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是一部秦汉以前儒家讨论礼制的论文集，多为孔子的弟子或再传、三传弟子所记，间有讲述礼仪的古书。后来成为儒家经典之一。相传为西汉戴圣编纂，故又称《小戴记》或《小戴礼记》。全书分“曲礼”、“檀弓”、“中庸”、“大学”、“礼运”、“乐记”、“杂记”等49篇。

年轻时的毛泽东对《礼记》这部书是非常熟悉的。在1913年10月至12月记的《讲堂录》以及稍后的书信和文章中，曾引用不少《礼记》中的话。

《礼记》对毛泽东影响最深远的，恐怕要数其“大同”思想了。

中国儒家所追求的大同思想，其本质是“天下为公”。这在孔孟的经书里，都是有表述的。毛泽东少年时代在私塾里读了四书五经时，对于其中所描述的大同思想，虽然不能说就是真的懂得了，但是总算是有了接触，这对于他后来理解康有为的《大同书》，是有直接帮助的。

《礼记·礼运》中的《大同》章，明确地提出了“大同”概念，并对理想的大同社会进行了具体的描述：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在这里，大同世界的本质是一个“公”字。这个“公”字，体现在用人上，是选贤任能；体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是讲究“信”与“睦”（互相信任和团结）。人们在生活中，“不独亲其亲”，还要“亲”他人之“亲”，“不独子其子”，还要视他人之子如己之子。这样，人与人互相关心，就造成了“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也有人照顾的充满爱的世界。这样的社会，有东西不必为自己去争，整个社会太平安定，没有盗贼，夜不闭户。

在儒家圣贤中，伊尹是比较受青年毛泽东推崇的。在《讲堂录》中，毛泽东这样写道：“伊尹道德、学问、经济、事功俱全，可法。伊尹生制之代，其心实大公也。”

1910年秋天，毛泽东到湘乡县的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这一时期，毛泽东最大的收获，是第一次系统接触了表兄借给他的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康有为对毛泽东最大的影响是他的《大同书》。

由于处于旧学与新学、国学与西学交汇冲撞的历史转折时期，康有为的思想极为芜杂，这主要表现在他思想来路和学说建构上。而所有的这些最终都汇结到他一生最为重要而且影响极为深广的《大同书》当中。

康有为吸收了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最后结合《春秋公羊传》的“三世说”与《礼记·礼运》中有关“大同”、“小康”思想，把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分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个阶段。大同“始基之据乱世”，“渐行之升平世”，“成就之太平世”。这也就是说，“升平世”时就进入了大同世界；到了“太平世”，不仅神州大地进入了大同世界，而且全世界都进入了大同世界，“无国家，全世界置一总政府，分若干区域”。

由此可见，康有为的“大同说”，乃是一种非常宏伟、非常美妙的理想。这种理想图式又以整个康梁哲学系统中的“主变”思想为核心，因而深得毛泽东的认同。

《大同书》是康有为吸收西方思想，以救亡图存为目的，对中国传统儒家思想进行的一次积极改造。毛泽东能接受《大同书》，一方面说明了他对传统儒家思想某些积极方面的肯定和吸收，另一方面也说明他试图用西方思想去改造传统儒家思想的愿望。

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说：“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

然而，毛泽东并没有盲目地全盘接受康有为的“大同”理想，他看到了其中的“谬误”成分。早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期间读包尔生《伦理学》时，毛泽东就曾着眼与当下的历史，对大同说作了密密麻麻的批注。“然而不平等，不自由，大战争亦当于天地终古，永不能决，世岂有纯粹之平等自由博爱者乎？有之，有惟仙境。然则唱大同之说者，岂非谬误之理想乎？”青年毛泽东是从人们试图摆脱当下苦难的角度来理解“大同”思想的心理基础的。他说，“人现处于不大同时代，而想望大同，亦犹热病处于困难之时，而想望平安”，断言它像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所描述的一样，是虚幻的，“是故老庄绝圣弃智，老死不相往来之社会，徒为理想之社会而已。陶渊明桃花源之境遇，徒为理想之境遇而已。则此又可证明人类理想之实在性少，而谬误性多也。”

面对“大同”，毛泽东似乎是矛盾的。一方面，他理性地看到了其空想性并对其进行批判；另一方面，毛泽东在自己革命的一生中，时时都没有忘记建立“世界大同”的理想。

1918年夏天，青年毛泽东和蔡和森等几位热血青年在岳麓山下选中了一处地方，作为他们建立欧文式理想村庄的实验地。他们设计的欧文式村庄包括公共农场、食堂、消费社、养老院等一切公共设施，甚至连人也是公共的。同时，他们还设计了种种措施来排除社会上所现有的贪婪、剥削、等级、痛苦等人间罪恶。但是在实践过程中，他们首先碰到的就是私有财产问题。他们不像欧文那样有钱，没有钱去铲平山头，没有钱去搭建房子，没有钱去购置最起码的日常生活用品。当实验进行到第八天时，“村庄”不得不停建并宣布解散，毛泽东也离开岳麓山，前往北京。

这段大同理想的实验，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并没有泯灭毛泽东内心对大同世界的向往和为之奋斗的决心。大同理想如天边梦幻般的美景，时时冲击着毛泽东诗人般的情怀。

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队伍胜利地到达了陕北，毛泽东写下了《念奴娇·昆仑》一词，词中抒发了他胸中时时存在着的“世界大同”的理想：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据此可见，毛泽东的革命，一直就是胸怀着祖国同时又放眼于世界的。他要手挥倚天长剑，把莽莽昆仑山裁为三截，分别放到世界的几大洲去，使整个的地球“同此凉热”。这是多么宏大的胸怀和气魄！

在革命战争年代里，毛泽东一直把中国的解放与世界人民的解放联系起来。他说，“中国胜利了，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被打败了，同时也就是帮助了外国的人民”，“我们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要和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就是他的世界大同的理想的体现。

在革命的实践中，毛泽东愈来愈明确地认识到，这种大同的理想靠改良的办法是绝不能实现的，要实现这种理想只有经过革命。

1949年，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

“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说的就是改良主义无法使世界进入“大同”的问题。毛泽东认为，要在中国和全世界实现大同理想，就必须让“资产阶段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段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就必须让“资产阶段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因为只有经过人民共和国才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结束了，中国开始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1958年，毛泽东又领导着中国人民，在合作化的基础上建立了人民公社。

《论语·季式》有云：“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晚年毛泽东把分配领域中的薪水制看作人与人之间森严等级制度的外化，发动了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批判。“差异就是矛盾”，他取缔社会生活中的不平等现象的尝试，与他对未来的充分平等社会的设想是分不开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实质上是试图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所谓普遍平等、平均、公平合理的社会。

人民公社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集工、农、商、学、兵为一体。关于人民公社的特点，毛泽东把他概括为“一大二公”：“大”，指的是规模，就是把原来几十户、一百户的合作社合并为几千户甚至上万户的人民公社；“公”指的是所有制，就是在公社成立后，一切财产上交，在全社范围内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实行供给制。

人民公社的劳动推行军队化和行动战斗化，将所有劳动力编组成如同军队一样的班排连营，采用大兵团作战的方法进行生产。针对人民公社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毛泽东提出了整顿人民公社的方针：“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质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全国普遍人民公社化之后，在毛泽东看来，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共同富裕的“大同理想”在中国是基本上实现了，所以他才在1959年写的《七律·答友人》中，把神州大地比喻为人间的“芙蓉国”，高唱出“芙蓉国里尽朝晖”的赞歌。现在看来，毛泽东当时的想法和做法，有些是不切实际的。

神州大地变成了人间的“芙蓉国”以后，毛泽东接着便想到世界人民的解放。

1958年12月，毛泽东在广州，看到文物出版社1958年9月出版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一时觉得有些注家的部分解释不对，于是便在《毛主席诗词十九首》的天头上写下了一些说明的文字。在写这些说明的文字时，毛泽东一下子想到了1927年鲁迅在广州修改《古小说钩沉》时“饕蚊遥叹”的现实，一下子想到了全世界还有许多地方没有解放，于是长期存在于脑际里的实现世界大同的理想，一下子涌上了心头。他写道：

“从那时到今天，三十一年了，大陆上的饕蚊灭得差不多了，当然，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港台一带，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阵。安得起全世界各民族千百万愚公，用他们自己的移山办法，把蚊阵一扫而空，岂不伟哉！”

接下去，毛泽东试仿陆放翁的《示儿》诗，作了一首表达大同心志的绝句：

人类今娴上太空，但悲不见五洲同。

愚公尽扫饕蚊日，公祭无忘告马翁。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时时不忘马克思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号召，他时时都在希望：全世界各族人民能够一齐起来，把地球上的“蚊阵”一扫而空，使全世界的人民都能得到解放，使人类大同的理想真正能够实现。他叮嘱人们，到全世界各族人民扫尽饕蚊实现大同理想那一天，一定不要忘记告诉马克思他老人家。

人民公社从1957年至1960年历时三年多，全国上下通过行政引导方式迅速完成了生产关系的跨越，跑步进入了“共产主义”。各地在建社过程中，纷纷放“卫星”；为加快工业化进程，各地纷纷大伐林木、大炼钢铁；为实现生活上的大同理想，各地纷纷成立了“大食堂”，同吃一锅饭。

人民公社就其出发点和指导思想应当说是正确的，体现了毛泽东为实现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所付出的艰辛探索和努力，体现了他对中国早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殷切希望，其情其志皆可彪炳千秋。但由于严重脱离了中国国情，且操之过急，结果造成了众所周知的灾难性悲剧。 fDa2jcgz7n+/QmQSbdd+g1WkwDTErjFMlriK1W/CX8vAkpE00PXqPAE3c+k9id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