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有多种宗教的国家，世界的三大宗教(佛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在中国都有其信徒、组织和活动场所。其中，佛教分汉语系佛教(公元前2年传入）、藏语系佛教(公元7世纪传入）和巴利语系佛教(公元13世纪传入）三大支。藏传佛教，指的就是这三大支系中的藏语系佛教。

伟人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精深的造诣，对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佛教文化同样具有真知灼见。毛泽东生前非常关心藏传佛教的发展，与藏传佛教领袖第十世班禅大师等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关系。

藏传佛教的历史

公元7世纪时，吐蕃王朝的国王是著名的松赞干布。为了加强藏族与周边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吸收其它民族的先进文化，松赞干布积极发展与邻近地区的友好关系，先后与尼泊尔尺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联姻。尺尊公主和文成公主各自带了一尊佛像到西藏，修建起拉萨著名的大、小昭寺。随同公主前来的工匠也陆续修建寺庙，随同前来的佛教僧人开始翻译佛经。佛教开始从尼泊尔和汉地传入西藏。

到松赞干布的曾孙赤德祖赞时，又大力发展佛教。公元710年，赤德祖赞向唐朝请婚，求得金城公主。金城公主到吐蕃后，把文成公主带去的佛像迁到大昭寺供奉，安排随行僧人管理寺庙，主持宗教活动。金城公主还成功地劝说王室接纳从西域逃出的僧人，为他们修建了7座寺庙。这些措施促进了佛教在西藏的发展，引起苯教大臣的不满。他们极力压制佛教，直到赤德祖赞的儿子赤松德赞掌权后，佛教发展趋势才得到改善。

为巩固王权，赤松德赞以佛教为号召，打击借苯教发展异己势力的大臣。他请来印度著名僧人寂护和莲花生，于公元799年修建起西藏第一座剃度僧人出家的寺院一一桑耶寺，剃度7名贵族子弟出家，开创了西藏佛教史上自行剃度僧人的先河。

在邀请印度高僧的同时，赤松德赞还派近臣前往内地请僧人到西藏讲经。根据其要求，公元781年唐朝开始轮流派僧人去西藏。受人尊敬的大乘和尚摩诃衍，就是汉族僧人在西藏的代表，他在西藏传教l1年，著述9部经论，讲经说法，使汉地佛教在西藏兴盛起来。

后来，历任赞普都不遗余力地提倡佛教，兴寺建庙，翻译佛经，以王室收入供养僧人，以僧人参政削弱大臣权势。王室利用佛教巩固王权，激化了与苯教大臣的矛盾。公元842年，苯教大臣趁国王赤祖德赞酒醉时将其谋害，拥戴其兄朗达玛为赞普，掀起一场大规模的灭佛运动。

朗达玛灭佛不久后，遭佛教徒暗杀。吐蕃权臣，挟王子自重，互相征战。随后一场奴隶平民大起义又席卷吐蕃，西藏陷入各个势力割据一方的分裂状态。藏传佛教“前弘期”至此结束。

公元10世纪初，藏区步入封建社会，原来割据一方的吐蕃权臣，成了各地的封建势力，他们积极开展兴佛活动，佛教得以在西藏复兴。不过这时兴起的佛教无论在形式或内容上，与吐蕃佛教都有很大不同，它在与苯教进行的300多年斗争中，又互相吸收、互相接近、互相融合，并随着封建因素的增长，完成其西藏化过程，形成既有深奥佛教哲学思想，又有独特西藏地方色彩的地方性佛教。至此，藏传佛教终于形成，步入“后弘期”。

到11世纪中叶以后，西藏佛教进入各个教派形成时期，相继出现了十多个宗派，期中五个影响较大的教派是：宁玛派(红教）、噶当派、萨迦派(花教）、噶举派(白教）、格鲁派(黄教)。

藏传佛教对藏民族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佛教传入藏族社会后，逐渐渗入其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风俗习惯中，成为中国藏族广泛信仰的宗教。并且通过长期的民族文化交流，又传入中国蒙古族、土族、裕固族、珞巴族、门巴族、纳西族、普米族等民族中。在中国西藏、四川、云南、甘肃、青海、新疆、内蒙七省、自治区流传，并传入锡金、不丹、尼泊尔、蒙古人民共和国、俄罗斯的布里亚特共和国等地。

毛泽东接见班禅大师

第十世班禅大师于1938年正月初三诞生于青海省循化县文都乡玛日村。他是圆寂于1937年12月1日的第九世班禅大师的转世灵童。九世班禅因与十三世达赖不和，于1923年11月流亡内地。此后直到1937年圆寂于青海省玉树寺，九世班禅一直未能返回西藏。班禅同达赖的这种不和，反映了解放前西藏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

按照历史习惯，西藏分为前藏和后藏两个部分。前藏以拉萨为中心，是达赖喇嘛的管辖区，其行政机构称“噶厦”，意为西藏地方政府。后藏以日喀则为中心，是班禅管辖区，其最高行政机构是堪布会议厅。从宗教地位上讲，达赖和班禅同为黄教创始人宗喀巴的徒弟，二者是完全平等的。从政权方面讲，自从五世达赖喇嘛洛桑嘉措创立噶丹颇章王朝之后，噶厦政府便管辖着整个西藏，包括后藏地区，连日喀则宗的宗本也由噶厦政府委派。堪厅方面管辖的地区只有4个宗（相当于县）、36个庄园和牧场，不到整个西藏地域的十分之一。自清代雍正、乾隆以来，前藏与后藏一向归中央政府驻藏大臣直接领导，堪厅与噶厦处于平行地位。辛亥革命后，赶走了驻藏大臣，噶厦即强迫堪厅服从达赖的统治，并向班禅辖区派粮派款，征兵征税；而堪厅方面则援引旧例，不愿有任何负担，于是双方发生了尖锐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是班禅失败，并于1923年流亡内地。

1944年农历正月，班禅堪布会议厅经过长期考察和反复辨认，将当时已经7岁的贡布慈丹确认为九世班禅的转世灵童，在青海塔尔寺举行了隆重的坐床仪式。但是，对九世班禅转世灵童的确认，要经过中央政府的批准，才能取得合法资格。由于拉萨方面的噶厦政府坚持要到拉萨经过金瓶掣签才能确认，所以当时国民党的中央政府为了照顾拉萨方面意见，迟迟没有批复。直到1949年6月，国民党政府才由代总统李宗仁发布命令，承认“青海灵童保慈丹（即贡布慈丹），慧性澄圆，灵异夙著，查系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转世，应即免于掣签，特继任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这一情况，决定了在新中国成立伊始，在解放西藏的同时，还必须解决有关班禅、喇嘛的两个问题：一是班禅和达赖在西藏的地位；二是班禅返回西藏。这是关系藏族内部团结的两个大问题。

毛泽东主席与班禅大师的交往，从新中国成立第一天便已开始了。

1949年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班禅大师即从青海致电毛泽东和朱德，表示拥护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期望西藏早日解放。11月23日，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复电班禅：

接读十月一日来电，甚为欣慰。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希望先生和全西藏爱国人士一致努力，为西藏的解放和汉藏人民的团结而奋斗。

同一天，毛泽东在致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电报中，又着重指出：“经营西藏问题……目前除争取班禅及其集团给以政治改造（适当地）及生活照顾外，训练藏民干部极为重要。”

1950年5月，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西南局报送中央审查的与西藏谈判的十项条件，第三条就明确指出：“达赖活佛之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在其第八条“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采取协商方式加以解决”中的“由西藏人民”后面，毛泽东亲笔加写了“及西藏领导人员”七字，表明他对西藏政教领袖人物是十分尊重的。

同年8月23日，毛泽东在给西南局的电报中指出：“如我军能于十月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正是按照毛泽东的这一部署，人民解放军于11月19日解放了昌都，从而有力地促进了西藏的和平解放。

1951年4月 27日，班禅大师一行抵达北京。5月1日，班禅应邀到天安门城楼观礼，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5月23日，经过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谈判的结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十七条）。协议不仅解决了西藏和平解放的各项原则，而且解决了达赖与班禅长达数十年的矛盾。协议的五、六两条专门谈到班禅的地位及其与达赖的关系：

（五）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

（六）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系指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彼此和好相处时的地位及职权。

5月24日，毛泽东举行宴会，庆祝协议的签订。班禅大师与西藏首席谈判代表阿沛·阿旺晋美等都应邀出席。在宴会上，毛泽东发表讲话，他说：几百年来，中国各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特别是汉民族与西藏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西藏民族内部也不团结。这是反动的清朝政府和蒋介石政府统治的结果，也是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结果。现在，达赖喇嘛所领导的力量与班禅额尔德尼所领导的力量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这是中国人民打倒了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统治之后才达到的。这种团结是兄弟般的团结，不是一方面压迫另一方面。这种团结是各方面共同努力的结果。今后，在这一团结的基础之上，我们各民族之间，将在各方面，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发展和进步。

5月26日，毛泽东在审阅《人民日报》社论《拥护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草稿时，还专门就西藏两位政教领袖的地位作了评价，指出，在西藏“人民对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信仰是很高的。因此，协议中不但规定对宗教应予尊重，对寺庙应予保护，而且对上述两位藏族人民的领袖的地位和职权也应予以尊重。这不但是为和解藏族内部过去不和睦的双方，也为使国内各民族对藏族领袖引起必要的尊重。”可见，《关于和平解决西藏办法的协议》的签订，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之间矛盾的解决，不仅是毛泽东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也是他的宗教政策的伟大胜利。协议签订之后，班禅于5月30日致电达赖，表示愿意“精诚团结”，“彻底实行决议”；而达赖亦于藏历7月19日复电班禅说：“我卜卦所得良好征兆，您确是前辈班禅化身”，从而正式承认了班禅的地位，并希望他“即速启程回寺”。

解决了达赖与班禅的关系之后，接着要解决的便是班禅返藏的问题。毛泽东对此十分关心。早在1950年昌都解放不久，中央即指示西北局准备组织力量护送班禅入藏。1951年1月4日，毛泽东在一个批语中提出：要以在玉树之八百骑兵为核心，招收若干青海藏人参加，作为护送班禅入藏的兵力，尔后即作班禅的卫队。1951年5月，班禅在北京参加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后不久，即返回青海塔尔寺，并着手准备返藏。同年10月6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同意当时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的报告，以毛泽东名义给班禅送黄缎子袈裟料、砖茶等礼物及毛泽东亲笔题字的照片。12月初，班禅致电毛泽东，报告即将从西宁启程返藏，并表示愿意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与达赖合作，彻底实现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12月13日，毛泽东复电班禅：感谢你的来电。我完全同意你的这种志愿，即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与达赖喇嘛紧密团结，为彻底实行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驱除帝国主义在西藏的影响，巩固国防和建设新西藏而奋斗。并祝你顺利地到达目的地。

1951年12月19日，班禅一行从西宁塔尔寺启程返回西藏。途中经过四个多月的艰苦跋涉，于1952年4月28日抵达拉萨。当日十世班禅与十四世达赖第一次相见，这是自九世班禅与十三世达赖失和之后，27年来班禅与达赖第一次相聚，它象征着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班禅在拉萨期间，噶厦政府和堪布会议厅讨论并解决了若干涉及恢复班禅固有地位和职权的一些问题。随后，十世班禅便于6月9日从拉萨启程，并于6月23日返回日喀则的札什伦布寺，从而结束了班禅29年的流亡生活。

称“领袖”，喊“万岁”

班禅回藏之后，精神振奋，工作积极。他于1952年11月3日向毛泽东呈送了9、10两月的工作报告，毛泽东于12月4日复电予以肯定。

1953年3月，毛泽东在致达赖喇嘛的信中再次重申，“西藏的宗教和在国内其它地方的宗教一样，是已经受到尊重和保护的。只要人民还相信宗教，宗教就不应当也不可能人为地加以消灭。”

1953年8月1日，班禅又给毛泽东写信并送了礼物。1954年4月，毛泽东在给他的回信中说：“知道你身体很好并经常为团结努力，我很高兴。”毛泽东还给班禅赠送了牛奶分离机一部，扩音机一部，两用无线电收音机一台。同年9月4日，班禅和达赖都作为西藏的人大代表抵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954年9月11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勤政殿亲切接见了班禅和达赖两位活佛。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会见十四世达赖，也是第一次同时接见两位活佛。这在西藏的政治生活中，是一件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情。两位活佛都把这一天看作吉祥喜庆的日子。

下午三时许，两辆吉斯车一前一后停在勤政殿前。车门开处，达赖、班禅精神焕发地走了下来，达赖侧身等班禅来到后，两人并肩走进接见厅休息室。

接见的时间到了，达赖、班禅紧张而兴奋地从沙发上站起来，不约而同地用手整理身上只有在盛大节日场合才穿的“礼袍”，随着工作人员走进大厅。

刚入大门，达赖迎面看见一个身材魁伟、满面笑容的人向他伸过手来。

尽管是首次见面，达赖还是一眼就认出这是毛泽东主席。他慌忙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又宽又长的雪白哈达，低头躬身、双手平举地向毛泽东敬献。

毛泽东微微躬身，用双手接过哈达，略一举表示谢意后交给身边的工作人员。转过身来，毛泽东向达赖伸出手，动情地说：“欢迎你哟，达赖喇嘛！我们等你好久喽，很早就想请你到北京来。”

“毛主席好！谢谢毛主席的邀请。”达赖紧紧握住毛泽东的双手，激动地说。

毛泽东微笑着回答：“好，好，达赖喇嘛身体也好吧？”

达赖感激地说：“好，好，谢谢毛主席的关心。”

当接受班禅敬献的哈达后，毛泽东握住他的手说：“班禅额尔德尼，你好哇！你是第二次来北京，我们见过面，已经是老朋友了嘛！”

“毛主席好！您的身体还是这么健康！”被毛泽东称为“老朋友”的班禅高兴地说。

“托新中国的福，身体还不错。”毛泽东说完后，一一介绍刘少奇、宋庆龄、张澜等领导人和达赖、班禅见面。接着，毛泽东提议：“我们今天见面是个大喜事，咱们照张相做纪念吧！”

在工作人员的安排下，一张历史性的镜头留下了。前排自左至右依次站着的是：李维汉、黄炎培、张澜、宋庆龄、班禅、毛泽东、达赖、刘少奇、李济深、郭沫若和陈叔通。后排站着的是其他领导人和达赖、班禅的主要随从。

第二天，首都各大报都在头版头条刊登了这条消息和照片，在全国影响很大。

这一喜讯很快从北京传到拉萨，传到万里高原，广大藏族僧俗群众，更是激动万分，他们奔走相告。人们高兴地谈论：这真是吉祥圆满！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犹如初升的太阳，上弦的月亮，从今以后会更加发达兴旺，繁荣昌盛。

1954年9月27日，达赖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班禅当选为常务委员。12月25日，班禅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达赖当选为政协常委。这年，达赖19岁，班禅才16岁，他们都成了最年轻的国家领导人。在京期间，毛泽东多次勉励他们：你们是最年轻的国家领导人，担负着很重要的责任。你们两位都很年轻，前途远大，要好好团结，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努力学习，大胆工作。我们要共同努力，把西藏的事情办好，把全国的事情办好。这样，西藏人民就会感到高兴。毛泽东还反复强调团结的重要性。他说：你们两位不仅是西藏的领袖人物，而且是国家领导人，搞好你们两位活佛之间的团结非常重要。还要搞好噶厦方面和堪厅方面的团结，搞好藏族同志和汉族同志之间的团结。要搞好团结，就要互相学习。在藏工作的汉族同志要学习藏语文，不懂藏语文，怎么和藏族同胞接触？怎么能为藏族同胞服务？你们两位都很年轻，建议你们在可能的条件下学点汉语文。

1955年2月23日，是藏历木羊年正月初一，这天下午，达赖和班禅到中南海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拜年。次日下午，达赖和班禅在中南海举行盛大宴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应邀出席。达赖和班禅先后致词。班禅在致词中说，毛泽东等领导人出席藏历新年宴会一事，使他“深深地认识到这只有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和祖国温暖大家庭中，才能如此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才能如此关怀备至。这是毛主席伟大民族政策的光辉。”毛泽东也在宴会上致词，他说：当着藏族新年的时候，让我们向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祝贺，向西藏全体在京人员祝贺，向西藏和其它地区的全体藏族人民祝贺！我们大家应当努力，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我国各民族间的团结，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汉、藏民族间以及藏族内部的团结，共同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

1955年3月9日，国务院举行第七次会议，在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下，专门讨论西藏工作。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并决定由达赖任主任委员，班禅任第一副主任委员，张国华为第二副主任委员。

同一天，毛泽东亲自到畅观楼班禅住地看望班禅，并和班禅作了长时间亲切交谈。在座的有汪锋、计晋美等人。毛泽东一开始就说：“昨天我去看望了达赖，今天特意来看您，为您送行。”毛泽东又说：“每个民族都应有自己的民族领袖，西藏有达赖和班禅这样的领袖是很好的。”班禅听到毛泽东称自己是“领袖”，感到很惊讶，以为自己听错了。毛泽东便把这句话重复了一遍。班禅觉得自己承受不起，对毛泽东说：“我不是领袖，只有毛主席是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认真地说：“您就是领袖嘛！我看在西藏，不能只喊‘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还要喊‘达赖喇嘛万岁!’‘班禅喇嘛万岁!”’毛泽东问计晋美：“我早给张代表讲过，在西藏，不能只挂我和朱总司令的像，还要挂达赖和班禅的像。他们挂了没有？”计晋美答：“1953年国庆节时，在拉萨和日喀则都挂了。”毛泽东满意地说：“这就好嘛！”毛泽东还对班禅说：“昨天我给达赖喇嘛讲了，我这个人薪水不多，开支不小。一要抽烟，二要喝茶，三还要买点书看。这样一来，所剩无几。你们要走了，我也没有什么礼物可送，就送你们八个字：团结讲步，更加发展。作为临别赠言。”此后，经中央讨论，“团结进步，更加发展”就成了指导西藏工作的基本方针。

毛泽东还身体力行，当他接见的西藏国庆观礼团代表们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时，毛泽东则高呼“达赖喇嘛万岁”、“班禅喇嘛万岁”。

毛泽东对达赖的争取

在几年的交往中，毛泽东和达赖喇嘛也多次通信并互赠礼物，达赖喇嘛赠送毛泽东的有黄金五两、红花一桶、哈达一条以及照片鲜花等，后毛泽东将其送民委保存。毛泽东赠送达赖喇嘛的有电影放映机以及《中国人民的胜利》、《中华民族大团结》影片各一部，黄缎几匹、扩音机2个、喇叭4个、电转1个、片子几个、长白山人参1个、貂皮衣筒1件。毛泽东不仅用政策去争取达赖喇嘛，而且努力用感情去影响和感化达赖喇嘛。

1956年4月22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在拉萨召开，毛泽东致电祝贺。国务院副总理陈毅率中央代表团赴藏做了大量工作。当时，西藏邻近的四个省，包括这些省藏民族聚居的地区都先后开展了民主改革。

为争取达赖喇嘛及西藏大多数上层人士，针对达赖等上层集团的大多数对实行《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办法的协议》很勉强的状态，毛泽东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作了极大的让步，显示了高度灵活的策略原则。他在致达赖喇嘛的信以及讲话中多次表示，我们要把协议的全部实行延缓下去，“成立军政委员会和改编藏军是协议上规定的，因为你们害怕，我通知西藏工作的同志要他们慢点执行。今年害怕，就待明年执行，如果明年还害怕，就等后年执行。”对于西藏的社会改革，毛泽东明确指出，“目前几年不实行改革”，“要各方面条件成熟，方能实行”，“中央认为第二个五年计划是不能实行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还要看情况如何才能决定。”但是让步是有原则的，这个原则就是不能破坏十七条协议，也就是不能破坏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社会的稳定，否则“就有可能激起劳动人民起来推翻封建制度，建设民主的西藏。”

1956年11月，印度政府邀请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参加释迦牟尼佛涅槃2500年纪念活动。让不让达赖等人去呢？毛泽东认为“还是让他去好，不让他去不好。”“要估计达赖可能不回来，不仅不回来，而且天天骂娘，说‘共产党侵略西藏’等等，甚至在印度宣布‘西藏独立’，他也可能指使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来一个号召，大闹起来，把我们赶走，而他自己却说他不在那里，不负责任。”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达赖等到达印度以后，在印度的一小撮西藏反动分子，企图把达赖、班禅等推向分裂的道路。经过在印度的周恩来的坚决斗争和耐心说服，班禅先期回国，达赖喇嘛在晚些时候也回来了。

达赖回国后，毛泽东在致达赖的信中肯定他“在访问印度期间，拒绝了那些逃亡国外的反动分子的坏主意，是做得很对的”，并希望他在加强各民族团结和西藏内部团结的工作中做出新的成就，对达赖的动摇进行了耐心帮助。

令人遗憾的是，党和毛泽东的耐心帮助、争取并没有使达赖喇嘛的思想发生真正的转变。

1959年3月10日开始，拉萨发生叛乱事件。17日深夜，达赖喇嘛出走印度。3月19日，人民解放军奉命平叛，局势很快平定。3月28日，周恩来总理发布命令，指出：“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除责成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彻底平息叛乱外，特决定自即日起，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在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被劫持期间，由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副主任委员代理主任委员职务。”3月29日，班禅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表示他个人并代表西藏广大僧俗人民，坚决拥护国务院命令。

1959年4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4月14日，班禅抵京，15日，他参加了毛泽东主席召开的第十六次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着重谈了西藏问题，对西藏的平叛斗争和民主改革工作，作了重要指示，并提出“边平叛边改革”的方针。在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上，班禅大师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达赖虽然出逃到印度。但是，毛泽东还是希望能争取达赖回国。1959年4月，他在接见班禅时说，“达赖叛逃了，这件事是我们所不希望的。但只要他们回心转意，我们还是欢迎的。”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第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仍然选举达赖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并保留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职务。

但是，达赖在分裂中国的路上越走越远。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得不撤消了他的这些职务。 fI0k4mdOrUnNYYPZJ0GZ4/+nWDPs+r0I0jm+l83Uy2iNXF7XZjX1WSWZ/K61u2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