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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还是韩愈的“不平则鸣”都未能得到宋人的呼应，因为这两个命题都含有发牢骚之意，与宋人的中和诗论相左。而导源于这两个命题的“诗穷而后工”之说，却得到宋人的广泛认同。显然，“诗穷而后工”与宋人关于诗的心理功能的认识并不矛盾，可以为中和诗论所容纳。那么，这一命题主要内容是什么呢？宋人是从什么角度来接受和阐释这一命题的呢？
这一命题见于甲编第二章已引用过的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中的一段话：“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它不仅揭示出古代诗人创作道路的共同发展规律，即真正优秀的作品总是出现于诗人屡经生活的磨难之后，而且总结出个人的阅历遭遇（“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与诗歌的情感内涵（“忧思感愤之郁积”）之间的因果关系。正如我在前面已指出的那样，欧阳修所说的“穷”是指一种政治处境，而非“穷饿其身”的经济状况，因此，“忧思感愤之郁积”往往表现为深沉的忧患意识，而非穷酸的牢骚不平。陆游的《澹斋居士诗序》就是从政治上的遭遇来理解“穷而后工”的：
苏武、李陵、陶潜、谢灵运、杜甫、李白，激于不能自已，故其诗为百代法。国朝林逋、魏野以布衣死，梅尧臣、石延年弃不用，苏舜钦、黄庭坚以废绌死。近时江西名家者，例以党籍禁锢，乃有才名。盖诗之兴本如是。（《渭南文集》卷一五）
所举诗人中，没有穷极潦倒、啼饥号寒的孟郊、贾岛，可以看出不仅所谓的“穷”是政治性的，而且“工”也符合性情之“正”。
更多的宋诗人从社会阅历的角度来理解“诗穷而后工”。他们普遍认为，命运的不幸使得诗人有可能更广泛地接触社会生活，扩大观察的视野，并更深刻地体验到现实人生的底蕴。抗金名相李纲（1083—1140）的说法有一定的代表性：
欧阳文忠公有言，非诗能穷人，殆穷而后工，信哉！士达则寓意于功名，穷则潜心于文翰。故诗必待穷而后工者，其用志专，其造理深，其历世故、险阻艰难无不备尝故也。自唐以来，卓然以诗鸣于时，如李、杜、韩、柳、孟郊、浩然、李商隐、司空图之流，类多穷于世者，或放浪于林壑之间，或漂没于干戈之际，或迁谪而得江山之助，或闲适而尽天地事物之变，冥搜精炼，抉摘杳微，一章一句，至谓能泣鬼神而夺造化者，其为功亦勤矣。（《梁溪集》卷一三八《五峰居士文集序》）
一方面，“穷于世者”往往将压抑的情绪全部寄寓于诗歌，以诗歌作为痛苦人生的镇痛剂，因而能在诗艺上精益求精；另一方面，“穷于世者”相对退到社会的下层，对人生世相有更深刻的体察，对天地事物有更透彻的认识，从而写出符合人情物理、引起读者共鸣的优秀作品。诗歌既超越现实又不离开现实，心灵世界也总是体现着现实世界的投影和折光。真正伟大的作品，很难产生于高坐庙堂或养尊处优的生活。命运之“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向诗人伸出了幸运之手，使之流芳百世。
杜甫和陈与义的创作道路常被宋诗人标举为“穷而后工”的典型。如苏轼在评论杜诗的艺术成就时，特别强调动乱的社会状况、困顿的个人遭遇对诗人的玉成，“诗人例穷苦，天意遣奔逃”，正是动荡漂泊的生活经历与“微官似马曹”的政治地位，造就了杜甫的“巨笔屠龙手”，使他“名与谪仙高”（《苏轼诗集》卷六《次韵张安道读杜诗》）。又如程珌（1164—1242）评价杜甫说：
盖少陵少年献赋，固自不凡，加以往来梓潼山谷，凡十馀年，涉患深，行道熟，则其所养可知矣。人谓诗人穷而后工，工何足言哉！人而至于穷，则于道益深耳。（《洺水集》卷八《曹少监诗序》）
这里对欧阳修的原意作了进一步的发挥，“穷”不仅有益于诗，而且有益于“道”。外在阅历的丰富可使内在的修养深厚，“涉患深”关系到“行道熟”。于是，“穷而后工”的命题由诗艺提升到诗道的层面，并进一步抛弃了“发愤著书”和“不平则鸣”的精神，而纳入了“明道见性”的诗学框架。这样，穷者之诗就不应是“吊月之蛩之吟，吸露之蝉之嘶”的小“工”（姚勉《雪坡舍人集》卷三七《彭仲珍吟稿序》），而应是“镌镵物象三千首，照耀乾坤四百春”的大巧（《王令集》卷一一《读老杜诗集》）。
颠沛流离的生活成全了杜甫，也成全了陈与义。宋人大多从这一角度来评价陈与义诗的成就：
参政简斋陈公，少在洛下，已称诗俊。 南渡以后 ， 身履百罹 ，而诗益高，遂以名天下。（《增广笺注简斋诗集》卷首楼钥《简斋诗笺叙》）
及简斋出，始以老杜为诗。《墨梅》之类，尚是少作。 建炎以后 ， 避地湖峤 ， 行路万里 ，诗益奇壮。（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卷二）
自陈、黄之后，诗人无逾陈简斋。其诗繇简古而发秾纤， 值靖康之乱 ， 崎岖流落 ，感时恨别，颇有一饭不忘君之意。（罗大经《鹤林玉露》甲编卷六“简斋诗”）
宋人意识到，诗人的成就不仅是个人遭遇的产物，而且与整个社会大环境相关。“穷”的含义不只是个人性的，更是时代性的，具有社会的普遍意义。正如杜甫生活在“尘暗人亡鹿，溟翻帝斩鳌”的安史之乱的背景下一样，陈与义也经历了天翻地覆的靖康之乱，他的遭遇与乱后千百万人民的遭遇相同，因此他诗中反映的现实世界是历史的真实写照，他诗中表露的心灵世界是人民的共同心声。不过，宋人更强调的是，“身履百罹”的坎坷生活与“行路万里”的丰富阅历才使得诗人的诗“益高”、“益奇壮”。也就是说，诗人的经历对诗歌的优劣高下有至关重要的制约作用。
与此相联系，宋诗人普遍接受了“文章老更成”的观点，欣赏杜甫夔州后诗、韩愈潮州后文、苏轼南迁后诗、黄庭坚黔戎后诗等等。除去审美趣味不论，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诗人晚年的阅历更加丰富，更能洞达人情物理，因此更能创作出艺术成熟、内蕴深厚的精品。在宋人眼里，诗与其说是才气的发露，不如说是学识的体现，他们常常鄙视“少作”，甚至亲自焚烧自己的“少作”
，都能说明这一点。而学识除了来自书本之外，最主要的就是社会现实生活。陆游曾在一首诗里形象地描绘了生活对自己的启示：
我昔学诗未有得，残余未免从人乞。力孱气馁心自知，妄取虚名有惭色。四十从戎驻南郑，酣宴军中夜连日。打毬筑场一千步，阅马列厩三万匹。华灯纵博声满楼，宝钗艳舞光照席。琵琶弦急冰雹乱，羯鼓手匀风雨疾。诗家三昧忽见前，屈贾在眼元历历。天机云锦用在我，剪裁妙处非刀尺。世间才杰固不乏，秋毫未合天地隔。放翁老死何足论，《广陵散》绝还堪惜！（《剑南诗稿》卷二五《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
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是医治“力孱气馁”的良方，是悟得“诗家三昧”的前提。当然，陆游罗列的还只是现实生活中比较表面的现象，但他毕竟认识到艺术创作须自实际生活中来，“天机云锦”产生于诗人真切的生活体验之中，从而最终跳出了前人作品的窠臼。
“穷而后工”还有一种解释，近于韩愈《荆潭唱和诗序》中的“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之说。如姚勉在《彭仲珍吟稿序》中就直接引申韩愈的观点，并认为：“夫诗者，吊月之蛩之吟，吸露之蝉之嘶也。故惟穷者而后工，非燠绮缯而饫膏粱者所能也。”（《雪坡舍人集》卷三七）这里的“穷者”已有经济贫穷的含义。不过，姚勉主张诗“贵适”，因而“穷者”之诗不一定要发“穷苦之言”，仍可以因“闲适而尽天地事物之变”，发为清新之吟。刘克庄也指出：“诗非达官显人所能为。纵使为之，不过能道富贵人语。世以王岐公诗为‘至宝丹’，晏元献不免有‘腰金’、‘枕玉’之句，绳以诗家之法，谓之俗可也。故诗必天地畸人，山林退士，然后有标致；必空乏拂乱，必流离颠沛，然后有感触；又必与其类锻炼追璞然后工。”（《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〇九《跋章仲山诗》）这里的“穷”与“达”指贫与富的经济状况，而非指愁与适的心理状态。道富贵之语谓之“俗”，言清贫之志谓之“工”。所谓“绳以诗家之法”，标准有三点：一是有“标致”，即一种闲适的人生境界；二是有“感触”，即一种真切的人生体验；三是有“锻炼”，即一种执着的艺术追求。而这三点都与“穷者”的政治遭遇与生活阅历有关。
刘克庄曾有句“古诗大率达而在上者之作也”的判断，但这与其“诗非达官显人所能为”的说法并不矛盾，因为他在那个判断后紧接着说明：
谓穷乃工诗，自唐始，而李、杜为尤穷而最工者。然甫旧谏官，白亦词臣，岂必皆寠主人饥饿而鸣哉？（《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四《王子文诗序》）
“达而在上者”是就其政治上的地位及责任而言，“达官显人”是就其生活上的富贵荣华而言。也就是说，如果诗中表现的是个人经济状况，腰金枕玉的炫耀固然俗不可耐，啼饥号寒的发泄同样令人生厌；如果诗中表现的是世教义理、国计民生，则“穷”固然能增其标致，“达”亦无伤其价值。这样，“穷”对诗人的意义，就不在于能 唤起哀怨的感情 ，而在于能 加深人生的体验 。因此，即使姚勉、刘克庄等人借鉴了韩愈的观点，“穷而后工”与“穷苦之言易好”之间也决不能画等号。
此外，宋代还有人从天命角度解释“穷而后工”的现象，把“穷”看成是造物主对优秀诗人的奖赏或惩罚。前者是对欧阳修观点的引申，视不幸的遭遇为上天的恩赐，如刘辰翁评杜诗云：
若子美在开元，则及见丽人，友八仙；在乾元，则扈从还京，归鞭左掖，其间惟陷鄜数月。后来流落，田园花柳亦与杜曲无异。若石壕、新安之睹记，彭衙、桔柏之崎岖，则意者 造物托之子美 ，以此人间之不免，而又适有能言者，载而传之万年， 是 岂不亦 有数 哉？（《须溪集》卷六《连伯正诗序》）
苏轼所谓“诗人例穷苦，天意遣奔逃”也是此意，以为造物主有意安排诗人经历人间难免之不幸，使他发之于诗，传之万年。这种说法或许带有宋人调侃的意味，即将人生的缺憾化解为艺术的慰藉。后者是对欧阳修原意的误读，“穷而后工”被倒置为“工而后穷”。比如江西派后期诗人赵蕃（1143—1229）的理解和发挥：
诗老作诗穷欲死，序诗乃得欧阳氏。序言人穷诗乃工，此语不疑如信史。少陵流落白也窜，郊岛摧埋终不起。是知造物恶镌镵，故遣饥寒被其体。（《乾道稿》卷上《近乏笔托二张求之于市殊不堪也作长句以资一笑》）
然而，这种观点与其说是欧氏观点的延伸，不如说是宋祁之论的嗣响。因为欧阳修强调“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而后工也”，我怀疑就是针对同时代的宋祁而发的。宋祁认为，诗蕴藏于天地之间，有才之人可以获得，“然造物者吝之，其取之无限，则辄穷踬其命，而怫戾所为”（《宋景文集拾遗》卷一五《淮海丛编集序》）。此即所谓“诗能穷人”，赵蕃所云“是知造物恶镌镵，故遣饥寒被其体”与之如出一辙。这种说法倘若不是激愤或戏谑的反语的话，那么未免带有太多的神秘和宿命的色彩，而且犯了倒因为果的常识错误。
“穷而后工”之说最有价值之处在于对生活与创作关系的深刻揭示。事实上，当诗人处于颠沛流离之际或穷踬山林之时，不光能饱尝人世艰辛，深入了解社会，而且能饱览山川风物，真切体味大自然之美。李纲所谓“放浪于林壑之间”，“迁谪而得江山之助”，就是穷者以不幸的生活为代价换来的另一精神上的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