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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方的宗教精神、自然科学精神相对而言，中国哲学的思想传统体现为一种人文精神，即以人道、人生、人性、人格为本位的知识意向与价值意向。诗学的精神更以人为核心。因此，宋人“天人合一”的诗道观，必然合乎逻辑地推导出“诗又文之精者也”的结论，推论过程已见前所引谢枋得的一段话。而谢氏同时代的马廷鸾（1222—1289）以更简练的语言表达了类似的意思：“夫诗，天地间一灵物也。故曰：‘乾坤有清气，散入诗人脾。’”（《碧梧玩芳集》卷一五《题周公谨蜡屐集后》）可见，宋人关于诗的语言艺术本质的认识，是建立在人格化的自然本体观之上的，这和西方诗学纯粹从语言角度解释诗的本质大为不同。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宋人始终把诗学局限在形而上的天人之道的范畴。事实上，不少诗人在探讨“诗者文之精”这一命题时，已从审美的语言形式的角度认识到诗的艺术本质。北宋西昆体诗人杨亿（974—1020）指出：
以为诗者，妙万物而为言也。赋颂之作，皆其绪馀耳。于是收视反听，研精覃思。起居饮食之际，不废咏歌；门庭藩溷之间，悉施刀笔。鸟兽草木之情状，风云霜露之变态，登山临水之怨慕，游童下里之歌谣。事有万殊，悉财成于心匠；体迨三变，遂吻合于天倪。（《武夷新集》卷七《温州聂从事永嘉集序》）
诗歌必须以语言作为沟通心灵与宇宙的桥梁，使“心匠”最终合于“天倪”。从观察万物，冥心构思，到语言锤炼，最终形成“妙万物而为言”的艺术形式，这就是诗。
杨亿同时代的诗人赵湘（959—994）给诗下的定义，则多少涉及到诗人的天赋问题：
诗者，文之精气，古圣人持之摄天下邪心，非细故也。由是天惜其气，不与常人。虽在圣门中，犹有偏者。故文人未必皆诗。游、夏，文学人也，仲尼以为始可与言者，与夏而不与游。游不预焉，则于文而偏者不疑矣。（《南阳集》卷四《王彖支使甬上诗集序》）
如果说文是天地元气的体现的话，那么诗则是文的精气的结晶。在赵湘看来，这种精气非常人所能得到，不仅“鄙夫猥徒”无诗，而且“名臣巨公”未必能诗，甚至“文人未必皆诗”。在孔子学生中，子游、子夏皆号文学人，但孔子认为只有子夏“始可与言诗”，可见子游偏于文而不知诗。诚然，“天惜其气”的说法过于神秘，不过，“文人未必皆诗”的看法却颇有见地。宋代普遍的文学观念是，把诗视为文章的末事，以为文人能兼诗，而诗人不能兼文。赵湘之说，开了南宋后期严羽、刘克庄等人反对学者之诗、文人之诗，提倡别材别趣、诗人之诗的先声。
诗之所以要求特殊的禀赋，就在于诗作为一门独特的语言艺术，比散文更精妙玄微，难于掌握。宋人对此深有体会，请看下面几段话：
登文章之箓固难矣，诗于其中，抑又难哉！刘梦得曰：“心之精微，发而为文；文之神妙，咏而为诗。”司空表圣亦云：“文之难而诗尤难。”又尝喻以“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常在咸酸之外”。之二说者，前辈有取焉。古者教士以四术，教子于过庭，皆以诗为首。（周必大《文忠集》卷五四《杉溪居士文集序》）
夫诗之传，非以能多也，以能精也。精者不可多，唐诗数百家，精者才十数人。就十数人中，选其精者才数十篇而已。……盖艺之难精者，文也；文之难精者，诗也。（《石屏诗集》卷首赵汝腾《石屏诗序》）
诗比他文最难工，非功专气全者，不能名家。余观他人诗及以身验之，良然。（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九《黄慥诗题跋》）
虽然，“文之难而诗之尤难”这样的慨叹已见于晚唐司空图的《与李生论诗书》，但宋人不仅从创作主体的角度，而且从诗歌体裁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如南宋李洪（1129—？）指出，“诗于文章为一体，必欲律严而意远”，要求“模写物状，吟咏情性”，并能创造出“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芸庵类稿》卷六《橛株诗序》）。的确，诗的创作要考虑格律运用、意象选择、情景设置、章法安排诸因素，使之成为和谐优美的艺术整体，以“律严”为前提，以“意远”为旨归。这显然是文学创作中要求最高，难度最大的体裁。正如法国诗人瓦莱里（Paul Valéry）所说：“散文是行走的，诗是舞蹈的。” [1] 诗必须根据语言音律的规则来运行。
北宋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1019—1086）或许是最早最完整地提出“诗为文之精”这一定义的人。尽管唐人刘禹锡已说过“心之精微，发而为文；文之神妙，咏而为诗”的话头
，但不如司马光那样清楚明白地从语言角度直契诗的艺术本质：
文章之精者，尽在于诗。观人文者，观其诗，斯知其才之远近矣。（《传家集》卷六九《冯亚诗集序》）
在心为志，发口为言，言之美者为文，文之美者为诗。（同上《赵朝议文稿集序》）
扬子《法言》曰：“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之美者，无如文。文之精者，无如诗。诗者，志之所之也。然则，观其诗，其人之心可见矣。（同上《薛密学田诗集序》）
诗既是抒情的（心、志），又是审美的（精、美）；既是听觉的、音乐的（言、声）艺术，又是视觉的、造型的（书、画）艺术；既具有韵律，又富于文彩；既供吟哦讽诵，又可赏心悦目；它与文同源，却在语言艺术形式的精美上超过文。上述三段话，可以说最简练精确地概括出诗别于文的本质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史学家，司马光并不以诗著称，但他却反复称扬“文章之精者，尽在于诗”。这固可看出他服善推美的开阔胸襟，同时也说明诗的审美价值已为宋人所普遍承认。与司马光同时的欧阳修曾说：“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
其实“文章”二字由“诗”来代替更为确切，因为诗比文更具有形式之美，更要求艺术技巧，因而更具有超功利的审美价值。所谓“市有定价”，并非指随实用需要而上下波动的价格，而是指“非人之口舌所能定其贵贱”的绝对价值。真正的诗歌禀承着天地间的清气，凝聚着诗人的性灵，荟萃着艺术的精华，诚如陆游所说：“好诗如灵丹，不杂膻荤肠。”（《剑南诗稿》卷一九《夜坐示桑甥十韵》）它在艺术追求中实现了对世俗生活的超越。因此，当南宋江湖诗派中有人真将诗稿拿到市上标价出售时
，这颗灵丹也就变成了狗皮膏药，失去了通灵的光彩。
从审美角度出发，将诗置于有实用性倾向的明道致用的“文”之上，这是“诗为文之精”这一定义最有价值之处。宋诗人多依此命题为专业作诗的行为辩护，并由此出发探寻诗的艺术规律和技巧。如李洪在《橛株集序》中承认，诗“其难如是，前辈用心之专，终身不以为易”，“言诗者必以李、杜为宗，岂非专于所长乃能名家耶”！宋末舒岳祥（1236—？）在《刘士元诗序》中指出：“诗贵成，成贵专。……诗者，言之最精也，而可以不专者，能之乎？”（《阆风集》卷一〇）宋代诗歌之所以没有沦为“语录讲义之押韵者”，实有赖于这种认识的支撑和抵抗。宋代诗话之所以有那么多谈诗法诗病的内容，实为这种认识的具体体现。
司马光关于诗的定义，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十八世纪英国诗人柯勒律治（S．T．Colerìdge）的两个著名公式：散文＝安排得最好的语词，诗＝安排得最好的最好的语词。（prose＝words in the best order，poetry＝the best words in the best order．） [2] 这个晚于司马光七百多年的异国诗人，仿佛是前面所引司马光第二段话的拙劣翻译者，他的公式译出了“言”（words）、“美”（best order）、“文”（prose）、“诗”（poetry），但漏掉了“心”（mind）和“志”（idea，willing，emotion etc．）。而他漏掉的恰恰是中国诗歌最重要的特征（因为中国诗歌本质上是抒情诗lyric），同时也是宋代诗学以至整个中国诗学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
[1] 见《英国百科全书》（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第14卷，第600—601页，1973—1974年版。
[2] 见《英国百科全书》（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第14卷，第600—601页，1973—197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