领，所以不宜唱得太悲。你现在唱的有悲有愤，是对的，应该这样唱。”

毛泽东曾四十多次到浙江视察和生活，每次到杭州，都要请高派老生名家宋玉罗唱高派戏。

毛泽东自己也爱唱高派须生。1961年，毛泽东在上海过国际劳动节。他请上海市委机关工作人员同桌吃饭，欢度节日。饭后，毛泽东很高兴地说：“看来你们的饭量都不小，为了帮助消化，我来唱一段京剧助助兴。”随即他唱了一段高派的《逍遥津》。

1964年京剧界掀起演现代戏风潮时，江青说：“我们要革命派，不要流派。”一次，毛泽东在中南海问李世济：“你唱程（砚秋）派好多年了吧？”李赶忙答：“主席，我要做革命派，不要流派啦！”毛泽东当即严肃地说：“革命派要做！流派也要有。程派要有，梅（兰芳）派也要有，杨（宝森）派、谭（富英）派、余（叔岩）派、言（菊明）派……都要有！”稍停，他又加重了语气说：“都是要有的！”

毛泽东亲自修改京剧唱词

毛泽东看京剧很认真，凡不合情理的或违背历史的都逃不过他的耳朵和眼睛。

一次，李和曾为毛泽东清唱《李陵碑》。听完后，毛泽东用商量的口气对李和曾说：“你唱词中有一句‘方良臣与潘洪又生机巧’，我查了查资料，没有查到方良臣这个人，是否改成‘魍魉臣贼潘洪又生机巧’。”李和曾觉得很有道理，以后演唱就按照毛泽东改的唱词去唱了。其他老生演员演唱这段也都这样唱了。

毛泽东看谭富英与裘盛戎合演的《捉放宿店》。陈宫有一段流水板的唱腔：“休流泪来免悲伤，忠孝二字挂心旁，同心协力把业创，凌烟阁上美名扬。”戏后，毛泽东问谭、裘两位知不知道“凌烟阁”的典故，两人都答不上来。

毛泽东告诉他们：“凌烟阁建于唐太宗时期，是纪念开国功臣的地方。问题是汉朝的陈宫怎么唱出几百年后才有的凌烟阁呢？”

两人一时语塞。毛泽东建议他们只要修改唱词的末一句，问题就解决了。此后，谭、裘两人按毛泽东的意见进行了修改，把最后一句改为“匡扶汉室美名扬”。

《苏三起解》中有两句台词：“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毛泽东说，意思不通。苏三既然离开了洪洞县，怎么还在大街前？应当是“苏三离了洪洞监，将身来在大街前”，或者是“苏三要离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才通。

《空城计》中，诸葛亮在城头上唱：“我是又无有埋伏又无有兵”，毛泽东说，“兵”和“埋伏”是一个意思，埋伏就是兵，兵就是埋伏。应该是“内无埋伏外无救兵”或者是“既无埋伏又无救兵”，不能说“又无有埋伏又无有兵”，这句话不通。

毛泽东说《辕门斩子》中的杨延昭穿白袍，不穿紫袍，不符合当时历史情况。像杨延昭这样的官在家时也穿紫罗兰衣服，而且他穿白袍同戏里唱的内容也对不起来。八千岁向杨延昭讲情时唱：“那时节不是我将你来保，焉有你今日里玉带紫袍。”杨延昭唱：“那一阵我杨家得到关照，论功劳才挣下这玉带紫袍。”

毛泽东还亲自为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修改唱词，他把“迎来春天换人间”一句改成“迎来春色换人间”，把“小分队整行装飞速前进”中的“行装”改为“戎装”。

毛泽东巧用京剧讲道理

传统京剧都是演历史故事，多有陈旧的内容。毛泽东看京剧却能以独特的视角和不同常人的文化思维，深入浅出，推陈出新，说出有关京剧情节的含义，联系现实，古为今用，使干部群众如沐春风，受益匪浅，从中获得智慧启迪和思想教育。

毛泽东认为《三打祝家庄》是好戏，还在于它有教育意义，有辩证法。

1948年4月，毛泽东与《晋绥日报》编辑们谈话，当谈到群众齐心，事情就好办了时说：“你们看过《三打祝家庄》的戏吧？头两次打败了。后来研究了为什么失败，大家心一齐，采用里应外合的方法，结果第三次打胜了。”

1959年2月，毛泽东在省委书记会议上，在谈及认识、解决现实中的问题时，又谈了《三打祝家庄》。他说：

“问题就是矛盾，要发现、认识、解决。从前讲过《水浒传》里的‘三打祝家庄’，还编了个戏。这个戏现在又不唱了，我倒很喜欢。原来就有《探庄》这出戏，把它发展一下，就变成了一打、二打、三打祝家庄。解决第一个矛盾，即道路的问题，于是石秀探庄；解决第二个矛盾，分化三庄联盟，孤立祝家庄；解决第三个矛盾，即祝家庄的内部问题，这才有孙立的‘投降’，里应外合。头两次失败了，第三次胜利了。这是很好的戏，应该演唱。”

1949年3月，西柏坡演唱京剧《红娘》，毛泽东要王震去看，说：

“这出戏你应该去看，那红娘总是全心全意给人家做好事，很可爱。这出戏里红娘是主角。你到新疆就是去演‘红娘’，唱主角，为那里的各族人民去做好事。”又说：“演红娘要有很高的艺术技巧，她在台中间大家都跟她转，不像演老夫人，只在台上摆那么两下子就行了。”

1956年9月30日，毛泽东在与印尼总统苏加诺就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谈话时，又说了京剧《雁荡山》。毛泽东说：

“在这个戏里，两派作战。保守派守城，革命派把城围住，后来飞进城去。英国报纸画了一幅漫画，说中国进入联合国，就像《雁荡山》一样，要飞进去，也就是说，我们要打进去。”

毛泽东很称赞《打渔杀家》的剧情。他曾多次批评旧京剧的内容，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但旧戏中也有些剧本是好的，如《打渔杀家》之类。《打渔杀家》（亦名《庆顶珠》）写梁山好汉萧恩（阮小七）父女捕鱼为生，因土霸勾结官府，一再勒索渔税，被逼起而抗争，最后远走他乡的故事。毛泽东非常欣赏该剧的剧情和唱腔，还常以《打渔杀家》为例说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

1947年，毛泽东转战陕北来到米脂县杨家沟的一座三面临崖的地主庄园时，说：“压迫人的总是什么都怕。怕遭土匪抢劫，更怕穷人造反。《打渔杀家》里的萧恩父女就是被逼得走投无路，才跟地主拼命的。这在封建社会是常见的事。”

1948年，毛泽东在观看了晋绥平剧团演出的《打渔杀家》后，又兴致勃勃地说萧恩其人。他说：“这人是一条英雄好汉，敢于同压迫、剥削穷苦平民百姓的官府作斗争，敢于反抗，这是值得赞扬的。但是，只有他们父女二人，单枪匹马，力量就太单薄了。他要是能团结起广大受苦受压迫的人民，来反抗官府的压迫剥削，那力量就大了。”

毛泽东还以《打渔杀家》的萧桂英为例，恰如其分地做政治工作。1957年10月，在北京怀仁堂观看《打渔杀家》时，毛泽东对海外归来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说：“萧恩的女儿萧桂英也动摇过哩，后来醒悟了，终于同梁山好汉一起去‘革命’了，这就好了。卫将军此次回来，我把你比作萧桂英，萧桂英终于是革命了。”一席话使卫立煌深受感动。

毛泽东也多次评说京剧《法门寺》。仅在20世纪40年代初的延安，毛泽东就看过四遍《法门寺》演出。每当戏演到太监刘瑾叫贾桂坐下，贾桂说“我站惯了”时，毛泽东总是哈哈大笑。对于贾桂这个小太监角色，毛泽东多次评说，认为他是奴才的典型。

1949年夏天，毛泽东在北平长安大戏院观看萧长华等演的《法门寺》。当舞台上演到刘瑾接过状子后，见贾桂还一旁站着，叫他坐下，贾桂说“我站惯了”时，毛泽东指着贾桂说：“你看，他真是一副奴才相，人家叫他坐下，他说站惯了。”在看完戏的归途中，毛泽东又向警卫员评说了剧情。他说：“《法门寺》里有两个人物很典型，一个是刘瑾，一个是贾桂。刘瑾从来没有办过一件好事，唯独在法门寺进香时，纠正了一件错案，这也算他为人民办了一件好事。贾桂在他上司的面前，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是十足的奴才相。我们反对这种奴才思想，要提倡独立思考，实事求是，要有自尊心。”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讲话中几次以“贾桂”为例，批判奴才思想。如1956年4月，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就说：

“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

两年后，毛泽东在一个关于同苏联专家关系报告的批语中，又说：“一定要破除迷信，打倒贾桂！贾桂（即奴才）是谁也看不起的。”

这正是毛泽东的过人之处：看京剧，别人看戏看热闹看场面，毛泽东却常能从戏里看出政治斗争、领导艺术、工作方法和人性美丑，并且恰当贴切地运用到现实的工作和生活中去。

毛泽东对京剧的艺术性有很高的评价，他说：“京剧的写意性、虚拟性、综合性、艺术技巧，是自己的特长，外国戏是比不了的。我们要借鉴和吸收外国的好东西，但首先要爱护自己的好东西。中国戏曲总会有一天闯入世界艺术之林，成为毫无愧色的世界性戏剧文化。”

毛泽东还提出京剧要走向世界。他说：“以后出国演出，不要只带武戏，低估外国人的鉴赏水平是不对的。要全面介绍京剧，《白蛇传》、《将相和》之类的文戏也可以带出去嘛！”

在毛泽东的遗物中，除了京剧唱片外，还有种类繁多的地方戏唱腔资料，包括湘剧、黄梅戏、越剧、昆曲、豫剧、秦腔等等，甚至还有广东潮剧、江西采茶戏、闽南高甲戏等很小的剧种。这反映了毛泽东虽然偏爱京剧，但不废其他地方剧种的广泛而浓厚的戏剧审美观。 CxRwr54BQ3kdZnnltldDJwlQPjOxsLwKMWKORf8ShmPMgT+bwQ8aTOBzD9o3Dy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