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东林书院的盛装登场，让文化视野久已滞涩的明朝人顿时感觉眼前一亮。

《顾端文公年谱》记录下了这个盛大的历史场景：“以月之九、十、十一日，大会诸同人于东林书院，作《东林会约》、《东林商语》。上自京口，下至浙江以西，同志毕集，相与讲德论学，雍容一堂，顾允成、高攀龙、安小范、刘伯先诸君子相左右。远近绅士、邑中父老子弟，或来相请，或来聚观，其盛况为自古以来所未有。”

这样的场面自南宋以来的确久违了。一座城市，为一场学术活动而满城轰动，乃至举城沸腾，这让只晓得有组织的政治运动才能使得万人空巷的今人难以想象。

顾宪成与他的东林书院却以领时代潮流之先的嚆矢姿态，在社会上形成榜样，并引发了巨大的连环反响。《明儒学案》说：“其他闻风而起者，毘陵有经正堂，金沙有志矩堂，荆溪有明道书院，虞山有文学书院，皆捧珠盘，请先生莅焉。”

没有空中客车，也没有出场费，更没有电视直播间，有的只是民众对真知的向往，大众对学问与道德的追随与逢迎、膜拜与礼赞。顾宪成微笑着轻轻推开面前的珠盘，然后欣然前往，传道授学。

在鲜花频扑、掌声雷动中，他一脸蔼然，娓娓道来。“先生论学，与世为体。”《明儒学案》这样说。

请注意这四个字：“与世为体”。这是在说，他的讲学已不同于南宋的程朱，也不同于王阳明的就学问与道德阐发深思独见，而是结合着经世之用，有着强烈的用世思想与现实实践意义。

其实，重新出现于明朝的东林书院，可以说自它巍然面世起，就带有强烈的政治主张。

这从书院尚在修建中，顾宪成在札记里所写的一段话中可以清楚看到：“官辇毂，念头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头不在百姓上；至于水间林下，三三两两，相与讲求性命，切磨德义，念头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齿也。”念重世道，切磋德义，讲求性命，这是顾宪成操办书院的重心所在。

其次，重建后的东林书院与明代以前所有书院不同的是，学院诸生并不常年住校学习，它只是同志诸君的讲会之所，每年一大会，每月一小会，会期各三日，具有明显的社团意味。由于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在明代中后期，民间学院社团化已经成为风潮。“穷乡邃谷，虽田夫野老皆知有会，莫不敬业而安之”，凡学必有约，凡会必有规，宗旨明确，制度严明，已经具备了以政治目标结社的基本性质。

重建东林书院的顾宪成亲手制订的《东林会约》，便与恢复白鹿洞书院的朱熹撰写的学规《白鹿洞书院揭示》有着大大的不同，后者强调的是“学规”，而前者着重的是“会约”。

作为东林书院的最高纲领性文件，《东林会约》规定，以会籍登记书院讲会同人，目的是“一以稽赴会中疏密，验现在之勤惰，一以稽赴会之人他日何所究竟，作将来之法戒也”，而且会中称“同志友”、“吾党”、“同志”。严明的会籍登记制度，政治味道浓郁的相互称谓，都在表明东林书院欲以一己之力激扬士风、荡涤乾坤的强烈用世思想。

历史何其相似乃尔！

东汉末年的桓、灵之间，“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敷公卿，裁量执政，鲠直之风，于斯行矣”（《后汉书·党锢列传》）。

而明神宗朱翊钧统治的明王朝，此时也是宦官擅权，倒行逆施，政治日益腐化，社会矛盾激化，走入纲常失继、帝乖臣奸、乌烟瘴气的境地。

于是，以顾宪成、高攀龙为首的东林学院的一帮书生们，怀着积极进取之心，以澄清天下为己任，虽道远而弥厉，逐渐形成了如同东汉末年以太尉陈蕃、司隶校尉李膺、河南太守王畅为核心，在士林中有广泛声誉和号召力量的清流集团。

他们针砭时弊，直陈沉疴，大胆发言，率尔指责，“其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一时间，不满时政的天下清流君子，以小小的东林书院为精神地标，彼此呼应，同声谐频，隔空致意，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评说天下大事、清洗乾坤的话语集散地。

东林书院的这帮书生们，此时不但提出反对矿监税使掠夺、减轻赋役负担、发展东南地区经济等主张，而且还提出开放言路、实行改良等种种意见。由此，天下响应，四方来集，“士大夫抱道忤时者，率退处林野，闻风响附，学舍至不能容”。

结果是，“东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更要命的是，“天下君子以清议归于东林，庙堂亦有畏忌”。

让庙堂畏忌，这就犯了大大的忌讳。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是顾宪成写给东林书生们的励志之语，也是他高举的一面旗帜。让人心忧的是，为“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他们，能将琅琅的读书声与风声、雨声一并声声入耳吗？ uWxoS6l9kpt+79B68lxJrT3hROtFnxkZ7htioppXJfb4rdjGrFC719fPhfdvA4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