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因在慈母身边耳濡目染，从小也跟随母亲虔诚信佛。佛教讲慈悲、布施、平等、博爱，这些思想在毛泽东母亲身上有完整的反映。母亲去世后，毛泽东在《祭母文》中说：

“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整饬成性，一丝不诡。手泽所经，皆有条理。头脑精密，劈理分情。事无遗算，物无遁形。洁净之风，传遍戚里。不染一尘，身心表里。五德荦荦，乃其大端。”

毛泽东在这里集中再现了母亲的“盛德”：她有博爱的胸怀，远近亲疏，一视同仁。她平易慈祥，感动了众人。她普施爱心，完全是出于真诚。她不说假话，更不存欺人之心。她正直谨慎，一点也不作假。她细心，经她手做之事，皆有条理。她头脑精密，“理”(智)“情”(感)分得很清。她计划周密，事无遗漏，观察事物也没有不见之处。她爱洁净的习惯，传遍了亲戚乡里。她一尘不染，身心表里如一。仁、义、礼、智、信的“五德”，在她身上体现得最为充分。

毛泽东就这样从博爱、真诚、整饬、洁净、五德等方面写出了母亲的高风亮节和伟大人格。深深滋润毛泽东心田的，则是母亲的博爱和无私。文七妹为人慷慨厚道，深受佛教布施思想的影响，认为人一生只有多做善事，积德行善，真诚互助，才能获得好报。

每遇荒年，邻近四乡逃难的人便增多了，不管是谁，只要是走到毛泽东家的门口，文氏总是背着丈夫，用平时节衣缩食、精打细算省下来的粮食接济这些受苦的乡亲们。她不仅自己这样去做，而且也鼓励自己的儿子这样去做。

文七妹也常对毛泽东三兄弟讲：“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是救命粮，我们少吃一口不就得了。”这位操劳一生、俭省一生的仁慈、怜悯、善良、贤淑的母亲的一言一行，一一影响着少年的毛泽东。少年毛泽东从家庭生活环境中汲取的最重要的精神养分正是这样一种普济众生的道德情怀。作为他的道德启蒙老师，母亲的慈悲为怀给毛泽东留下了至为深刻的印象。

毛泽东六七岁时开始到私塾读书。一天，他向母亲提出要带着午饭到学校里去吃。文七妹以为儿子是为了利用往返时间多读点书，于是便同意了儿子的要求。可是在这以后的连续几天内，文七妹发现儿子带的午餐一次比一次量多，但是晚上放学回家后却依旧显得很饥饿。她担心儿子是不是得了什么怪病，便细细盘问。当她得知儿子带饭是为了和穷苦的同学黑皮伢子一起吃的时候，文七妹不但没有责备他，反而感到非常欣慰。

然而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是不赞成施舍的，家里为了这种事情经常发生争吵。毛泽东回忆往事的时候，曾风趣地说：“我家分成两党。一党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母亲、弟弟组成，有时连雇工也包括在内。”毛泽东有个堂叔生活非常困难，毛顺生想“乘人之危”买下他的水田，这遭到了文七妹的坚决反对，她常带着毛泽东偷偷地去接济这位穷本家。母亲的美德对毛泽东影响极深，耳濡目染，无声无息地渗入他幼小的心灵。

母亲去世后，毛泽东还含泪给他的同学、好友邹蕴真写信，说：“世界上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人；利己而不损人的入；可以损己而利于入的人。我母亲正是最后一种人。”母亲的美德对毛泽东影响极深，使毛泽东从小就对弱者极具有同情心和慈悲心。

1936年，毛泽东对埃德加·斯诺谈起母亲时，曾这样说：“我母亲是个心地善良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愿意接济别人。她可怜穷人，他们在荒年前来讨饭的时候，她常常给他们饭吃。”

“博爱”的概念与“五四”时期人们反复宣传的西方概念“自由、平等、博爱”有关，但中国古代即已有墨子的“兼爱”和韩愈所说的“博爱之为仁”。青年毛泽东熟读康有为的《大同书》和谭嗣同的《仁学》，这两部书吸收了佛教的许多思想，强调君子仁人、英雄豪杰当以慈悲为心，解除现世众生的种种苦难。谭嗣同在《仁学》中论述“兼爱”、“仁”、“慈悲”、“爱力”都是同一系列的概念，它们可以互相置换。毛泽东在《祭母文》中提到了“博爱”、“慈祥”、“爱力”，是受了谭嗣同《仁学》的影响，其实质就是佛家的“慈悲为怀”。

佛典《观无量寿传经》中说：“佛心者，大慈悲是。”《大智度论》中说：“大慈，予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

佛教主张要“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虽然施予一切众生以欢乐，但无所执著，离一切取舍分别，心无所缘，叫“无缘大慈”；心、佛、众生无差别，真如法身毕竟平等，故发大悲救拔之心，叫“同体大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是大乘佛法修行的总纲。

佛学思想是毛泽东早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表达了这样的观点：“若以慈悲为心，则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体也”，因此，“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

在以后的革命生涯中，毛泽东把佛家的怜悯弱者、普渡众生、行善积德、平等博爱等主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批判地加以改造和吸收，融入他的人格理想之中。成为革命领袖的毛泽东读佛经时的引申发挥，重在普渡众生、解民痛苦这一面。所以，他很推崇释迦牟尼佛不当王子，去创立佛教的举动，认为他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人讲话”的。他还说佛教徒与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

佛教慈悲思想的一个表现就是护生放生。1949年，毛泽东路经五台山塔院寺时，见一门框上贴着一副对联：“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盼母归。”毛泽东默念着，颇为赏识，便问：“这对联是谁写的？”老方丈忙答：“是老衲所写。”毛泽东略一沉吟道：“这副对联应广为宣传。”

“不杀生”在中国古代就甚为推崇。孟子说：“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故君子远庖厨也。”不杀生更是佛教文化中极为重要的部分，历代高僧大德纷纷阐扬。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的莲池大师在其《放生文》中说：“盖闻世间至重者生命，天下最惨者杀伤。是故逢擒则奔，虮虱犹知避死；将雨而徙，蝼蚁尚且贪生。何乃网于山，罟于渊，多方掩取；曲而钩，直而矢，百计搜罗。使其胆落魂飞，母离子散。或囚笼槛，则如处囹圄；或被刀砧，则同临剐戮。”“恃我强而凌彼弱，理恐非宜；食他肉而补已身，心将安忍。”

文七妹反对暴力和杀生，少年毛泽东耳濡目染，那时候他深信杀生是罪大恶极的。这种观念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毛泽东的一生，他虽然身经百战，指挥大大小小的战役，内心却总是不失慈悯。

跟随毛泽东15年的卫士长李银桥说毛泽东一生有三怕：一怕泪，二怕血，三怕喊饶命。李银桥回忆说：“我见他第一次落泪，是看到一名病重的孩子，那孩子母亲哭，他也跟着掉泪，命令医生尽全力去抢救。”开国前夕，毛泽东住在香山的双清别墅。同住在香山的将士们都听惯了枪声，此时耐不住寂寞，几位警卫干部便打起鸟来。毛泽东开会回来看见被打得血淋淋的麻雀，显出大不忍的悲戚神色，以手遮脸，喊起来：“拿走，拿开！我不要看。”并下令禁止任何人打麻雀。他说：“麻雀也是有生命的么！它们活得高高兴兴你们就忍心把它们都打死？”有一次，毛泽东与李银桥拉家常时，李银桥说他喜欢母亲，因为母亲心地善良待人宽厚，毛泽东说：“你母亲一定信佛。”他还说：“你说她心善么，出家人慈悲为怀。” APhoWgIDRhHELBG2m/wvMxRlea8Z+0rbWNXlSQtzVEIBVHd26iX42IQJ2us/3af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