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兵作战，贵在能调动敌人，而不为敌人所调动。《孙子·虚实篇》提出“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调动)。《李卫公问对》说：古代兵法，千章万句，最重要无过于“致人而不致于人”。可见，“致人而不致于人”，即争取主动权实为古代作战思想的核心。

毛泽东对这一思想进行了创新。他强调革命军队应该保持在战场上的主动权。在军事名著《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指出，主要权“说的是军队行动的自由权，是用以区别于被迫处于不自由状态的。行动自由是军队的命脉，失去了这种自由，军队就接近于被打败或被消灭”，“为此缘故，战争的的双方，都力争主动，力避被动”。

《孙子兵法》主张，为了牢牢把握克敌制胜的主动性，应当灵活用兵，“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虚实篇》），即打仗没有固定的方式，就像水没有固定的形态一样；能根据敌情变化而变化，最终取得胜利的，就叫做用兵如神。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在革命战争中，他十分注重作战的主动性与灵活性问题，他说：“灵活地使用兵力这件事，是战争指挥的中心任务，也是最不容易做好的。”然而，毛泽东自己却对此运用得娴熟自如，他指挥中央红军运用机动灵活的战术打败了国民党军队的的三次“围剿”，长征途中的“四渡赤水出奇兵”更是他的平生灵活用兵的“得意之笔”。

古代兵家认为，主动制敌，主要手段有两个方面，一是隐蔽企图，所谓三军之事，其重于密；二是示形用诈，迷惑敌人。《孙子兵法·计篇》中指出：“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只有达到形人而我无形的境界，才能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有力地打击敌人，战而胜之。三十六计中就有瞒天过海、调虎离山、声东击西等用诈手段。古代用隐真示假调动敌人的例子很多，如韩信暗渡陈仓奔袭安邑、孙膑马陵之战中减灶示弱致庞涓上当等等均是。

毛泽东从《孙子兵法》示形惑敌的理论领悟到了弱军争取主动的奥妙。他指出，“错觉和不意，可以丧失优势和主动。因而有计划地造成敌人错觉，给以不意的攻击，是造成优势和夺取主动的方法，而且是很重要的方法”。他举例说，“‘八公山上，草木皆兵’，是错觉之一例，‘声东击西，’是造成敌人错觉之一法”。

毛泽东认为造成敌人错觉和出其不意地攻击，先决条件是优越的民众组织。他说，我们利用组织和武装起来的民众条件，“我们要把敌人的眼睛和耳朵尽可能地封住，使他们变成瞎子和聋子，要把他们的指挥员的心尽可能地弄得混乱些，使他们变成疯子，用以争取自己的胜利”。 jDsljEOtJGRmQX0chxovflolHkuT/rYEiV2YDrtbwyHUg/GZ/SGLuxtHUUnmNJ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