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书是国学宝库中的奇珍异宝。毛泽东一生对中国古典兵书十分重视，广泛阅读。在金戈铁马的战争年代更是如此。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的来源之一便是中国传统的军事智慧。而这其中，《孙子兵法》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影响非常大。建国后，毛泽东多次谈到过《孙子兵法》对自己的影响。

《孙子兵法》简称《孙子》，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军事著作，是古代大军事家孙武所著。孙武为春秋末期齐国人，其生卒年月已不可考，约与孔丘同时期，活动于公元前6世纪末到前5世纪初。他从齐国奔到南方吴国，经吴王重臣伍子胥推荐，吴王阖闾知他善于用兵，便重用为将。他与伍子胥辅助吴王经国治军，对于吴国的崛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孙子兵法》共一卷，十三篇，论述了“计”、“作战”、“谋攻”、“形”、“势”、“虚实”、“军争”、“九变”、“行军”、“地形”、“九地”、“火攻”和“用间”等问题。

《孙子兵法》是中国第一部自成体系的军事学著作。在孙武之前，虽有不少关于战争的观点与论述，如吕尚、曹刿、司马子鱼等，但都无系统的完整的著作问世。我国兵书传于今者，以《孙子兵法》为最古。历代作注者甚多，有《孙子十家注》。第一位整理注释《孙子兵法》的曹操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子所著深矣。”（《孙子注》序）明人茅元仪则曰：“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武备志·兵诀评》序）此非虚言。

毛泽东究竟在何时研读《孙子兵法》一书的呢？一直以来，就有“遵义会议之前”和“遵义会议之后”两说。

持“遵义会议之前”说有两例：一例是据毛泽东当年的警卫员回忆，另一例是吴冷西的回忆。

在《毛泽东之初》一书中写道：据毛泽东当年的警卫员回忆，毛泽东在井冈山上最“珍贵”的家产，是两个竹编的书篓。无论他走到哪里，总让警卫员带着这两个书篓。在书篓之中，他最常看的是两本书，一本是《共产党宣言》，另一本则是《孙子兵法》。

在《毛泽东谈毛泽东》一书中，编者这样写道：“对党内教条主义者攻击他靠《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指挥打仗一事，毛泽东在建国后曾多次提到。1957年6月，他在与新华社社长吴冷西的谈话中说，他讲游击战争十六字诀时，并没有看过《孙子兵法》。后来王明‘左倾’路线领导讥讽说十六字诀来自过时的《孙子兵法》，而反‘围剿’打的是现代战争。这时他才找到《孙子兵法》来看。那时他被解除指挥中央红军的职务，就利用空闲看了不少从红军走过的县城中弄来的书籍。”此书编者引用的是吴冷西《“五不怕”及其它——回忆毛主席的几次谈话》一文。

上述两例，第一例说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第二例说毛泽东在被解除指挥中央红军的职务时期，都是说毛泽东读《孙子兵法》是在1935年1月即遵义会议以前。警卫员与毛泽东朝夕相处，吴冷西回忆的又是毛泽东本人对他所讲的话，似乎具有一定的可信性。

但是，文献记载，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毛泽东曾经三次亲口直截了当地讲到他是在“遵义会议之后”才读《孙子兵法》的。

第一次，是1960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同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聚餐时的谈话。他说：“那时我没有事情做，走路坐在担架上，做什么？我看书！他抬他的担架，我看我的书。他们又批评我，说我凭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指挥打仗。其实《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看过几遍，但指挥作战时，谁还记得什么《三国演义》，统统忘了。我就反问他们：你们既然说我是按照《孙子兵法》指挥作战的，想必你们一定是熟读的了，那么请问：《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第一章开头讲的是什么？他们哑口无言。原来他们也根本没有看过！”该文刊发于《党的文献》1993年第4期。

第二次是毛泽东在1961年3月23日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的，他说：“如果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因为要写这本书，倒是逼着我研究了一下资产阶级的军事学。在遵义会议上有人讲我的兵法是靠两本书，一本是《三国演义》，一本是《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我是看过的。《孙子兵法》我就没有看过。”

第三次是1962年1月12日，毛泽东在会见日本社会党顾问铃木茂三郎率领的访华代表团时，在谈话中他讲了和上述大致相同的话。

既然毛泽东这三次谈到自己读《孙子兵法》的基本意思是一致的、很明确的，那么，我们就应以他本人的有原始记录为依据的回忆为准。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正如前面所述，凯丰攻击毛泽东说：你的兵法并不见得高明，无非是靠《三国演义》、《孙子兵法》这两本书。毛泽东反问道：你说《孙子兵法》一共有多少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请你讲讲。凯丰顿时语塞，答不出来。于是，毛泽东批驳说：你怎么晓得我就熟悉《孙子兵法》呢？

在此之前，毛泽东是否全然不知《孙子兵法》呢？也不尽然。其实，早在毛泽东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已从授课老师的口中间接地了解到《孙子兵法》的部分内容。毛泽东在1913年10月至12月间所作的课堂笔记《讲堂录》中，就记录了这样一段话：“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无智名，无勇功。”他还注明出自《孙子兵法》的《谋功篇》(应为《谋攻篇》）。实际上，这段话分别出自《孙子兵法》的《谋攻篇》和《形篇》。这段话的“故善用兵者，无智名，无勇功”一句，同原文略有差别。原文为：“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

1935年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毛泽东于12月在陕北瓦窑堡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地解决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政治上的问题。紧接着，他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到解决党的军事路线上来。他说：“过去的革命战争证明，我们不但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

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后，德国顾问李德不同意会议确定的“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猛烈扩大红军”的军事战略方针。1936年1月，李德向中共中央提出书面意见，极力主张“巩固与发展苏区，创造新根据地”，认为“我们转入进攻是过早的”，“战争未发生以前，在我们这方面的应当避免能够引起苏日冲突的行动”。可以看出，李德是非常害怕把苏联牵扯到军事冲突中去的。这种离开“发展”来谈“巩固”的主张，其实又在重复他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那种单纯防御战略。从当时陕北的实际情况来看，更不合时宜。

毛泽东随即指出，这是在革命进攻下的保守的单纯防御战略。1936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晋西会议讨论了李德的“意见书”，许多人在发言中批评李德的错误主张。最后，会议决议“战略决定由毛主席写”。这样，也促使毛泽东下决心写一部系统总结十年内战时期在军事斗争上的经验教训的著作。

为了很好地完成党中央委托的任务，毛泽东在写作前做了充分而认真的准备。

毛泽东首先反复精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特别是列宁的军事著作。他还通过多种渠道从国民党统治区购买并仔细研读了一批军事方面的书籍。1936年10月22日，毛泽东致电叶剑英、刘鼎时说，在这之前“买来的军事书多不合用，多是战术技术的”，明确提出“我们要的是战役指挥与战略的，请按此标准选买若干”，还特地要求“买一部《孙子兵法》来”。可见他当时手头还没有《孙子兵法》。在写书的准备和写作期间，毛泽东认真研读了德国克劳塞维茨写的《战争论》，日本人写的军事操典，苏联人写的论战略、多兵种配合作战等书，并仔细地研读了《孙子兵法》。

可以肯定，毛泽东是到陕北才认真研读了《孙子兵法》的，“遵义会议以前说”是不严谨的。毛泽东是为了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为了总结革命战争的经验，开始研究资产阶级军事学与《孙子兵法》。把毛泽东研读《孙子兵法》一书的时间确定在了1936年，应该是准确的。

1936年12月，毛泽东终于完成了把中国革命战争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上升为理论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在这部军事著作中，毛泽东直接引用《孙子兵法》达三处之多。

毛泽东十分看重《孙子兵法》。他曾说：“在几千年前，中国就有这样的兵书，真是件了不起的事。”1939年，当毛泽东知道郭化若在研究孙子时，很高兴地说：要为了发扬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去读孙子，要精滤《孙子兵法》中卓越的战略思想，批判地接受其对战争指导的法则，以新的内容去充实。建国后，郭化若的《孙子今译》出版发行。1973年，毛泽东批示郭化若，要他对所著《孙子今译》写一个“批判吸收性的序言”后重新出版。可见，直到晚年，毛泽东对《孙子兵法》也是极其重视的。 AhFjcdAvZxHmHQtrmTFV3Ut1tZ6M7uBcWTKD+kU412r8T61ecqsjQgmPtyzQqm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