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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理说，诗既与天道相通，又是文章的精华，并且所言之志又皆“无邪”，理所应当受到宋人的高度尊崇才是。然而，在相当多宋人的心目中或口头上，诗只不过是“学道之馀”的“末事”、“小伎”，就连很多辞章之士在为诗辩护时都承认“诗之道虽小”的前提，如前引梅尧臣的《续金针诗格序》。
这种“诗为道之馀”的观念显然是宋代儒学全面复兴、政治意识和伦理意识空前强化的产物。“为洛学者皆崇性理而抑艺文”
，这种倾向在程颐那里被推向极端，下面这段著名的对话可看出他对一切文章丽辞的态度：
问：作文害道否？
曰：害也。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书》云：“玩物丧志。”为文亦玩物也。……古之学者，惟务养情性，其他则不学。今为文者，专务章句，悦人耳目；既务悦人，非俳优而何？……
或问：诗可学否？
曰：既学时须是用功方合诗人格，既用功，甚妨事。古人诗云：“吟成五个字，用破一生心。”又谓：“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甚当。……某素不作诗，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为此闲言语。且如今言能诗无如杜甫，如云：“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如此闲言语道出做甚？某所以不尝作诗。（《二程语录》卷一一）
程颐这段否定艺文的“名言”采用了擒贼先擒王的高明手段。首先，正当一批文学家打着“文以明道”的旗号在诗文领域有所作为之时，程颐提出“作文害道”的命题，强调“道”与“文”（词章）的对立冲突，便从根本上否定了文章“明道”的可能性。至于无“明道”传统的诗就更无存在的必要。其次，正当杜甫的诗在北宋中叶后被诗坛尊为典范之时，程颐有意拈出杜的体物诗“穿花蛱蝶深深见”两句为例，以偏概全，证明杜诗亦不过是闲言语，其他诗人更等而下之。推倒杜甫，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作诗的必要性。
如果从哲学家与文学家分工的角度提出“作文害道”的命题，还情有可原，但程颐完全否定文学独立的审美价值，把诗文视为“玩物”、“俳优”所为或“闲言语”，这就暴露出他的偏见和无知。且不说孔子曾有过“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的古训
，就是程颐崇奉的“思无邪”的《诗》三百篇里，也有大量可称为“闲言语”的体物之句。这种对待《诗》和诗的不同态度，更显出他的势利和荒谬。程颐的观点似乎渊源于邵雍，邵雍在《答宁秀才求诗吟》中表示：
林下闲言语，何须要许多。几乎《三百首》，足以备吟哦。（《伊川击壤集》卷一六）
他平生作诗上千首，老而不倦，却要自相矛盾地批评几句“闲言语”，以划清自己和“玩物丧志”者的界限。
这种重道轻文、崇道抑诗的观念成为濂洛学派的传统，就连理学家中最富有艺术情趣的朱熹，也一再强调这样的观点：
今人不去讲义理，只去学诗文，已落第二义。（《晦庵诗说》）
近世诸公作诗费工夫，要何用？元祐时有无限事合理会，诸公却尽日唱和而已。今言诗不必作，且道恐分了为学工夫。然到极处，当自知作诗果无益。（同上）
至于欧阳守道（1209—1273）这样的纯儒，更是亦步亦趋地祖述程颐的话头：
大抵作诗足以病学。《书》曰：“玩物丧志。”先儒犹以记诵之学为玩物，诗非玩物之尤者乎！诗如《三百篇》，不能不可作也。后之号称诗人者，穷思极致于一草一木，争奇竞巧于一韵一字，此何所益，而耗费精神，虚老岁月，谓不为学之病，可乎？……诚一意于学，则诗无作，何损也。（《巽斋文集》卷一二《送谌自求归建昌序》）
综括理学家否定作诗的理由，大约都集中在这两点上：其一，作诗 无益 。因为诗中涉及的自然现象和人生感受，尤其是所谓“风花雪月”、“丽辞藻绘”，有很多与理学家追求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功用无直接的关系，所以可概称为无足轻重的“闲言语”。其二，作诗 妨道 。既然诗是文之精，比文尤难，必须讲求艺术技巧，那么，作诗就得“用功”，“穷思极致”，费精力，花时间，这就耽误了道德修养的实践工夫。
然而，从理论上讲，诗既是天地元气的体现，诗道与天道就应相通，那么学诗与学道就并不冲突。同时，既然理学家承认“道外无物”，那么就应该是“诗中有道，道中有诗”，由艺足以进乎道，由艺亦可以观乎道。事实上，理学家自己就往往言行不一，一方面声称作诗“无益”、“妨事”、“害道”、“病学”，另一方面却时时技痒难熬，遇事遇物免不了要吟上几句。例如前引程颐语录，程氏在宣称“某素不作诗”、“某所以不尝作诗”之后，接下来就引证自己《寄谢王子真》诗一首
。邵雍则在《首尾吟》诗中一再说明：“尧夫非是爱吟诗，诗是尧夫得意时。”（《伊川击壤集》卷二〇）理学家自身的创作无疑为诗人提供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机会，正如江湖派诗人刘克庄（1187—1269）所说：
嘲弄风月，污人行止，此论之行已久。近世贵理学而贱诗，间有篇咏，率是语录讲义之押韵者耳。然康节（邵雍）、明道（程颢）于风月花柳未尝不赏好，不害其为大儒。恕斋吴公深于理学者，其诗皆关系伦纪教化，而高风远韵，尤于佳风月、好山水，大放厥辞，清拔骏壮。（《后村先生大全集》卷——《恕斋诗存稿跋》）
理学与诗，并非势不两立，风月花柳何妨伦纪教化，篇章吟咏自见高风远韵，又何必贵理学而贱诗呢？刘氏之论，既为嘲弄风月的诗人找到借口，也为性好吟咏的理学家提供了台阶。
朱熹等人似乎也意识到艺术取消论的荒谬性，便提出两种新观点对程颐之说进行补充和改造，试图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作诗与学道之间的矛盾。
一是提倡“真味发溢”。程颐曾说：“圣人亦摅发胸中所蕴，自成文耳。所谓有德者必有言也。”（《二程语录》卷一一）朱熹把这一观点由圣人推广及一般诗人，他指出：
作诗间以数句适怀亦不妨，但不用多作，盖便是陷溺尔。当其不应事时，平淡自摄，岂不胜如思量诗句？至如真味发溢，又却与寻常好吟者不同。（《晦庵诗说》）
“真味”是充实而淡泊的胸怀，是具有古道真理的情味，“发溢”就是充盈后的自然流露，不费力气，不需雕琢。作诗成为学道有得的体现，由此而言，自然是“诗道不相妨”。其实，邵雍所谓“兴来如宿构，未始用雕镌”（《伊川击壤集》卷一八《谈诗吟》），朱熹再传弟子真德秀（1178—1235）所谓“馀事作诗人，毋颛锼句工”（《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一《送王子文宰昭武》），都是这个意思。王柏为《朱子诗选》作跋语时说得最圆通：
先生道德学问，为百世宗师，平生所著述，以幸学者，不为不多，而学道者不必求之诗可也。然道亦何往而不寓。今片言只字，虽出于试笔脱口之下，皆足以见其精微之蕴、正大之情。（《鲁斋集》卷五《朱子诗选跋》）
这虽是为朱熹作诗辩护，虽仍把诗看作道德学问之馀，但以“道亦何往而不寓”来论证作诗的合法性，毕竟是对“玩物”、“闲言语”等定义的修正。
二是标榜“学者之诗”。所谓“学”是相对于“文”（文章）而言，即博学，这里特指儒学。“学者”就是理学家，即《宋史》归入《道学传》和《儒林传》的那些士人。这个观点是朱熹同时代的张栻（1133—1180）提出来的。据元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卷中上记载：
有以诗集呈南轩先生（张栻）。先生曰：“诗人之诗也，可惜不禁咀嚼。”或问其故，曰：“非学者之诗。学者诗，读著似质，却有无限滋味，涵泳愈久，愈觉深长。”
所谓“学者之诗”是指蕴含着微言大义的哲理诗，缺乏文彩与才情，却富有耐人寻味的义理。“学者之诗”的概念合理地解释了理学家作诗的现象，它不仅把理学和诗统一起来，并且划清了与悦人耳目的“诗人之诗”的界限，从而既解决了理学和诗之间的矛盾，又坚持了为道为学的原则。
“真味发溢”和“学者之诗”虽取消了作诗的禁令，但从根本上仍轻视甚至排斥诗的艺术性和形式美，朱熹反对律诗
，张栻欣赏“读着似质”的诗，都可看出这种倾向。不过，理学家们的意见并非对诗人完全无益，“闲言语”的告诫使诗人时时警惕误入单纯体物的歧途，“玩物丧志”的箴言使诗人时时注意回避雕章琢句的陷阱。至于“真味发溢”和“学者之诗”的说法，更能在宋诗人津津乐道的“无意于文”和“文人之诗”的命题中找到它们的影子。事实上，理学家的观点并未真正构成取消诗歌的危险，反而在某种程度上为诗歌的发展提供了深厚的哲学底蕴和伦理底蕴。
“诗为道之馀”的观念挟着北宋以来儒学复兴的威风，在宋代士人中很有市场。宋人尊崇的两位文学典范杜甫和韩愈分别说过“文章一小伎”和“馀事作诗人”两句话
，这在杜、韩或许是牢骚话或客套语，但在宋代的儒学背景下却被士人奉为金科玉律。宋诗人不需要去倾听道学先生的教诲，便可在自己崇敬的大师诗集里接受这种观念。因此，不仅理学门徒邢恕（苏轼同时人）为邵雍作《伊川击壤集后序》时这样说：“其发为文章者，盖特先生之遗馀；至其形于咏歌，声而成诗者，则又其文章之馀。”就连文学色彩甚浓的苏门中人都主动承认这一点，如苏轼评价文学家兼书画家文同（1018—1079）说：“与可之文，其德之糟粕；与可之诗，其文之毫末。”（《苏轼文集》卷二一《文与可画墨竹屏风赞》）苏轼门人晁补之（1053—1110）说得更直截了当：“文学，古人之馀事。……至于诗，又文学之馀事。”（《鸡肋集》卷三四《海陵集序》）甚至以诗名家的江西诗派领袖黄庭坚（1045—1105）在谆谆告诫后学作诗门径之后，都忘不了补上一句：“小诗，文章之末，何足甚工。”（《宋黄文节公全集·别集》卷一一《论作诗文》）直到宋末文天祥还这样认为：“文章一小伎，诗又小伎之游戏者。”（《文山先生全集》卷一〇《跋萧敬夫诗稿》）其间虽有陆游这样的诗坛大家慷慨提出过“诗者果可谓之小技乎”的质问，但他自身就表示过并不甘心只做一个诗人，他为前辈诗人曾幾（1084—1166）作墓志铭也说：“公治经学道之馀，发于文章，雅正纯粹，而诗尤工。”（《渭南文集》卷三二《曾文清公墓志铭》）可见出诗在他心目中仍只是“小道”。
以上种种表白并不意味着宋代诗人否定诗的价值或轻视诗的作用，而只是说明对于诗人来说，还有比诗“艺”更深刻、更有价值、更值得追求的东西，即“道”、“德”、“仁”等理想的人生境界。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诗为文之末”是“诗为道之馀”观念的延伸。表面看来，它是“诗为文之精”针锋相对的反题，其实二者并不矛盾。如果以审美功能为标准，诗当然是“文之精者”、“文之美者”；而以载道功能为标准，诗又只能算是“文之馀事”、“文之毫末”。在承认诗为学道馀事的前提下，艺术上不妨求精求美；在篇章吟咏之间，始终不忘道德的显现。这两个命题实际上是交相制约、二元互补的关系。诗从道那里获得博大充实的精神，道也可从诗那里获得陶冶人心的妙用。此外，诗为“心之声”的定义，要求诗中之道化为诗人的灵魂和襟抱，这样就反对枯燥的道德说教，同时也规定了诗中之道的内省性质。而诗为“天之义”的定义，则启发诗人用理性的眼光去发现天人之间、自然与人文之间的普遍联系。宋人对诗的本质的定位，是宋代哲学思潮影响于文学的结果，也是理学与诗学相互协调渗透的产物。而正是宋诗人对诗的本质的独特理解，使宋诗开出了迥异于六朝诗和唐诗的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