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9月6日，就读于湖南第一师范的毛泽东就为学之“博”与“约”、“通”与“专”的关系，在致萧子升的信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仆读《中庸》，曰博学之，朱子补《大学》，曰：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固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至乎其极。表里精粗无不列，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其上孔子之言，谓博学于文，孟子曰博学而详说，窃以为是天经地义，学者之所宜遵循。”

这封信是目前所见的毛泽东谈及《中庸》的最早文字。实际上毛泽东早在私塾时期就已精读了《中庸》，因为《中庸》为“四书”之一，是当时私塾的“必修课”。

《中庸》是儒家经典著作之一。它本是《礼记》中的一篇，后经宋儒朱熹选注而成为一部独立的著作。《中庸》相传为孔子之孙子思所作。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子思作《中庸》。”但其中的思想内容及其反映的社会情况，有些明显地带有秦汉统一中国后的色彩。故而当代学者一般认为此篇当为秦汉时孟子一派之儒者所作。

《中庸》讲：“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中庸》认为，作为道德修养境界的“诚”是天赋予人的，努力追求“诚”是人生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须做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样，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便成为修养的方法和过程。通过博学深思，增广知识，提高素养，以致理想的道德境界。

《中庸》所倡言的这一修身治学之道，对于正在寻求济民救世之真理的青年毛泽东来说，自然有很大的启迪意义，因此深受他的推崇。

由于毛泽东对博学之于心性修养和治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有深刻的体认和理解，因此，博览群书、广泛涉猎、精进不已便成为青年时期毛泽东读书生活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从国学到西学，从历史典籍到新潮学术，从人文、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毛泽东几乎都有所涉猎。

《中庸》承续孟子一脉，吸取和改造了《老子》“道”的意蕴，从内在心性切入，构建起天人相通的世界观。《中庸》首章开宗明义：“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就是说，人生一刻也离不开道，人们时时刻刻都在行道，道与人生有着极密切的关系。

《中庸》所言之“道”，看上去似乎有些玄奥，但其实是有其具体内容的。《中庸》说：“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这里所谓“达道”，即是封建社会中的五种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即所谓“五伦”。而所谓“达德”，即指封建社会中的个人道德品质。就是说，道的内容就是按照伦理准则处理好五种社会伦常关系。而要处理好这五种关系，则须具备知、仁、勇三种优良品质和道德修养。

对于《中庸》中宣扬的这些“道”“德”观，延安时期的毛泽东曾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

对于《中庸》中的“三达德”，毛泽东曾给予了入木三分的批判。1939年2月20日，毛泽东针对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一书，致张闻天的信中说：

“例如‘知仁勇’，孔子的知（理论）既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知仁勇被称为‘三达德’，是历来的糊涂观念，知是理论，是思想，是计划，方案，政策，仁勇是拿理论、政策等见之实践时候应取的一二种态度，仁像现在说的‘亲爱团结’，勇像现在说的‘克服困难’（现在我们说亲爱团结，克服困难，都是唯物论的，而孔子的知仁勇则一概是主观的），但还有别的更重要的态度如像‘忠实’，如果做事不忠实，那‘知’只是言而不信，仁只是假仁，勇只是白勇。还有仁义对举，‘义者事之宜’，可说是‘知’的范畴内事，而‘仁’不过是实践时的态度之一，却放在‘义’之上，成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仁’这个东西在孔子以后几千年来，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家所利用，闹得一塌糊涂，真是害人不浅。我觉孔子的这类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

《中庸》中的核心思想就是“中庸”。中庸，是孔子提出的一个道德范畴，“过犹不及”是对它的具体解释之一。有一次，子贡问孔子：师（子张）与商（子夏）哪一个人好些？孔子答道：“师也过，商也不及”。子贡又问：“然则师愈与？”（那么是不是子张比子夏好呢？）孔子又说：“过犹不及。”即过了头与未达到是一样的，也不好。因此，孔子在人格道德上所追求的是中庸之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中”，就是不偏不倚，恰到好处；“庸”即平常、常道。作为行为规范，达到“中庸”的方法，是“执其两端，用其中”，即掌握各种议论的两种极端，选择适中的办法。

《中庸》中充分发挥了孔子的观点主张，认为修道要达到的最高标准就是“中和”。《中庸》说：“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封建社会的五伦关系，道德标准之“不行”、“不明”，盖在于人们的认识和行为出现或“过”或“不及”的偏差，它要求人们不要太“过”也不要“不及”，而要追求所谓“中”。

那么，在毛泽东的眼里，“中庸”又是什么呢？

1939年，毛泽东在阅读艾思奇编的《哲学选辑》时，针对该书所说“中国的中庸思想常常被人曲解为折衷主义，或妥协调和主义”，指出：

“中庸思想本来有折衷主义的成分，它是反对废止剥削又反对过分剥削的折衷主义，是孔子主义即儒家思想的基础。不是‘被曲解’，他本来是这样的。”

当艾思奇说“中国的中庸思想，被一部分人曲解为折衷主义，中庸思想中的精华，是辩证法的，它肯定质的安定性，而不是把肯定和否定平列看待”时，毛泽东批注道：

“中庸思想是反辩证[法]的。他知道量变质，但畏惧其变，用两条战线斗争方法来维持旧质不使变化，这是维持封建制度的方法论。他只是辩证法的一要素，如同形式论理之同一律只是辩证法一要素一样，而不是辩证法。中庸主义包括了死硬派和折衷派两种思想。当其肯定质的绝对安定性，这是同一律，也就是死硬派思想。当其畏首畏尾于过程正反之间成为排中律的反面之唯中律，代表两端间的过渡形态时，他是折衷主义。当新势力与旧势力斗争激烈而胜负未分时，往往出现这种折衷主义。”

显然，毛泽东对于中庸思想中的折衷主义因素是持否定态度的。在革命家毛泽东看来，儒家之所以将折衷主义当作自己的理论基础，是企图“用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来维持旧质不使变化”，所以“这是维持封建制度的方法论”。

1939年2月1日，毛泽东在致陈伯达的信中，谈到墨家的中庸思想时还说过：“墨家的‘欲正权利，恶正权害’、‘两而无偏’、‘正而不可摇’，与儒家的‘执两用中’、‘择乎中庸服膺勿失’、‘中立不倚’、‘至死不变’是一个意思，都是肯定质的安定性，为此质的安定性而作两条战线斗争，反对过与不及。”

在进一步的论述中，毛泽东还划清了辩证法与折衷主义的界限：“一个质有两方面，但在一个过程中的质有一方面是主要的，是相对安定的，必须要有所偏，必须偏于这方面，所谓一定的质，或一个质，就是指的这方面，这就是质，否则否定了质。所以墨说‘无偏’是不要向左与右的异质偏，不是不要向一个质的两方面之一方面偏（其实这不是偏，恰是正），如果墨家是唯物辩证论的话，便应作如此解。”这段话所说的，正是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所说的主要矛盾方面决定事物的质，也就是毛泽东后来所说的“两点论”中的“重点论”。而所谓折衷主义，则恰恰是反对这种重点论，主张不向两方面的任何一方面偏向。所以毛泽东说陈伯达讲“两而无偏，恰是墨子看到一个质之含有不同的两方面，不向任何一方面偏向，这才是正，才真正合乎那个质”，是“甚不妥，这把墨家说成折衷论了”。通过毛泽东的这些分析，就可以理解他为什么说儒家中庸思想中有折衷主义的因素了。

然而，毛泽东对于儒家反对“过犹不及”的思想，又给予充分肯定。1939年2月20日，毛泽东在致张闻天的信中，在谈到中庸问题时，毛泽东说：

“伯达的解释是对的，但是不足的。‘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一定的质含有一定的量’（不如说‘一定的质被包含于一定的量之中’），是对的，但重要的是从事物的量上去找出并确定那一定的质，为之设立界限，使之区别于其它异质，作两条战线斗争的目的在此。” q3pZPtRkxwO+M0wgB8cS6JCHPYmY2X8v9inGbAIJ+X/LS8rKP2DkS7VJHsrA3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