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圣外王”是儒家所推崇的道德目标和行为模式。受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影响，青年毛泽东注重探讨“大本大源”，致力于道德品行的修炼。

“内圣外王”是儒家精神所昭示的人生理想。所谓“内圣”指内在的修养；所谓“外王”即把修养所得施之于外，将学问引向事功之途，达到“学问”与“事功”的统一。

集养身、进德、修业、建功于一体，这样的人，便是青年毛泽东所追求的“圣人”。在19l7年8月20日给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依据儒家传统的人格分类模式，把人划分为圣人、贤人和愚人，并明确把是否把握了大本大源作为区分的标准：

“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孔孟对答弟子之问，曾不能难，愚者或震之为神奇，不知并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己。执此以对付百纷，驾驭动静，举不能逃，而何谬巧哉?”

毛泽东心目中的圣人，很有些像汉代大哲学家王充说的：“儒者论圣人，以前知千岁，后知万世，有独见之明，独听之聪，事来则名。”古代儒家所说的圣人是“不学自知，不问自晓”，于是乎“圣则神矣”。显然，这样的生而知之并且直接等同于神的圣人，不是青年毛泽东心目中的圣人。他所说的圣人，是前面说过的必须是学而知之，并且有长期的自我更新和磨练过程，他们不是神，只是对“本源”问题具有特殊领悟力的人。具体说来，“所谓圣人，而最大之思想家也”，并无“谬巧”之处。

青年毛泽东把“内圣”和“外王”的统一，学问和事功的结合视为完美人格的体现。在涉及“内圣”和“外王”的关系时，毛泽东十分重视前者的前导和决定作用，即“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圣贤，德业俱全者；豪杰，歉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那么，怎样才称得上“内圣”呢？青年毛泽东认为，领悟到宇宙的“大本大源”，即“宇宙真理”，便标志着“内圣”的完成。

翻开毛泽东的早期文稿，“本源”的字眼和有关本源问题的讨论和探究出现在他很多文章、书信中。为表示对其的尊崇，他往往又将“本源”称之为“大本大源”。其中最有名的一段关于“本源”问题思考的文字是在他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中。信中他是这样阐发自己对“本源”问题重要性的认识的：

“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疵，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幸则与本源略近，不幸则背道而驰。夫以与本源背道而驰者而以之为临民制治之具，几何不谬种流传，陷一世一国于败亡哉？而岂有毫末之富强幸福可言哉？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

那么什么是他所说的“本源”？他在信中说到“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圮”。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到，他“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可是他“倡学”倡什么“学”，仅仅是普通的知识么？从引用的上段文字可以看到，他又将“大本大源”称之为“宇宙之真理”。这个“真理”是绝对独立于人、物而高高在上的精神本体，是于冥冥之中操控宇宙、社会、人生万千形态的法则。这个“大本大源”虽超然独立于宇宙、社会、人生之外，却又“各具于人人之心中”，甚至“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从他这些对“大本大源”的描述上，可以看到朱熹“体用不离”思想对他的影响，朱熹也曾说过“无涵养本原功夫，终是觉得应事匆匆"，这和毛泽东对“本源”的态度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青年毛泽东对于“大本大源”的探索充满热情。他在致黎锦熙的信中激情豪迈地鞭策自己说：“将全副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探讨所得，自然足以解释一切，而枝叶扶疏，不宜妄论短长，占去日力”；他还在给黎锦熙的信中称本源为“大原则”，认为“宇宙间所有一切之现象，悉自此大原则而生”。那么，这一“大原则”又通过什么去贯彻呢？他回答说：“故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也这是因为“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的缘故，非以哲学、伦理学入手“动天下之心”恐难以奏效。可见，他所“倡”的“学”不是一般知识，而是包含伦理思想的哲学。他当时的“倡学”就是“普及哲学”：

“欲人人依自己真正主张以行，不盲从他人是非，非普及哲学不可。吾见今之人，为强有力者所利用，滔滔皆是，全失却其主观性灵，颠倒之，播弄之，如商货，如土木，不亦大可哀哉！人人有哲学见解，自然人己平，争端息，真理流行，群妄退匿。”

从是否注重抓“大本大源”入手，毛泽东对一些历史人物的成败利钝进行了分析考察。在他看来，被人奉为“至圣先师”的孔子之所以百无不知，影响遍及列国，并没有什么神奇之处，而“惟在得一大本而已”；曾国藩被人推崇为“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也是因为曾氏好讲“大本大源”之道，深感“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

圣人不仅是思想智力超群的人，还是具有高度的历史责任感，进入道德精神最完善境界的人。圣人所做的事，普通人之所以不能做或做不到，就因为他们的“精神及身体发达之能力”没有达到至高至善至美的境地。圣人在思想上超越了自我、超越了肉体欲望的束缚和困扰，他们是“宇宙之我，精神之我”融入宇宙的仁人“大我”，自然是要以天下事为己任，这是他们的人格价值实现的基本途径，为此他们不惜牺牲肉体“小我”。

青年毛泽东在《讲堂录》中写道：“语曰，毒蛇鳌手，壮士断腕，非不爱腕，非去腕不足以全一身也。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世为身，而以一身一家为腕。惟其爱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家虽死，天下万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毛泽东的这番言论继承了儒家思想重精神大我而轻肉体小我的传统，这就涉及到义利之辩的老课题。

儒家历来主张“重义轻利”，“君子谋道不谋食”，“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去私心，行公义”。儒家这种“义利观”包含着两个关系，即道德与利益的关系，个人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关系。强调精神道德高于物质利益。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强调个人利益服从社会整体利益，视整体利益为最大的“义”。又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道德理想比生命更重要。儒家这一思想为历代文人志士所称道。

对此，毛泽东提出了一个“精神乐利”的说法。在《讲堂录》中，他说：“乐利者，人所共也，惟圣人不喜躯壳之乐利(即世俗之乐利），而喜精神之乐利，故曰饭疏食饮水，曲胧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所谓精神乐利，就是安贫乐道。

圣人的精神境界如此之高，就难免曲高和寡，不过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就是因为他们于孤独中，更能彰显出固有的清高和自尊。他们面对困难无所畏惧，专注于寻求本源和守持人格的独立意志。对此，毛泽东在《讲堂录》中又说：“圣人之道，不求人知，其精神惟在质天地而无疑，放四海而皆准，俟百世而不惑，与乎无愧于己而已。并不怕人毁，故曰举世非之而不加沮，而且毁之也愈益甚，则其守之也愈益笃，所谓守死善道是也。独立不惧，遁世不闷。狂澜滔滔，一柱屹立。酵乡梦梦，灵台昭然。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动，猛虎踯于后而魂不惊，独立不惧之谓也。邦无道而愚，邦无道贫且贱焉可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不改其乐，遁世不闷之谓也。”

圣人之所以孤独，是因为这个世界有更多的不得大本大源的小人愚人存在。他们终日经营忙碌，蔽于物欲，缺乏“高尚之道德”和理想，眼光狭隘，心里盘算的无非是这样几件事：“生死一也，义利一也，毁誉一也。”由于没有本源的支撑，盘算也没有用，仍然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更不具备自我解放的动力和能力，说起来也“大都可悯”。

在描绘了这些在苦海中挣扎的芸芸众生之后，一种恻隐之心在青年毛泽东心里油然而生，进而赋予他心目中圣人君子以慈悲情怀：

“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具有慈悲之心的圣人君子胸中应该存有这样一种逻辑：“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体也，吾等独去，则彼将益即于沉沦”。这样，圣人要从事泽被万代的教化，要把关于本源的了不起的认识成果普及于人间，要把高尚的仁义道德精神灌输给大众。

自走出“乡关”之后，毛泽东就开始自觉地把完善自我道德视为实现远大抱负的必由之路。翻开毛泽东早年写给师友的一些信函，一种对儒家圣贤高山仰止般的崇敬之情，几乎随处可见。他立志以“言天下国家之大计，成全道德，适当于立身处世之道”作为人生追求。他深信：“内省不明”则无以立身，只有通过持之以恒的“尽吾之性，完吾之心”的道德实践，使自己达到“内圣”的人格境界，即“发展吾之一身，使吾内而思维、外而行事，皆达正鹄”，才可以安身立命，并体验到圣人那种天人合一的崇高的道德人生境界。他早年“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何足理。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的诗作，就明显地流露出对超越尘世的向往。

1915年9月27日，毛泽东致信萧子升：“吾人立言，当以身心之修养、学之研求为主，辅之政事时务，不贵文而贵质，彩必遗弃，惟取其神。”道德学问的功夫被摆到了绝对优先的地位，相形之下，一般人所热衷的“政事时务”倒是其次了。

儒家特别强调修己正身。身就是个人，修身即把个人修养到完善的地步，提出自天子至庶人皆以修身为本，都要从“知仁勇”方面去发展人的理想。

孔子强调“克己”，主张“慎独”；曾子提出“吾日三省吾身”；孟子主张在困难的环境里有意识地去经受锻炼。儒家这套反身内省的道德修养方法，包含了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为历代有志者所借鉴。

毛泽东青年时代深受这种克己内省说的影响，主张通过内省、恢复主观性灵。为培养自己的“克己”功夫，他“忍劳苦、制嗜欲，而好深沉之思。”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毛泽东批判了主观内省说的唯心主义本质，吸取其重视主体修养功夫的合理因素，提出了自我修养就是自我改造的修养方法。

日常生活中，他与朋友约定“三不谈”：不谈金钱，不谈男女，不谈家庭琐事，专心致力于道德人格的提升。为磨练自己的意志，他坚持冷水浴和冬泳。

青年毛泽东诚心实意地致力于道德品行的修炼，但他越是真诚地进行道德反省，就越产生出深切的道德紧张感，即一种对于自身道德功夫难以企及圣贤气质的忧患意识，以致“夙夜危惧，愧对君子”。

1915年8月，毛泽东创作了一则富有哲理的寓言，借以对自己的道德修养功夫进行深刻的反省与“自讼”。在寓言中，他以质朴无华而硕果累累的匏瓜和艳丽多姿华而不实的牡丹来象征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格，进而又设置“客与我”的对话，由对方以柏拉图式的提问来剖析和暴露自己身上所存在的“耸袂轩眉”、“姝姝自悦，曾不知耻”的“浮嚣之气”。通过这种道德“自讼”，毛泽东深切地认识到自身的道德功夫同圣贤君子的巨大差距，进一步激发了强化“内圣”功夫的紧迫感。

直到1921年1月，在写给彭璜的信中，毛泽东还颇为自责地检讨了自己几年来“几尽将修养功夫破坏，论人喜苛评，而深刻的内省功夫，几乎全废”。他冷峻地提出：“吾人有心救世，而于自己修治未到，根本未立，枝叶安茂？”可以说，青年毛泽东受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对“内圣”功夫的追求已达到相当自觉的程度。

受时代思潮的影响，青年毛泽东讲求的“内圣”功夫，其具体内涵在五四前后经历了由儒家道德到近代启蒙主义道德思想范式的转变。一方面，“内圣”的整个价值背景已由儒家“三纲五常”之类的宗法伦理体系，转换为自由、平等、博爱以及个性至上等近代启蒙主义的思想价值体系；另一方面，毛泽东没有因此而从思维模式上割断同内省之道的精神联系，而是把传统的内省之学同五四时期所流行的个性解放、自我实现等近代西方价值观念糅合在一起，将传统的内省之道转变成了发达个性、实现自我价值的现实途径。

青年毛泽东对儒家“内圣外王”的内涵进行改造和扬弃，还表现在他对传统的“内圣”之学引向“外王”之业方面的突破。求“内圣”，传统儒学以守静笃敬和直观顿悟为不二法门，把获致“大本大源”的过程看作是一种神秘的内心体验和灵感生发。把“内圣”引向“外王”，传统儒学将其视作一种自然而简单的外推和扩充，主要方式便是“倡学”，“攻心”。青年毛泽东则认为，人之所以无“内圣”，不仅仅在于无“内省之明”，而且还因为“无外观之识”。也就是说，“大本大源”的取得不仅仅需要主观上的自察自省，而且离不开后天的磨练和积累。这反映出青年毛泽东在认识上有注重理性和实践发展的趋向。青年毛泽东愈来愈不相信“圣人”能够“从容中道”，相反，“圣人”都是“抵抗极大之恶而成者也”。

五四运动以后，毛泽东并没有简单地抛弃传统的内省之道，而是运用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将儒家注重人的道德修养转变为关于改造人的主观世界的思想体系。他摒弃了单纯依靠个体主观的内省功夫来提升人格境界的思想路径，突出地强调社会个体必须积极投身现实的社会斗争，并在实践中不断地改造自己的立场、观点，不断净化自己的思想灵魂，使自己从思想到情感都来一个脱胎换骨的转变，最终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无私、忘我的“纯粹的人”。他将“动”、“斗”、“抵抗”等实践观念引入自己的人生观中，使其人生观带上了辩证和务实的色彩，表现出意欲通过暴烈的方式推行“宇宙真理”的潜在趋势。这也正是他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的重要思想基石。

随着毛泽东逐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家，对于“内圣外王”之道，无论在内涵还是在实现方式上，毛泽东都给予其革命性的突破。正是这种突破和“动”、“斗”、“抵抗”的实践奋进精神，使他能够经受长期艰苦卓绝的英勇奋斗，最终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TodOfD6U+yIeWMzuYuw3sU3PDRm9/2GnKO5yZCDFgtMQQjfFLOfFdG+NLZIAOeF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