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军争篇》中说：“故三军可夺心。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意思是说，三军可以挫伤其锐气，将军可以动摇其决心。军队初战时，士气较旺盛；经过一段时间后，便逐渐怠惰；到后期，士卒就会气竭思归。所以，善用兵的人，总是避开敌人的锐气，待敌松懈疲惫了才去攻打它。

毛泽东对孙子的这句“避其锐气，击其惰归”非常欣赏。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指出：孙子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就是指的使敌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

“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换句话说，就是后发制人。

中国古代军事家都很重视后发制人。《六韬·发启》云：“鸷鸟将击，卑飞敛翼；猛兽将搏，弭耳俯伏；圣人将动，必有愚色。”春秋时吴国名将伍子胥的朋友要离，是击剑能手，他和别人比剑，总是先取守势，待对方发起进攻，眼看那剑快挨身子时，才轻轻一闪，避开对方的剑锋，然后突然刺中对手。有人问他取胜决窍。他说：“我临敌先示之以不能，以骄其志；我再示之以可乘利，以贪其心；得其急切出击而空其守，我则乘虚而突然进击。”从击剑到用兵，有条共同的道理——欲要能胜人，必得先示之以不能胜人，使敌人心骄志懈，而我则充分准备，伺机乘隙，一击胜敌。积水不流，为的是流则必决，一泻千里；引而不发，为的是等待时机，瞅准要害再发；能而示之不能，后发制人，为的是最后一举成功。《李卫公问对》一书讲到：“后则用阴，先则用阳。尽敌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此兵家阴阳之妙也。”意思是后发制人用潜力，先发制人用锐气。把敌人锐气挫损至最低限度，而把我军的潜力蓄积到最大限度去消灭敌人。这才是军事家运用潜力和锐气的奥妙所在。

毛泽东在吸取前人后发制人思想基础上，把防御与进攻结合起来，制定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这是对《孙子兵法》的发展，这种结合是人民军队战胜敌人的根本方法。因为人民军队刚开始非常弱小，并且经常处在敌人“围剿”之中。这就决定了打破敌人“围剿”过程往往是迂回曲折的。因此，毛泽东说：战略退却是“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

毛泽东将孙子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运用于红军反“围剿”斗争，提出“敌驻我扰，敌疲我打”的“打圈子政策”。在根据地内，不停地与敌人“兜圈子”，叫敌人抓不住打不着。避免在不利条件下与敌决战，避其锐气，令其疲惫，然后伺机破敌。将敌人拖来拖去，始终掌握战争主动权，“致人而不致于人”。

以红军第三次反“围剿”为例。国民党第一、第二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恼羞成怒，他很快于1931年6月调集30万人马，亲任“围剿”军总司令，聘请英、日、德等国军事顾问参与策划，浩浩荡荡发起了第三次对红军的“围剿”。

蒋介石采取“长驱直入”的战略，企图先击破红军主力，捣毁苏区，然后再深入“清剿”。蒋介石临行前曾发誓：此次“围剿”如不获全胜，就舍命疆场。

毛泽东决定继续实行“诱敌深入”的方针，避敌锐气，击其惰归，后发制人。

蒋军气势汹汹进入苏区后，遭到苏区群众和地方武装的不断阻击和袭扰。红军主力则从建宁出发，绕道千里，折回兴国集中。蒋军在苏区狼奔豕突20余日，始终找不到红军主力。当好不容易发现红军在兴国地区后，便急令其主力分路向西向南疾进，企图将红军主力歼灭在赣江东岸地区。

毛泽东鉴于红军北、东、南三面受敌，情况险恶，遂改变决心，决定采取“中间突破”战法，避敌主力，打其虚弱。8月5日，红军主力从崇贤、兴国两地敌军之间20千米的空隙中秘密东进，随后秘密接近敌第三路“围剿”军，在莲塘、良村、黄陂连打3仗，歼敌1万余人。

当蒋介石掉头向东，企图寻歼红军主力于宁都以北时，毛泽东命红十二军伪装主力向东北方向佯动，诱敌主力尾追不舍。红军主力则采取敌进我进之法，越过敌人的密集包围，悄悄回到兴国集中休整。

红十二军与敌保持一定距离，牵着蒋军的鼻子走。一路翻山越岭，专挑崎岖难走的路行进，将敌军主力拖了近半个月。当蒋介石发觉上当再掉头向西时，红军主力已在兴国休息半月。国民党军虽想继续讨伐，但因受尽折磨，被拖得疲惫不堪，心有余而力不足，只得忍气退却。红军则乘势实施“敌退我追”战术，于9月上旬连打两仗，歼敌4000余人。9月13日又打一仗，歼敌1个师。

第三次反“围剿”共击溃敌7个师，歼敌17个团，毙俘敌3万余人，有力地打击了蒋介石的嚣张气焰。此后一年半的时间里，蒋介石都未敢轻举妄动。

为了说服弱小的红军在敌人进攻面前，实行积极的战略防御，诱敌深入，待机破敌，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春秋时候，鲁与齐战，鲁庄公起初不待齐军疲惫就要出战，后来被曹刿阻止了，采取了‘敌疲我打’的方针，打胜了齐军，造成了中国战史中弱军战胜强军的有名的战术。”毛泽东还引用了《左传》中《曹刿论战》全文，分析道：“当时的情况是弱国抵抗强国。文中指出了战前的政治准备——取信于民，叙述了利于转入反攻的阵地——长勺，叙述了利于开始反攻的时机——彼竭我盈之时，叙述了追击开始的时机——辙乱旗靡之时。虽然是一个不大的战役，却同时是说的战略防御的原则。”

毛泽东随后又举了中国战史中后发制人的有名大战实例，说：“中国战史中合此原则而取胜的实例是非常之多的。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

毛泽东指出：“战略退却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军力，准备反攻。退却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处在强敌的进攻面前，若不退让一步，则必危及军力的保存。”

毛泽东指出，我们主张必要的退却，是为了将来的进攻，我们实施的战略防御是积极防御，而不是消极防御，“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又叫决战防御……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这就把进攻和防御有机地结合起来了。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把敌我之间的犬牙交错，看作是积极防御方针的具体体现。他还规定了积极防御的具体方针——“战略防御中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毛泽东创造的这种把进攻和防御结合在一起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是人民军队以少胜多的奥秘所在。毛泽东称这种积极防御的战争是中华民族自求解放的战争形态，是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观，是中华民族的壮举，是惊天动地的伟业。

在红军前三次反“围剿”中，毛泽东指挥红军用“盘旋式打圈子”的“拖死狗疲劳战术”，屡战屡胜。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将红军游击战时期的“打圈子政策”，发展成为运动战中的“蘑菇战术”。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发动了对陕北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我西北野战军2万多兵力在毛泽东和彭德怀的直接指挥下主动撤离延安，转战陕北，与胡宗南25万兵力周旋，敌我兵力十与一之比。敌东奔西突，寻找我中央机关和我军主力决战。毛泽东指出：“目前敌之方针是不顾疲劳粮缺，将我军主力赶到黄河以东，然后封锁绥德、米脂，分兵‘清剿’。”他指示我军：“我之方针是继续过去办法，同敌在现地区再周旋一时期（一个月左右），目的在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击之。”强调“我军此种办法是最后战胜敌人必经之路。如不使敌十分疲劳和完全饿饭，是不能最后获胜的。这种办法叫‘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我军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战略意图，采用“蘑菇战术”，牵着敌人鼻子在陕北高原上“游行”，始终居于主动地位。相反，敌军处处被动，饿着肚子走冤枉路，却始终未见我中央机关踪影，丢盔弃甲，损兵折将，一年中间胡宗南主力丧失殆尽，最后不得不退出延安。“蘑菇战术”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我西北野战军也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实现了“伟大的转折”。

毛泽东的“蘑菇战术”与《孙子兵法》中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有异曲同工之妙。 SY6pLqv5ZhwnjUqKRGr4LQ5B1+7Mw/l63wPU+5B65T3Ql/x37D3eEiFX6lkhLc4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