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2

毛泽东一生的“国学情结”

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与哲学工作者谈哲学问题时说：

“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书，读了‘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

出生于1893年12月26日（农历癸巳年十一月十九）的毛泽东，8岁时就被送进了附近的私塾，一读就是六年，教材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国学经典——四书五经。后来，毛泽东把自己在私塾里的学习经历，形象地概括为“六年孔夫子”。正是这“六年孔夫子”，为毛泽东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国学基础，也塑造了贯穿他一生的“国学情结”。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演讲时说：

“我幼年没有进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校，学的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套，这种学习的内容虽然陈旧了，但是对我也有好处，因为我识字便是从这里学来的。”

毛泽东认为在私塾里读国学经典对他的最大益处，是让他识文断字。

事实上，从毛泽东的一生来看，“六年孔夫子”的读经历程远不只是起到识字的作用，这些国学经典对幼年的毛泽东来说也许很枯燥，但由于熟读熟记，所以在以后用起来就信手拈来，如数家珍了。这显然有助于他在漫长的革命实践过程中对国学的“古为今用”。

1911年，毛泽东“立志出乡关”，到湖南省的大都会长沙“见世面，经风雨”。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修了半年后，于1913年春，考入湖南公立第四师范学校。第二年春季，第四师范合并于第一师范。毛泽东在一师刻苦求学，直到1918年夏季毕业。

从现在保存的信件、文章、读书笔记等来看，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的前期，较多的时间在潜心研读国学。这同康有为、梁启超，尤其是他的老师杨昌济的影响有关。当然，从毛泽东自身来说，四书五经自幼熟读成诵，此时也便于钻研。

1915年6月25日，毛泽东致同学湘生的信中说：

“如言自修，吾举两人闻君。其一康有为。康尝言，吾四十岁以前，学遍中国学问；四十岁以后，又吸收西国学问之精华。其一梁启超。梁固早慧，观其自述，亦是先业词章，后治各科。盖文学为百学之原，……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以言救济，足下幸毋暴弃。”

这里毛泽东有明确的主张：只有“奇杰”才能救中国，而这种“奇杰”，必学通中、西，首先要通国学。

1916年，《新青年》在北京出版之后，毛泽东读书的兴趣就被该刊所倡导的西方新思潮所吸引。但他并没有完全排斥古老的国学，仍认为要“略通国学大要”。

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致老师兼挚友黎锦熙先生的一封长信中，说：

“弟久思组织私塾，采古讲学与今学校二者之长，暂只以三年为期，课程则以略通国学大要为准。过此即便出洋求学，乃求西学大要，归仍返于私塾生活，以几其深。”

显然，在青年毛泽东的眼里，“西学”和“国学”是同等重要的，但国学应为基础。

其实，在毛泽东求学的那个时代，并非西方学说和思想一统天下的时代，国学在经历了清朝后期的低迷徘徊之后，在清末民初，便有复兴之势，涌现出了一大批大师级的学者。

“国学”即“中国学术”，是有别于西方学术的中国特有之学术系统的简称。“国学”之名，始见于清末。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此时毛泽东年方14岁，还未走出韶山，刘师培、章太炎、邓实等创办了《国粹学报》，在其二十七期，邓实发表了《国学精论》一文。1910年，章太炎先生的《国故论衡》刊印以后，一纸风行海内外，成为广大莘莘学子的必读之书。因此，国学又被称为“国故”、“国粹”、“国故学”，西方学者则称之为“汉学”。

在如此浓厚的研究国学的氛围中，毛泽东下定“略通国学大要”的决心，是很自然的事了。

国学的分类，有人按清朝的四库全书，分为四部，即“经、史、子、集”。

清朝的学者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则认为可以分三门：曰义理，曰词章，曰考据。备受青年毛泽东崇拜的清代“中兴之臣”曾国藩于此三门之外，又增加“经世”一门。

毛泽东很推崇曾国藩的四分法。1915年9月，他在给好友萧子升的信中说：

“仆观曾文正为学，四者为之科。曰义理，何一二书为主（谓《论语》、《近思录》），何若干书辅之；曰考据，亦然；曰词章、曰经济，亦然。”

我国的经、史、子、集，浩如烟海，收入《四库全书》的即达3460种，毛泽东在和萧子升的书信探讨中说：

“四部之篇，上下半万载之纪述，穷年竭智，莫殚几何，不向若而叹也！”

一个人毕其一生，恐怕也不能尽读四库全书。目光如炬的毛泽东主张：

“首贵择书，其书必能孕群籍而抱万有，干振则枝披，将麾则卒舞。”

毛泽东很推崇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中所选择和确定的治国学的书目，认为该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英”。

1916年2月29日，在致萧子升的一封信中，毛泽东开列了应阅览的经、史、子、集77种书目：

“右经之类十三种，史之类二十二种，集之类二十六种，合七十有七种。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于此。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

不难想见，毛泽东这77种书目，必定是综合了前人和师友的各种意见，根据自己的经验而严格筛选过的，足以代表他对“国学大要”的见解。可惜的是，此信已经残缺，他所开列的书目没有保存下来。

青年毛泽东在致萧子升的信中还说：“顾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昔人有言，欲通一经，早通群经。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耳。”

如何才能尽快地获得国学的常识呢？毛泽东说：

“为之之法，如《吕刑》一篇出自《书》，吾读此篇而及于《书》，乃加详究焉出于《书》者若干篇，吾遂及于《书》全体矣。他经亦然。《伯夷列传》一篇出于《史记》，吾读此篇而及于《史记》，加详究焉出于《史记》者若干篇，吾遂及于《史记》之全体矣。他史亦然。出于‘子’者，自一‘子’至他‘子’。出于‘集’者，自一‘集’至他‘集’。于是而国学常识罗于胸中矣。”

毛泽东将这种办法称之为“演绎法”——“察其曲以知其全者也，执其微以会其通者也”；又称为“中心统辖法”——“守其中而得其大者也，施于内而遍于外者也”。

虽然青年毛泽东主张“略通国学大要”，但他对国学中所包含的糟粕是有着清醒认识，并深恶痛绝的。他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说：

“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推陷廓清。”

“推陷廓清”——这其实是当毛泽东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主张对包括国学在内容的旧思想、旧文化，采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批判地继承”的思想之端倪。

在经历一番艰难地“上下求索”之后，毛泽东毅然决然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从此，他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犀利而深邃的目光，重新审视自己所熟悉的国学。

一方面，毛泽东主张要继承以国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

1938年，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号召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要学习中国的历史遗产：

“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另一方面，毛泽东反复强调，必须以批判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

在著名政论文《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说：

“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这种尊重，是给以历史以一定的科学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

毛泽东即使到了垂暮之年，身心交瘁，说话和行动都极度困难，听力、视力全面衰退，但仍然读古书成癖。患白内障以后，他的视力极弱，只能用放大镜一点点地看大字本书（特地为他印刷的），或由工作人员读给他听。

1972年10月至1975年6月，按毛泽东的要求，校注印刷了古代历史文献共86篇，包括史传、政论、辞赋、诗词、散曲等体裁。由于版本字体较大（最大的达36磅长宋字体），称为“大字本”。这些大字本选注了《晋书》、《旧唐书》、《三国志》、《史记》、《旧五代史》中的一些篇目，以及《商君书》、《韩非子》、《荀子》，屈原的《天问》、柳宗元的《天对》，晁错、刘禹锡、王安石、李贽、王夫子等人的著作，庚信、江淹、白居易、王安石、陆游、辛弃疾、蒋捷、汤显祖等人的辞赋、诗词曲等。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在生命最后几年里关注和思考的问题，以及伟人黄昏岁月复杂的内心世界。

纵观毛泽东的生命历程，可以说他有着愈老弥坚的“国学情结”，而“批判地继承”则是他对待以国学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以贯之的原则和态度。正因为持此态度，使他能够古为今用，使古老的国学在他的“丹青妙手”上与时俱进，焕发出独具中国特色的智慧光芒和勃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