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流大学对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
一流大学在促进创新与技术进步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在力量。早在19世纪,美国就通过“赠地运动”推动了大学服务地区发展的职能的实现 。大学作为一个受政府资金资助的公共组织,除了传统的“教学”和“研究”两大职能之外,还应为增进公共利益做出贡献,这一观点越来越受到政府和公众认可。20世纪80年代初期,“知识经济”概念的发展也为大学服务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为了促进区域乃至国家经济的发展,同时增加大学及其教师的经济来源,大学的功能正在从“知识生产”向“知识资本化”转变 ,这导致了大学商业化活动逐渐增加。进入21世纪,埃茨科瓦茨(H. Etzkowitz)提出在“大学—产业—政府”的区域创新三螺旋模式中,知识空间对区域发展至关重要。知识空间要求在区域里存在一定规模与层次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来生产知识,当知识积累到某个临界值时,它们便有可能溢出而被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实现知识的资本化 。
大学,尤其是一流大学,在创新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方面,一流大学是前沿知识和技术产生的机构,大学创新产出的纯知识主要通过知识溢出(Knowledge Spillovers)对企业和区域的创新和发展产生影响。这种知识溢出效应反映了邻近的知识生产者之间的信息和思想的扩散,增强了创新的空间集聚 。另一方面,一流大学也通过培养人才,尤其是创新创业人才,实现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 。如今,全球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区往往同时也是世界一流大学聚集之地,比如美国东北部波士顿高科技产业区的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美国西部硅谷地区的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系统、英国剑桥科技园的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日本东京湾地区筑波科学城的东京大学、筑波大学等。这些一流大学在知识技术、人才等方面做出贡献,为地区创新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 我国一流大学对经济发展贡献的机遇与挑战
当前,我国面临着激烈的国际竞争局势,经济发展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以杨小凯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后发劣势”(Disadvantage of Backwardness):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虽然可以获得短期经济快速增长,但长期而言,增长并不可持续,并且发达国家还会通过技术保护政策阻碍模仿,使得后发优势的路径无法形成 。在这一背景下,我国必须有大规模技术进步的支撑,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与核心技术水平,采取创新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 。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相继推出了“211工程”“985工程”等一流大学建设计划,支持我国研究型大学迈向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经过几十年的重点建设,我国一流大学在学术科研水平上快速提升。朱军文和刘念才(2009)的研究显示,我国研究型大学近10年科研产出数量和影响力都显著提升,并且科研产出拐点与“985工程”一流大学建设时间节点基本一致 。然而,我国一流大学在服务经济发展方面的能力还有待加强。例如有研究显示,我国一流大学建设对国际论文数量有提升作用,但对技术转化的影响并不显著 。此外,我国一流大学在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方面仍在起步阶段,存在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不健全、师资不足、实践操作不够等问题 。
当前,在“双一流”建设计划的推动下,我国一流大学建设不仅要培养高水平的学术研究能力,而且要提升大学学术研究对接国家重大需求、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能力。在2015年国务院印发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简称《方案》)中指出:“双一流”建设的重要建设任务之一就是着力推进成果转化,要求“深化产教融合,将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着力提高高校对产业转型升级的贡献率,努力成为催化产业技术变革、加速创新驱动的策源地”。《方案》提出了两个要点:一是要改革应用成果的转化机制,“要促进高校学科、人才、科研与产业互动,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移与产业化链条,推动健全市场导向、社会资本参与、多要素深度融合的成果应用转化机制”;二是关注推动重大科学创新、关键技术突破转变为先进生产力,增强高校创新资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力。
综上,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背景与“双一流”建设的目标均对我国一流大学提升经济贡献能力提出了迫切需求,因此,对一流大学经济贡献能力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1. 一流大学促进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
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早在古典经济时期就受到了一些经济学家的关注。比如斯密(A. Smith)在《国富论》中指出机器的改进对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加国民财富具有一定的作用 。熊彼特(J.A. Schumpeter)则较为系统地提出了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他通过对经济周期变动的研究发现,“长周期”的经济变动同各个周期内的生产技术革新有着相当密切的关联。他的创新理论认为经济增长不是由外生因素引起的,而是由内生的创新带来的 。索洛(R.M. Solow)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则第一次将技术进步加入了生产函数,被称为“索洛残差”(Solow Residual) 。
20世纪60年代,舒尔茨(T.W. Schultz)指出,人的知识和技能都属于人力资本。个人可以通过受教育、提升健康、在职培训、迁移等方式来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的增加不仅能带来个人收入的增加,而且对促进经济的增长有重要的作用。舒尔茨利用收益率法测算出教育投资对美国1929—1957年间的经济增长贡献率高达33%。在分析了日本和德国的经济复苏后,舒尔茨认为正是大量受教育的劳动力投入促进了战后这些国家科技水平的迅速发展,从而带来了其战后经济的高速增长 。
20世纪80年代,罗默(P.M. Romer)和卢卡斯(R.E. Lucas)等一批经济学家开始以“知识经济”为背景提出“新经济增长理论”下的人力资本理论,采用数学方法建立了包含人力资本在内的经济增长模型。新经济增长理论则提出科技创新具有外部性,以此为基础发展了以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内生增长机制的理论模型。
罗默是内生增长经济理论研究的代表人物,他在理论模型当中引入了研发(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简称R&D)部门负责生产的中间产品,由于R&D部门生产的知识具有溢出效应,使得经济增长超越资本收益率规模报酬递减的限制,从而带来经济稳定的增长。该模型求解后得到的分散决策下均衡的经济增长率(g)等于技术进步率,而技术进步率又与两个因素呈正相关关系:一是投入研发部门的人力资本规模;二是研发活动的生产力系数 。该结论说明高层次科技人力资本的规模和质量将影响技术进步,进而对经济增长发挥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卢卡斯的人力资本理论综合了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和索洛的技术决定论增长模型。他的模型假定个人将时间分配在人力资本投资与生产活动当中,人力资本对整个社会具有外部性。在均衡状态下的经济增长水平取决于人力资本增长率,人力资本增长率越大,均衡的经济增长水平越高。人力资本的增长率则受两个重要因素影响:一是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可以理解为人力资本转化为产出的效率;二是人力劳动者脱离生产而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时间。
综上,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当中,可以看到一流大学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关键作用机制:一方面,一流大学是国家基础研究和高水平技术研究的研发部门,对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起到直接的作用;另一方面,一流大学也是培养硕士、博士等高层次科技人力资本的摇篮,它能够影响社会中研发人力资本的规模和质量,进而对社会的创新能力产生作用,影响社会经济的长期发展。
2. 大学促进经济发展的相关研究
不少实证研究也探索了大学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一些研究认为大学可以通过创新知识溢出效应促进经济发展 。安赛林(L. Anselin)等从空间维度建立模型对比了大学与企业的研发,发现在同一大经济圈和本地区域内,大学创新的知识溢出效应非常明显,并且对周边邻近的区域也存在溢出效应 。布罗斯特罗姆(A. Brostrm)对瑞典工业企业的访谈也表明,地理邻近时大学与企业更容易发生交流,提高企业在创新方面的学习效果从而带动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知识共享可以降低知识的交易成本,为大学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系统实现边际利润递增,同时也可以为知识成果的转化搭建平台,从而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
也有研究探讨了大学研究与技术转让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戈德斯坦和雷诺(H. Goldstein&C. Renault)对美国312个统计区域从1969—1986到1986—1998年间的平均工资进行比较,发现研究型大学对1986—1998年的区域经济增长有所贡献,并且大学的R&D投入比专利授权数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更高;在某些特定领域,研究型大学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高于聚集经济 。奥德里奇、莱登、林克(D.B. Audretsch, D.P. Leyden&A. Link)利用美国能源部小企业创新研究(Small Business Innovation Research, SBIR)项目数据,表明了知识通过与大学相关的合作研究而传播,从而为区域经济做出贡献 。凯瑞、马尔瓦、桑塔雷利(M. Carree, A.D. Malva&E. Santarelli)分析了2001—2006年间意大利各大学教学、研究和技术转化活动以及相关的省域经济数据,指出大学的教学、研究以及技术产出均可通过新创企业的转化带动区域经济增长,学术研究和技术转移可以为新创企业提供有价值的商机,进而服务经济增长 。
此外,部分研究指出大学还具有吸引人才的功能,促进企业、人才的跨区域合作乃至国际合作,进而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以知识为基础的毕业生输出及其创业活动也是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格雷罗、额尔巴诺和法约勒(M. Guerrero, D. Urbano&A. Fayolle)探讨了大学在校生和大学毕业生创业活动对区域竞争力的影响。他们采用制度经济学和内生增长方法,利用欧洲102所大学的数据,构建了大学服务区域经济的概念框架,证明了大学创业活动无论对区域人力资本还是对人均GDP的贡献都显著更高 。
通过以上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可以了解到大学的高水平研究和对研发创新人才的培养,对地区和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贡献。本章将结合发展经济学和高等教育学的相关理论,基于可比数据与案例,探讨三方面的问题:①如何衡量一流大学的经济贡献?②我国“双一流”建设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经济贡献方面的差距如何?③世界一流大学在实现对接经济发展需求、贡献区域发展方面有哪些经验可供借鉴?
基于上述研究问题,本章分五个步骤开展研究,如图2-1所示:第一步,基于发展经济学和高等教育学的相关理论,构建一流大学经济贡献的维度、指标和评价体系,并选择不同维度下具有典型意义的大学和案例分析框架。第二步,根据设计的指标,选择相应的数据库,建立国际可比的指标数据库;根据案例大学政策,搜集相关大学经济贡献的案例信息。第三步,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计算指标得分,并将国内与国外对标大学进行指标比较,探索国内外一流大学经济贡献指标的差异性。第四步,根据选择的典型案例大学,深入分析一流大学促进经济发展的具体组织和制度设计。第五步,归纳数据和案例分析的结果,并结合我国一流大学经济贡献在宏观和微观组织及制度方面的不足,提出促进一流大学经济贡献能力提升的政策建议。
图2-1 研究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