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矛盾论》关于矛盾转化的思想是对老子辩证法的批判、继承和发展。

《老子》不但反复说明事物的矛盾双方存在着互相对立、互相依赖的关系，并指出矛盾双方总是向着对立面的地位转化而去。《老子》一书中举出“物壮则老”、“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曲则全，枉同直，洼则盈，敝则新，多则得，少则惑”等例证，说明了强弱、祸福、曲直、洼盈等对立的现象，都向它的对立面转化。老子发现了事物向对立面转化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并揭示事物向对立面转化的原因。事物为什么会向对立面转化呢？老子回答：“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反者道之动”，事物发展到极端（大），就会远离它的本质，向它的反面转化去。矛盾着的事物之所以向对立面转化，是因为对立双方互相作用的结果，各自走到相反的地位上去，这是事物内部矛盾决定的。

老子不仅提出事物是不断走向反面的这一观点，还以大量的实例说明，事物向某一特定方面的转化是有条件的。

其一，老子认为对立面向特定方面的转化是有条件的。如他说：“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即事物通过减损转化为增加，通过增加变为减损。有的能实现，有的则不能，可见是有条件的。又例如：“故抗兵相加，衰者胜矣。”两军对垒，势力相当时，悲愤的一方获得胜利，老子把军心、士气当作是取胜的条件。这对只看到武器、军队数量的作用的形而上学的观点也是一种批判。又例如：“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也就是说，正因为不自以为伟大，才能成就它的伟大，这就把谦虚、不自以为是当成为转化的条件。再例如“甚爱必大费”，即过分的吝啬，会招致更多的破费。

其二，老子认为可以创造(顺从、遵守）一些条件促进事物向某一特定方向的转化。例如，对于《老子》中关于“柔弱胜刚强”的策略思想的那一段话，任继愈先生写道：“对待敌人，老子主张创造一些不利于敌人的条件，使他们陷于不利。他说‘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

其三，正因为事物向某一特定方面转化需一定的条件，老子主张可以通过消除这一特定条件，使事物不向这一方向转化。例如：“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意思是知道自己不知道，最好；明明自己不知道，却自以为知道，这是缺点。只有把它当成缺点，才不会犯这种缺点。又例如：“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盖闻善摄生者，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投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

其四，综上二、三点，老子主张创造条件，使事物不向不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化，而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化。例如他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老子认为，道是不能言说的(“道可道非常道”），故退而求其次，他选择了最接近于道(“几于道”）的水为范例。老子更是直截了当地提出：“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天下没有比水更柔弱的东西，而攻击坚强的力量中没有比它更有效的，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代替它。水的这种“柔弱”、“不争”成了攻击敌人的最有效的武器了。这种“不争”其实是争，是不争名义下的“善争”，即不但争，而且讲究争的方式方法。“不争”的目的首先是使己方不犯过失(“故无尤”），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最终是要战胜对方，“夫唯不争，天下莫能与之争”。这种“不争”，就是转化为“莫能与之争”、“莫之能胜”的条件。

总之，《老子》一书在对事物的具体转化的研究中，已初步触及到了转化的条件性的诸问题，只是没有充分展开论述，更没有得出像“反者道之动”这样一种普遍性的结论。

当代哲学家冯友兰先生说过：“《老子》确实是对于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有所认识。这个问题就是一般和特殊、共相和殊相的分别和关系问题。《老子》所讲的道、有、无都是一般，共相；它讲的天地万物是特殊，殊相。”冯先生盛赞道：“从哲学观点看，这是人类思辨能力、抽象思维能力达到很高程度的表现。只要有一两句能达到这个程度，那就是很可贵的，至于说这一两句话的人可能还有不完全的地方，可能对于这一两句话的涵义还没有完全认识，那也没有关系，那是有待于后来的人发展的。这一两句话可能只是一个闪光，但这个闪光，却照耀了人的思辨能力发展的道路。”

《老子》中“只是一个闪光”，未明确提出和论述的观点，毛泽东在他的哲学著作《矛盾论》中明确地提了出来，并作了论证。

毛泽东指出：“一切矛盾着的东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之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全部意义。”点明了矛盾转化的条件性和相对性。同时又提出了，“一切过程都有始有终，一切过程都转化为它们的对立物。一切过程的常住性是相对的，但是一种过程转化为他种过程的这种变动性则是绝对的。”

毛泽东在读李贽的《李氏文集》中的“以退为进，以败为功，以福为祸，以得为失，以无知为知”时，批注道：“在一定条件下。”

毛泽东在1957年发表的哲学名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老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就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在该文中毛泽东还说：“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互相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的双方都不会转化。”

有一点十分明确，毛泽东在这篇讲话中并没有批评老子“讲转化不讲条件”。

毛泽东所引的老子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在《老子》58章中。恰巧在这一章中老子讲转化没有讲条件，由此引发了一些哲学史家对老子的某些误会。从此，在对老子辩证法的不彻底性的批评中，“讲转化不讲条件”似乎成了一种普遍观点。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毛泽东追踪、注视着自然科学的最新发展，注重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总结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1957年，毛泽东指出：“你看原子里头，就充满矛盾的统一。有原子核电子两个对立面的统一。原子核里头又有质子和中子的对立统一。质子里又有质子、反质子，……总之对立面的统一是无往不在的。……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的现象，这就是辩证法。”

毛泽东在看到《自然辩证法通讯》刊载的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1961年写的《新基本粒子观对话》，以及1964年外国物理学家发现了基本粒子“夸克”后，引发了他的一篇谈话，他指出：“世界是无限的，世界在时间上、在空间上都是无穷无尽的。在太阳系外有无数个恒星，太阳系和这些恒星组成银河系。银河系外又有无数个‘银河系’。宇宙从大的方面来看是无限的。宇宙从小的方面看也是无限的。不但原子可分，原子核也可分，电子也可以分，而且可以无限地分割下去。庄子讲‘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是对的。因此，我们对宇宙的认识也是无穷无尽的。”

1964年8月，毛泽东与周培源、于光远的谈话中说：

“一切个别的、特殊的东西都有它的发生、发展与灭亡。每一个人都要死，因为他是发生出来的。人类是发生出来的，因此人类也会灭亡。地球是发生出来的，地球也会灭亡。不过，我们所说的人类灭亡、地球灭亡，同基督教讲的世界末日不一样。我们说人类灭亡，是说有比人类更进步的东西来代替人类，使事物发展到更高阶段。我说马克思主义也有它的发生、发展与灭亡。这好像是怪话。但既然马克思主义说一切发生的东西都有它的灭亡，难道这话对马克思主义本身就不灵吗？说它不会灭亡是形而上学。当然马克思主义的灭亡是有比马克思主义更高的东西来代替它。”

这是迄今为止人们看到的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最全面、最透彻的论述。这和毛泽东经过长期的艰苦探索，已经基本破解了“相对怎样成为绝对的”这个问题不无关系。

毛泽东这些论述启迪我们，在客观世界里即使是看来十分简单的东西，也具有复杂的结构，也充满着矛盾，因而内在地包含着多方面发展的根据即可能性；同时，这些事物又处在普遍联系之中，联系是客观的、多样的，这些就构成了千差万别、千变万化的条件。“一定和必要的条件具备了，事物的过程就发生一定的矛盾，而且这种或这些矛盾相互依存，又相互转化，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因而，“事物(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等等）总是随着过程而向前发展的。”因此，事物的转化既是相对的，又具有绝对性。用列宁的话说，就是：“相对和绝对的差别也是相对的……相对中有绝对。”

毛泽东关于矛盾转化的思想不是简单重复老子的哲学思想，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和发展。老子认为，向对立面转化是个普遍的现象，但老子认为这个规律性现象是自然而然产生的，“万物并作，吾以观复”，这就必然走向消极的宿命论和循环论。既然祸福、好坏、强弱、美丑是不可避免的要向对立面转化，我们何必为某种目标而奋斗呢？用不着奋斗，安于现状，听天由命，这是老子思想的消极因素。毛泽东吸收其合理成分，摒弃其哲学中消极的宿命论，挖掘出矛盾转化中“推陈出新”的思想内涵，他说：“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依事物本身的性质和条件，经过不同的飞跃形式，一事物转化为他事物，就是新陈代谢的过程。”毛泽东对老子思想的这一改造的意义在于：只有把矛盾转化归结为事物发展前进的必然环节，这种转化观才是辩证法的。因为辩证法是承认事物发展变化必须通过矛盾双方的互相转化。当然这种转化不是对立双方无休止地转过来又转过去，而是代表新生事物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矛盾的一方最终会消灭与其对立的另一方，新事物战胜旧事物。 CtBBfoNaPt1vXPiAwKnDgCQggCm5wkXa9bWbrhlljpkYbJtEuSCYj/aIb7MaJF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