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泽东思想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他注重实践。

儒家很重视道德践履的作用，重视的往往不是理论（知）本身，而是如何把理论付诸实践（行）。儒家各派，对知与行关系，虽有“知先行后”、“行先知后”或“知行合一”的区别，但无论哪一派都认为“行”重于“知”。孔子教育弟子要“纳于言而敏于行”，即多做事少夸夸其谈。孔夫子评价学生好坏的标准，不看他怎么说，而是看他怎么做：“听其言而观其行。”孔子认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应当是“言之必行也”，一个人如果说空话不行动，言而无信，那是很可耻的。

1913年，在湖南一师求学的毛泽东在《讲堂录》中写道：“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范希文，后如孔、孟、朱、陆、王阳明等是也。”

1916年12月9日，毛泽东在致黎锦熙信中阐述智、仁、勇(即德、智、体）三育并举，引孔子、孟子事迹作为论据，说“昔者圣人之自卫其生也。鱼馁肉败不食，《乡党》一篇载之详矣。孟子曰：‘知命者不立夫岩墙之下一。’”

1917年4月，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说：“盖此事不重言谈，重在实行。”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又说：“惟北方之强，任金戈死而不厌；燕赵多悲歌慷慨之士；烈士武臣，多出凉州。”列举明末清初学者颜元、李筠、顾炎武的事迹说：“此数古人者，皆可师者也。”其实，在中国古文献记载中，注重实践锻炼的儒家先贤随处可见。

青年毛泽东对司马迁寻访天下而著《史记》，顾祖禹遍历大江南北而著《读史方舆纪要》，徐霞客也游历天下名山大川，顾炎武虽然是南方人但好骑马而居北方，等等事迹，非常向往。因为这些做法无不是儒家践履“明道”而游历天下的写照。

毛泽东曾满怀激情地写道：“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游之为益大矣哉！仲尼登祝融之峰，一览众山小；泛黄渤之海，启瞬江湖之失；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毛泽东曾利用暑假和自己的好友萧子升徒步旅行湖南的大部分地区，一路上他们切磋学问，拜访学者，体验社会人情风貌。可以说，这是他第一次较大范围的社会实践。

青年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说：“吾人务须致力于现实者：如一种行为，此客观妥当之实事，所当尽力遂行；一种思想，此主观妥当之实事，所当尽力实现”，“主观、客观皆满足而后谓之善”，“凡吾思想之所及者，吾皆有实行之义务”。即认为学、思的行为的目的都在于实践。

毛泽东强调将一切思想和学说落实在具体的行动和对现实的改造中。在致周世钊的信中，他说：“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可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1921年1月，毛泽东主张把新民学会的方针确定为“改造中国与世界”。这些主张都体现了毛泽东注重实践的思想。

然而这并不是说，青年毛泽东注重于行，而不注重知。纵观毛泽东的早期实践活动，他同样重视对观念和思想的改造(“涤除旧思想、开发新思想”)。

在毛泽东早期思想中，“心”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在《讲堂录》中，他写道：“精神心思，愈用愈灵，用心则小物能辟大理”。 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给黎锦熙的信中写道：“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之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于儒家文化的积淀。首先是宋明理学的影响。毛泽东的恩师杨昌济就是宋明理学的提倡者，“在中西两个渊源中，仍以中国传统哲学为主，而宋明理学尤为杨昌济所推崇”。

青年毛泽东说：“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这与朱熹“人人一太极，物物一太极”的宇宙生成论何其相似！太极即理，理即世界的大本大源。学生时代的毛泽东认为，通过“内省”认识了这种大本大源，以之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

青年毛泽东还认为：“凡知识必建为信仰，当其知识之时，即心以为然，此以为然之状态，即信仰也”。“夫知者信之先，有一种之知识，即建为一种之信仰，既建一种之信仰，即发为一种之行为。知也，信也，行也，为吾人精神活动之三步骤”。这显然非常近似于宋代大儒朱熹的“知先行后”观。

要实现“动天下之心”的目的，需现实之手段，这便是教化。青年毛泽东非常重视对人的观念和精神的改造。他认为中国积弱积贫，根本原因在于“觉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因此，他主张根本解决之道还在于从改变“人心道德”、“变化民质”入手，这是实现其大同理想的切入点和手段。他说：“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他还说：“人人有哲学见解，自然人己平，争端息，真理流行，群妄退匿。”

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说：“然谓知识毫无影响于人心则非，知识固大有影响于人心者也。人心循感情冲动及良心而动作者半，循新得之知识而动作者亦半。人类之有进步、有革命、有改过之精神，则全为依靠新知之指导而活动者也。”显然，毛泽东认为学习教化可以改造人心。

宋明理学对湖湘学风影响深远，青年毛泽东当然受到其熏染。他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创新，特别是对学以致用、实事求是思想的继承和创新，实际上就是对儒家文化开放的道德践履理论的继承和创新。 XEGe/cN5m3siYsHQEZ/rBXeMRXbE9eXIA01DJv/lNeEEFuNjmk6sZ6Mcll2Gtdu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