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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乡贤黄公望的画学垂范

从局部的环境来看,清代初年虞山画派的形成,也与常熟的人文环境特别是乡贤黄公望的画学垂范相关。

常熟是一座吴地山水名城,这里有着三千年文明史与一千八百年建城史,地理优越、气候宜人、经济繁荣,是江南一块丰饶富足之地。

江南地势平坦、多水少山,而这里却拥有一座延绵十里的虞山,这座城市也就因山而筑,自此有了“十里青山半入城”的赞誉。在山之南,城之西,又有碧波万顷的尚湖滋养着这方土地。于是,山、水、城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和谐不可拆分的整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民,常熟灵秀的山水文化滋养了一代代的常熟人,也吸引了大量异乡人以此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比如商代末年的仲雍。

仲雍是商朝末年周族领袖古公亶父(后称周太王)的次子。古公亶父生有三子,最喜欢幼子季历之子昌(后之周文王),意欲传位于季历后立昌,仲雍与兄泰伯体父意,主动避位,从渭水之滨(今陕西岐山之地)来到今无锡、常熟一带,断发文身,与民并耕,把中原先进的农耕文明带到南方,当地人民拥戴泰伯为勾吴之主。泰伯身后无子,仲雍继位,死后葬于乌目山东麓,仲雍又称虞仲,于是人们把乌目山改名为虞山。

泰伯与仲雍的“让国”之举为后来的孔子所赞扬,因缘际会间,常熟诞生了一位孔子唯一的南方弟子——言偃。言偃是地道的常熟人,今天的常熟老城区依然能够找到他故居的所在。周敬王三十五年(前485),青年言偃北上求学,师从孔子。他以其优异的学业位列孔门十哲之九,晚年回归故里传道讲学,逝世后葬于仲雍墓之畔,被称为“南方夫子”。

有了言偃的垂范,常熟因此成为了儒学在南方的重镇,读书著述在常熟渐成风尚,饱学鸿儒史载不绝,科甲鼎盛。同时也带来了艺术的繁荣,常熟在琴棋书画、诗文词曲方面更是人才辈出,就绘画艺术来说,在虞山画派诞生前的三百年,这里就出现了一位大画家黄公望,他对整个明清绘画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当然也包括虞山画派。

说到黄公望,就不能不提到他的传奇身世。

黄公望,南宋咸淳五年(1269)出生于常熟城区的言子巷,原是一陆姓人家的孩子,名陆坚。他幼年父母双亡,七八岁时,居住在常熟大义小山的浙江温州人黄乐见其聪明伶俐,便把他收为养子。当时黄乐已经年逾九十,得一子十分高兴,感叹道:“黄公望子久矣”,这一叹,也就成了继子的名与字,黄公望,字子久。

黄公望自幼天资过人,熟读经史,有神童之誉。在他十一岁的时候,蒙古人入主中原。元朝统治者取消了科举制度,汉族人要为官,必须要有人推荐担任小吏,经过一定年限,再根据能力决定是否做官。黄公望在二十三岁左右时得到浙西廉访使徐琰的举荐,在其下充当文书。至大四年(1311)左右,他投到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张闾门下为书吏,张闾是个贪官,百姓怨声载道,延祐二年(1315),张闾因逼死九条人命而被捕入狱,黄公望亦遭受牵连一同入狱,后经朋友全力营救出狱,此时黄公望已近知天命之年,多年的牢狱生活对他身心打击甚大,他彻底远离官场,不再追逐仕途,后来又成为全真道士,号大痴、大痴道人、一峰道人。

传统中国社会里的文人,一般都有着积极入世的情怀,建功立业,报效国家,而一旦在仕途中受阻,郁郁不得志的他们就会投入宗教的怀抱以寻求解脱,重获人格新生,就是所谓的“出世”。全真教是道教的一个宗派,创立于金初,因创始人王重阳在山东宁海自题所居为“全真堂”,凡入道者皆称全真道士而得名。全真教吸收儒教、佛教的部分思想,声称三教同流,主张三教合一。年过中年的黄公望通过全真教信仰获得对生命的思考,他过起了云游四方、卖卜传道的生活,足迹遍及江浙。后在苏州天德桥畔开设三教堂,讲经论道,吸引了不少人拜他为师。在传道之余,他开始拿起笔作画,赠送友人。自此,一场牢狱之灾葬送了小吏黄公望的晦暗前程,却为中国艺术送来一位旷世大师。

黄公望学画大概是从三十岁开始,但真正的绘画生涯要从五十岁以后才开始,可谓大器晚成。他随当时著名的书画家赵孟頫学画,自称“松雪斋中小学生”,赵孟頫主张复古,反对南宋以来的院体绘画,黄公望耳濡目染名师的绘画过程,并在赵孟頫的指导下学习古人画法,他醉心于董源、巨然、荆浩、关仝、李成等古代名家画法,结合自己长期生活的积累,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笔墨风貌,加上其本人又具有很高的文学、音乐修养,这让他的作品超妙高蹈而更具人文意蕴,受到许多文人雅士的欢迎。黄公望晚年隐居在浙江富春江畔。至正十四年(1354)逝世于杭州,后归葬虞山西麓。现存黄公望重要作品有《富春山居图》《富春大岭图》《九峰雪霁图》《天池石壁图》《丹崖玉树图》《水阁清幽图》《快雪时晴图》等,大多画于他七十岁之后。

明代的张丑曾经将黄公望的绘画分为两类。一种是其独创的浅绛山水,就是在水墨勾勒皴染的基础上,以虞山上的赭石作为颜料浅浅施于山石之上,有时再以赭石勾勒山石轮廓的画法。浅绛山水与青绿山水、水墨山水并称中国山水画的三大重要表现形式。这种画法特别适合表现秋景,《丹崖玉树图》(图1-1)就是一件典型作品。

这件作品纸本设色,纵101.3厘米,横43.8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画面无作者款印,由图中元人张翥的题款“一峰居士精神健,此笔前生应画师”可知此图为黄公望所作。图中山峦重叠,高松杂树遍布于窠石坡岸之上,梵寺仙观掩映于山石林木之中,若隐若现。山下林木葱郁,坡石相间,一位老者正策杖徐行,溪桥横卧,净水流深,一派幽远浑融的景象。整幅画中群山积翠,层峦叠嶂,构图颇有宋画宏大的气势。虞山上有大量裸露的赭石,呈砖红色,碾成粉末过滤杂质调上胶后就是上好的绘画颜料。黄公望在这张画中先以水墨勾勒皴擦,然后施以浅浅的赭石,淡雅而苍秀。

另外一种是水墨山水,山石的皴法极少,有一种简远的意味。《九峰雪霁图》与《富春大岭图》就是这类风格的杰作。

《九峰雪霁图》(图1-2),绢本水墨,纵116.4厘米,横54.8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这幅画实际描绘的是上海松江的九座小山丘,但被黄公望描绘成丘壑峥嵘、群峰迭起的美景。画面中错落、洁净的雪山,以中锋作墨线勾勒,笔力强健,不作皴擦,意境含蓄深远;山上小树用线短促,手法极为洗炼。在艺术处理上,作者用线条归纳了形体结构,用线条的叠加、穿插加强了体面的律动感,并带有一定的装饰美,以一种异乎寻常的方式展现了萧疏苍茫的意境。

图1-1(元)黄公望《丹崖玉树图》,纸本设色,纵101.3厘米,横43.8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1-2 (元)黄公望《九峰雪霁图》,绢本水墨,纵116.4厘米,横54.8厘米,至正九年(1350)作,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富春大岭图》(图1-3),纸本水墨,纵74厘米,横36厘米,现藏南京博物院。黄公望晚年曾隐居浙江富阳,他对富春江山水尤为钟爱,时而对景写生、搜集素材,《富春山居图》是最著名的描绘富春江的作品,而此幅《富春大岭图》则为立轴,画面的右侧绝壁幽涧,飞流直下,一桥悬空,连接左右两壁,左侧山腰上,一条山道在绝壁之间逶迤穿行,向山谷纵深方向延伸而去,路边山凹间的树荫之下,数间客舍掩映在山石之后,逶迤的山道,下临江面,江水平静,绕着绝壁缓缓流动。此作山石画法简洁,其中的远山仅以墨线勾勒,枯笔淡墨,皴染有度,属于黄公望简远风格又一件代表作。

不过,若要举出一件作品能代表黄公望最高艺术水准的话,那非《富春山居图》莫属,这件被誉为“画中兰亭”的作品甚至还引出一段绵延两百年的“富春疑云”。

图1-3(元)黄公望《富春大岭图》,纸本水墨,纵74厘米,横36厘米,南京博物院藏

1931年,日寇发动“9·18事变”占领东三省,侵略中国的步伐一步步加快,为避免存放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国宝遭受灾祸,国民政府决定将故宫重要文物南迁,万余箱珍贵文物分五批运抵上海,1935年,著名文物鉴定家黄宾虹、吴湖帆、沈尹默等人应聘鉴定故宫收藏书画,其中于1935年12月20日至1936年4月28日在对故宫博物院上海第一库房调查鉴定中,他们将库存的两张黄公望《富春山居图》作了严格的比对与鉴定,将其中的一件“无用师本”定为真迹,而将另外一本“子明本”判为仿品。之后,吴湖帆、徐邦达等纷纷撰文讨论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的可靠性。从此,一桩关于《富春山居图》的历史疑案逐渐浮出水面,重新为世人所知。

历史回到六百多年前,黄公望在七十九岁时开始绘制《富春山居图》,在长达六七年的时间里,他以隐居的浙江富春山为创作对象,一有兴致就挥洒描绘,将富春江两岸优美的自然景色收罗笔底,秀润淡雅,气度不凡,传达出了前代所没有的新的美学气息。《富春山居图》被公认为黄公望最重要的一件绘画作品,被后来的收藏家竞相收藏。到了乾隆十年(1745),一幅《富春山居图》被征入宫,热爱书画的乾隆皇帝见到后爱不释手,把它珍藏在身边,不时取出来欣赏。没想到第二年,也就是1746年,他又得到了另外一幅《富春山居图》。所不同的是,之前得到的本子上黄公望落款是为一个叫“子明”的人所作,之后得到的本子是为“无用师”所作。两件作品放在一起,经过与大臣们的联合讨论,乾隆皇帝认定“子明卷”为真,在日后的岁月中,不断将此画拿出来欣赏,兴之所至便在留白处赋诗题词,最后竟然将画面的空白全部填满。“无用师卷”则被鉴定为伪作,乾隆皇帝写了一段鉴定结论由大学士梁诗正抄写在画卷开头的空白处,从此这件作品便被打入冷宫,不再被关注,直到1935年被学者们重新发现并定为真迹。

那么,“无用师卷”与“子明卷”的区别在哪里呢?为什么现代的学者会把“无用师卷”鉴定为真迹呢?我们来仔细看看。

《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图1-4、图1-5),纸本水墨,纵33厘米,横636.9厘米,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黄公望以长卷的形式,描绘了富春江两岸初秋的秀丽景色,峰峦叠翠,松石挺秀,云山烟树,沙汀村舍,布局疏密有致,变幻无穷,他以清润的笔墨、简远的意境,把浩渺连绵的江南山水表现得淋漓尽致,达到了“山川浑厚、草木华滋”的境界。据卷后黄公望的题跋可知,在这幅画尚未完成之时,他的好友无用师便急切得要求黄公望在卷后题上他的上款,以防别人的巧取豪夺,于是便出现了书画史上非常罕见的在未完成作品时即落款的现象。由此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这幅画艺术魅力。

图1-4 (元)黄公望《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局部一),纸本水墨,纵33厘米,横636.9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1-5 (元)黄公望《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局部二),纸本水墨,纵33厘米,横636.9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表现了迷人的富春山水,从物象角度看,近处沙渚连绵,远方大江横卧,高林村舍、渔父钓翁,秋水浮鸭、樵子吟客,自有出世的山居之乐;从笔墨角度看,勾皴时有时无,渲染亦淡亦浓,干湿互用,秀简苍润,淡雅空灵,既得南宗画家董源、巨然的笔意正脉,又能别开生面,自成风范。其中偶有误失,反添一种生趣,没有后世画家的描摹习气。

元代是中国山水画的重要转折时期,在绘画风格上,以书入画逐渐成为画家的选择,绘画中的笔墨韵味得以加强,黄公望在这卷绘画中展现的灵活多变的用笔及用墨技法,成为后世画家的楷模,董其昌在题跋中直呼“吾师乎,吾师乎” ,邹之麟则在题跋中直接将此画与王羲之的《兰亭序》相提并论,评价无以复加。

反观“子明卷”(图1-6),画面章法结构与“无用师卷”基本相同,笔墨似也秀润,但稍加品味,则会发现这卷绘画缺少笔墨的自由挥洒,拘谨有余,空灵不足,整幅作品有描摹之感而无创作时的激情与灵感的瞬间迸发。乾隆皇帝爱好书画,但自身书画水平一般,这直接影响到了他对绘画境界的认知,而吴湖帆等人都是身兼杰出画家与鉴定家身份,他们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对笔墨优劣的敏感程度也大大超过一般人,为“无用师卷”翻案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但是,对比两卷《富春山居图》,会发现真迹“无用师卷”在开头部分比“子明卷”少了一部分,这是为什么呢?这就要从《富春山居图》在后来的坎坷命运说起。

图1-6 (元)黄公望(传)《富春山居图子明卷》(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富春山居图》第一位收藏者就是黄公望的好友无用师,到了明成化年间,画家沈周收藏到这张画,他请人为画题跋,却被此人的儿子藏匿而失。后来此图出现在坊间高价出售,敦厚的沈周既难于计较又无力购买,只得背临一卷以慰情思。画卷后来又经多人递藏,到了明末清初,画卷转到了宜兴收藏家吴正志之手,后来他又将画传给儿子吴洪裕,吴洪裕对这卷画珍爱之极,在明末兵荒马乱之际置其他家藏于不顾,惟独随身带了此画逃难。到了清顺治七年(1650),卧病在床的吴洪裕在弥留之际命令家人将《富春山居图》烧掉为自己殉葬。就在此画即将化为灰烬的危急时刻,吴洪裕的侄子吴静庵把画从火盆中抢救了出来,为了掩人耳目,他又往火中投入了另外一幅画,用偷梁换柱的办法,救出了《富春山居图》。但即使如此,《富春山居图》前端已经被烧毁,被救出来的部分也在中间烧出几个连珠洞,断为一大一小两段。

这前面的一小段,正好有一山一水一丘一壑之景,于是吴家对这段单独装裱,称作《剩山图》(图1-7)。而保留了原画主体内容的后面一段,在装裱时为掩盖火烧痕迹,特意将原本位于画尾的董其昌题跋切割下来放在画首,这便是乾隆皇帝得到的《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这段作品经吴子文、张范我、季因是、高士奇、王鸿绪、安岐、清内府、故宫博物院收藏,1949年以后转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而重新装裱后的《剩山图》,后来辗转于诸收藏家之手,长期湮没无闻。至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汲古阁的老板曹友卿得到这件作品,因是残卷,被他当成一般的古画找到了买家吴湖帆。吴湖帆见后大惊,由于之前已经看过“无用师卷”,经过严格比对后吴湖帆确定《剩山图》就是黄公望真迹,而此时曹友卿也是坐地起价,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吴湖帆以家藏的一件商周青铜器换来了这幅残卷。他兴奋地请人将此画重新装裱,邀请名流题跋,自称其居为“大痴富春山图一角人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经著名书家沙孟海牵线,《剩山图》以五千元巨款转让给浙江博物馆。自此,一卷《富春山居图》两岸睽违,天涯相隔。到了2011年,在多方努力下,《剩山图》来到台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与《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合璧展出,展览轰动一时,成为当年中国文化界的一大盛事。

图1-7 (元)黄公望《剩山图》,纸本水墨,纵31.8厘米,横51.4厘米,浙江省博物馆藏

黄公望受到了后世画家的极大推崇,他的画学也由此垂范明清两代,明代沈周、文徵明都深受其影响,董其昌提出南北宗论后,黄公望便被看成是南宗正统文人画派最重要的画家之一。他的绘画有两个方面的特征最为后人称道。一是以书入画,强调绘画的笔墨韵味。他熟练运用不同形质的线条来表现物象并传达线条艺术美,注重曲直、刚柔、干湿的巧妙搭配,笔下的物象有时仅以数根线条或略加皴擦点染表现出来,但感觉上已经浑然气足;二是以意作画,主张不求形似的审美理念。黄公望本人精通诗词、书法、音律,是个地道的文人,他在理论著作《画山水诀》中直截了当说:“画不过意思而已” ,因而他的画用意多于用笔,崇尚写画而不尚刻画,点到即止,不赘笔墨,其绘画不仅是描绘景物,更主要传达作者的画外之情、画外之意。

黄公望是常熟人,常熟人也自然为这位乡贤倍感自豪。王翚二十多岁时,他就经常拿着自己的画作请有东南文宗之誉的钱谦益点评,钱谦益对这位后学刮目相看,作诗相赠。在诗中,钱谦益把王翚看成是黄公望的后身,鼓励他像黄公望一样于月夜时分在湖桥看虞山,以拂水岩为粉本绘制出优美的画卷。康熙二年(1663),钱谦益在为王翚画卷的题跋中说王翚“安贫守素、胎性轻安,去凡俗腥秽远甚,已得子久少分” ,并断言黄公望的画学衣钵必将归于王翚。而王翚也不负钱谦益的希望,他从黄公望那里继承了文人画的笔墨意趣,一生中不断追摹着黄公望,其临摹《富春山居图》达到十余次之多,他也因此成为黄公望之后常熟诞生的又一颗绘画之星。 Eb7ENgF3/CX8g477MqAMDdKVktF6WxPpSa41o5zMxodoblJ6cMHzKOPScg3piTk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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