菩提伽耶

印度的佛教圣地遗址，最为神圣的是菩提伽耶。两千多年前，悉达多在森林里苦修6年，形容枯槁，精疲力竭，但还是未悟得解脱之道。于是他放弃苦修，喝了牧羊女奉献的羊乳之后，来到了菩提伽耶，在一棵大菩提树下打坐静思，发誓如若不能大彻大悟，终身不起。冥想了三天三夜后，突然得以觉悟，找到了解脱之道，悟道成佛。菩提伽耶对于佛教徒来说就像是穆斯林的圣都麦加。现在，这里保存有苦行林、尼连禅河、贤劫千佛成道的金刚座、菩提树、大觉塔和释迦牟尼25岁等身像，以及480多座佛塔群，这里是全世界佛教徒最向往的地方，每年朝圣的佛教徒不计其数。这里也是印度近代甘地发起无暴力运动的地方，是印度史上最著名的阿育王成长的地方。

菩提伽耶最著名的佛寺是2002年被列为世界遗产的摩诃菩提寺，中国古代高僧法显和玄奘先后记载了菩提伽耶的历史。根据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记载，寺院建于公元3世纪前后，现在的佛塔可能源自公元5世纪或7世纪时摩揭陀国王所建的原型。公元12世纪穆斯林国家入侵印度，菩提伽耶也难逃其破坏，佛寺尽毁。直到公元14世纪，缅甸国王又在此遗址上重建佛寺，不久这座寺院遭受严重的洪水，随洪水而来的大量泥沙又将它埋在沙土中长达数百年。公元19世纪70年代，缅甸佛教徒在当时孟加拉国政府的协助下，终将摩诃菩提寺修复如初。

寺内形如金字塔的大塔高约50米，顶部呈圆柱形，上立一铜制螺旋形圆顶。现在又称大觉塔、大觉寺、大菩提寺、摩诃菩提僧伽耶。公元5世纪初，法显入天竺巡礼时此地已有此塔，附近另有三座伽蓝，当时住僧以持律精严著称。公元6世纪中叶，唯识大论师护法离开那烂陀寺后，一度栖隐于此，撰述《唯识三十颂》之释文。玄奘西游印度时，对此塔及附近其他遗迹皆详加记载。另据《法苑珠林》卷二十九记载，唐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黄水县令王玄策曾至此，并于塔西立碑。现存之大塔系公元十二三世纪间之缅甸国王所修造，塔高52米，外观九层，内部实仅两层，四面刻有佛像佛龛，雕镂精致庄严。13世纪时，因避宗教摧残，佛教徒遂将大塔掩埋，形成一土丘，湮没数百年，直至1881年始由英国考古学者康林罕重新掘出，举世震惊。

佛陀悟道的菩提树，位于大塔外侧接基台处，高12米，为传法之源地。阿育王之女僧伽蜜多曾将此树分枝移植于狮子国，也就是今天的斯里兰卡。后其本树遭异教徒摧毁，遂又从狮子国移枝回菩提道场，即今之菩提树。全世界最神圣的无花果树就是菩提伽耶的这一棵了，当年悉达多王子在这棵树下参透人生，悟道成佛，之后创立了佛教。据说佛陀在悟道之后一直以敬畏求知的姿态目不转睛盯着大树。如今来自各国的朝圣者和游客都涌向这里，尝试学着当年佛陀的样子，以求更多的感悟和参禅。印度历史上最伟大的国王、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早年不信佛法，好战杀戮，还恶意砍伐这棵菩提树。然而树枝虽被砍伐殆尽，未久仍新芽繁茂，阿育王乃悔悟而令匠人筑十余尺高之石栏环绕严护，并在全国努力推广佛教，终于促成了这一世界性宗教的繁荣。

位于菩提树下的金刚座，释迦牟尼在此座证得无上正等正觉。其处现置一石刻高座，长2.3米，宽1.2米，高0.9米。唐代时，中国高僧玄照、道希、智光、悟空等十余人先后至此礼拜金刚座。其中，玄照曾驻锡四年，研学俱舍、律仪等；智光亦留止两年，研学俱舍、因明等。至五代及两宋之际，志义、归宝、蕴述等亦陆续至此，并于附近建碑、立塔等。

菩提伽耶位于现在印度比哈尔邦南部伽耶市近郊七公里处之布达葛雅，所在的比哈尔邦是印度最贫困落后的地区，也缺乏可观赏的景点，佛陀能够在此悟道成佛其实很令人困惑。然而当你到达菩提伽耶，马上会感受到这里的与众不同。两千多年前，佛陀赤着脚在印度大地从东到西、从南到北苦苦游说，“苦集灭道”几乎就是他一生不变的思想宗旨。两千多年过去，产生于印度的佛教如今在印度几乎不存在，其根本就在于印度人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他们宁肯相信，人生来是分等级的，婆罗门族永远拥有高贵的血统，而首陀罗族永远都只能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首陀罗族一代代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他们也一代代地贫穷着、苦难着。印度大多数人对出身、身世非常在意，很多穷人就是因为父辈的贫贱身世，自己就觉得应该当穷人，很少有想到要去通过自己的努力摆脱贫穷逆袭命运的，很少！大多觉得祖祖辈辈是什么样，我就应该也是什么样，理所应当。

僧人靠日夜念经来领悟佛法。佛陀教人不要轻信任何教导，甚至包括他本人的教导。他教育群众应该从生活的经验中去体会他所教的佛法是否为真理，佛陀并不教人盲目地礼拜佛像或背诵经文。佛陀曾如此说：“知识、技能和才干有助于成功和利益，并且是正确美好的吉祥之兆，迷信是使智慧闭塞的愚痴，使人是非不辨和事理不明。”佛法其实就是顺应规律，清净生活。困了睡，饿了吃，冷了穿上，热了脱。

此次印度之行，除了菩提伽耶，别的地方信仰佛教的非常少。中国文献记载：在印度传入中国的宗教中，以佛教独盛。中国古人的脑袋中，几乎将佛教当作印度文化的别名，凡从印度传来的东西，常常委之于佛教，印度文化思想皆被笼统地看成佛教思想，然而这是不正确的。婆罗门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是在佛教之前，为印度教的雏形。东汉永平年间佛教传入中国，伴随着许多佛门高僧相继来中国布道，一些婆罗门教士来到中国。据《高僧传》记载，有名有姓可考证的具备婆罗门身份的高僧就有好几个人。公元7世纪中叶至10世纪初，存在于云南大理一带的由彝族和白族先民建立起地方政权南诏国，《南诏德化碑》和《南诏图传·文字卷》中可找到南诏曾经信奉婆罗门教的证据。

婆罗门教的成分在隋以前曾有传人到东土，并显示了他们在古代中国的存在，当然在规模上远远不能和同时代的佛教相比。那么此种情况能不能视作婆罗门教已经传入了中国？这就涉及如何看待宗教的传播和如何认识宗教存在的标准了。

宗教的传播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地域到站住脚跟，之间的历程往往很长，其中甚至还有曲折和反复。就拿佛教进入中国来说，关于其传入之起始，史家也是众说不一，或是放在西汉元帝元寿二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使臣伊存向博士弟子景卢口授浮屠经，或是东汉明帝某夜梦见金人而派遣郎中蔡悄等出使西域探访佛道，或是蔡悄等将中天竺僧人摄摩腾、竺法兰及佛像等带回洛阳并建立寺庙。不管以上哪一种说法成立，佛教在西汉、东汉之间传入中国，已成了学界之共识。如果以这个作为一个外来宗教传入中国的标志，那么隋朝以前婆罗门教在中国的存在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标准。甚至可以说，魏晋以前显示佛教在中国存在的史料也是非常少的，至少不比本书所列举的隋以前婆罗门教在中土的史料多。而且，就像中国古代分不大清楚婆罗门教与佛教之间的区别一样，“汉代佛教道家本可相通，而时人也往往混为一谈也”，蒙上其他宗教色彩来进入一个新文化地域是宗教传播中的常见现象。因此，即使婆罗门教由于种种原因，后来没有在中国站住脚跟，形成整体规模，也应该视作它在隋以前传入过中国。否则的话，按同样标准，那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只能下延到东汉末，甚至在两晋之间，因为直到西晋末动乱之后的东晋十六国时，官方才允许汉人出家。

婆罗门教传到中国后，并非在隋代以前昙花一现。来自婆罗门教的音乐、绘画、雕塑、医药、天文、术数、占卜术、咒术，等等，对中国文化起着重大而持久的影响。虽然这些往往和佛教的文化影响混淆在一起，但还是能够分得清的。如石窟或寺庙中的多首多臂像都是源于婆罗门教，虽然后来是以佛教的名义出现。至于我们在《隋书·经籍志》中所见到的婆罗门典籍，更是非常清楚了。在几百年后的《宋史·艺文志》里，我们还可以发现诸如《婆罗门僧服仙茅方》一卷这种书籍的存在与流传，证明婆罗门教还顽强地保持着它的一些特性。

即使从宗教的角度讲，婆罗门教在中国笼罩了佛教，但由此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佛教本身，至少对密教在中土的传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至于这种佛教与婆罗门教之间的相通，成了佛教后来在其本土被印度教吸收的一个重要原因，足以说明婆罗门教在宗教信仰中的潜在影响。因此婆罗门教在中国的存在是能够和摩尼教、祆教等相比较的，而不应该被我们所漠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