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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之为体（本质）与诗之为用（作用）总是顺理成章地相互关联的。如果我们承认诗是人类高级精神活动之一，就免不了要追寻诗的存在意义以及诗对于人类社会的作用和目的。这是诗学史上一个古老而富有争议的问题。
中国和西方诗学史对此问题的认识几乎可以概括为一个辩证法，其中正题和反题就是贺拉斯（Horace）所说的“甜美”（dulce）和“有用”（utile），即诗是甜美而有用的
。尽管宋人已认识到诗为“文之精”的审美价值，对诗的形式技巧有广泛的研究，但在回答诗之为用这一问题时，却是作为晚唐五代诗“甜美”的反题而出现的。如陆游评价李贺诗“如百家锦衲，五色炫耀，光夺眼目，使人不敢熟视，求其补于用，无有也”
，王埜（？—1260）指责学晚唐诗者，虽“致思婉巧，起人耳目，然终乏实用”
，都着眼于“有用”。这样，宋诗学就不可避免地围绕着传统儒家的政教诗论展开申说。不过，由于宋代士人普遍具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强烈使命感
，因而关于诗之为用的认识，已非汉儒的政教说所能拘囿，不仅蕴含着复兴重建儒家文化的时代精神，而且显示出士大夫对人生存在困境的自觉超越。
宋人论诗之为用，从静态角度看，大约可分为三个层面：其一为政治功能，包括由上而下的“教化”与由下而上的“讽谏”；其二为道德功能，包括体悟形上义理的“明道”与表现人格精神的“见性”；其三为心理功能，包括化激动为平和的“自持”与化悲怨为旷达的“自适”。用曹彦约（1157—1228）概括的话来说，就是“为儒道立正理，为国是立公论，为贤士大夫立壮志，为山林立逸气”（《昌谷集》卷一七《跋壶山诗集》）。从动态角度看，宋人对诗歌功能的认识，大致经历了由政治层面渐向道德心理层面的倾斜。北宋诗歌复古运动的政治关怀，在理学家那里化为道德规范和义理阐发，在江西诗派那里化为人格陶养甚至美学追求，在四灵、江湖诗派那里更蜕变为“甜美”的愉悦。下面试就这几个层面的内涵及其消长规律详细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