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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德国哲学家黑格尔（Hegel）的艺术分类，诗歌属于浪漫型艺术。在浪漫型艺术里，无限的心灵发现有限的物质不能完满地表现自己，于是就从物质世界退回它本身：
艺术（浪漫型艺术）的对象就是自由的具体的心灵生活，它应该作为心灵生活向心灵的内在世界显现出来。
诗歌是最高的浪漫型艺术，比绘画、音乐更多地脱离物质的束缚，反求于内的倾向尤为突出。中国古代诗学所谓“言志”、“缘情”之说，都接触到诗歌的这一特点。因而，“唐音”与“宋调”在反求于内方面，其意识指向更主要表现为程度的不同，并非实质的区别。宋诗中意识压倒物象、情景分离、心物悖反的倾向，只是相对于唐诗才显示出来。
不过，虽同为心灵的显现，而“心”却因文化背景的不同而各具特色。唐诗人之心多为激情与想象，宋诗人之心多为理智与思索。如果说唐诗人的心灵世界是一条动荡的河流，那么宋诗人的壶中天地却是一片静穆的土壤。面对同样的景物，唐人与宋人的心灵走向大异其趣。如同为咏柳，唐人贺知章的诗是：“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全唐诗》卷一一二贺知章《咏柳》）通过丰富的联想刻画出春柳的感性形象，并表达出热爱春天的感情。而宋人曾巩（1019—1083）的诗却说：“乱条犹未变初黄，倚得东风势便狂。解把飞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元丰类稿》卷七《咏柳》）以冷峻的笔触揭示出柳这一形象中所具有的哲理内涵。所以，后人评价说，“唐人诗主言情”，“宋人诗主言理”（杨慎《升庵诗话》）。宋人自己也承认：“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严羽《沧浪诗话·诗评》）
宋诗的理性精神是时代风尚的产物。早在宋初，宋太祖问宰相赵普曰：“天下何物最大？”赵普答曰：“道理最大。”（沈括《梦溪续笔谈》）这句话可以说就播下了宋代士人理性文化心态的种子。自此以后，科举策论之登场，儒学思想之复兴，政治意识之强化，理学派别之出现，更使这理性的种子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形成宋人根深蒂固的理性思维特征。政治家讲事理，哲学家讲天理、性理，佛教徒讲禅理，文学家讲文理，举凡一切人文领域，莫不以道理贯穿其中。诗人无法超越时代的理性文化心态的制约，出于对诗的政治和道德功能的要求，宋诗人不得不做政治方略和伦理问题的思辨；出于对诗的心理功能的要求，宋诗人愈来愈自觉深入细腻的哲理思索和人生体验。这一切都使宋诗人逐渐形成冷静、理智、形而上的思维习惯。不光是理学家能从“野色更无山隔断，天光直与水相通”句中悟出“道理透彻处”（张九成《横浦心传录》卷上），也不光是禅和子能从蝇钻窗纸的现象中悟出“忽然撞着来时路，始觉平生被眼瞒”的禅理（惠洪《林间录》卷下载白云守端禅师偈），就是一般诗人，也往往以理性的眼光去看待世界——无论是物质世界还是心灵世界，由格物而入，由悟道而出，由感兴而入，由思辨而出：
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错喜欢。政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诚斋集》卷三五《过松源晨炊漆公店》之五）
就连宋代最提倡感兴、接近自然的诗人杨万里，也常常在用形象述说着哲理，显露出智心思考的痕迹。
在诗歌理论方面，宋人于传统诗学的“志”、“情”、“象”、“境”之外，特别拈出“理”这一重要概念，公开打出了“尚理”的旗帜，以“理”字作为创作的指南和批评的标尺。像下面这样的论述在宋人的著述中随处可见：
故学文（此包括诗）之端，急于明理。夫不知为文者，无所复道；如知文而不务理，求文之工，世未尝有是也。（《张右史文集》卷五八《答李推官书》）
善说诗者固不患其变，而患其不合理，理苟在焉，虽其变无害也。（李石《方舟集》卷一〇《何南仲分类杜诗叙》）
理与情者，志所寓也。苟通矣，辞为可略。（《韵语阳秋》卷首徐林序）
观古人文词者，必先质其事而揆之以理。言与事乖，事与理违，则虽记言之史，如《书》之《武成》，或谓不可尽信；质于事而合，揆之理而然，则虽闾巷之谈，童稚之谣，或足传信于后世，而况文士之词章哉！（同上卷首沈洵序）
古诗主乎理，而石屏自理中得；古诗尚乎志，而石屏自志中来；古诗贵乎真，而石屏自真中发。（《石屏诗集》卷首包恢序）
他们认为“理”（内容正确）应先于“工”（文词优美），“理”（规律）应制约着“变”（变化），“理”（理智）应定其“志”（心灵），“理”（真理）应检验着“事”（记事）。在宋诗论中，“理”字常被摆在评诗的首要地位，倘若违理，连李白、杜甫这样的大诗人都免不了受讥弹。不过，宋诗人谈“理”亦有家数的不同，派别的区分，因而，宋诗学中的理性精神的表现也各种各样，总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
其一，天理。理学家评诗，多带这种眼光。所谓“天理”，是指宇宙的哲学精神，既包括本体论的实有，又包括宇宙论的创生活动，万物一体，皆有此理，生生不息，无所不在。天理与性命相贯通，所以人能够在静观万物之中，契悟一己生命与宇宙生命的同一性。如程颢所云：“放这身来，都在万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这样，理学家的悟道证道方式便颇有几分诗化的意味，同时，理学家说诗作诗也就自然倾向于天理的显现。如程颢欣赏石曼卿（石延年，994—1041）的诗句“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认为“形容得浩然之气”（《河南程氏外书》时氏本《拾遗》）
，就因为诗中传达出一种“天行健”的哲理，一种万物欣欣向荣的宇宙生命意识。又如朱熹学道有入，得句云：“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春日》）借诗明理，无非喻示天理无处不在，全花是春，千江一月，一切现象界皆有“义理”（即黑格尔所言Idee）贯注其中。南宋吴子良（1197—？）评叶適诗，全以“义理”为标准，在宋诗学中最为典型：
水心诗早已精严，晚尤高远。古调好为七言八句，语不多而味甚长。其间与少陵争衡者非一，而义理尤过之。难以全篇概举，姑举其近体成联者：“花传春色枝枝到，雨递秋声点点分”，此分量不同，周匝无际也；“江当阔处水新涨，春到极头花倍添”，此地位已到，功力倍进也；“万卉有情风暖后，一筇无伴月明边”，此惠和夷清气象也；“包容花竹春留巷，谢遣蒲荷雪满涯”，此阳舒阴惨规模也；“隔垣孤响度，别井暗泉通”，此感通处无限断也；“举世声中动，浮生胥带来”，此真实处非安排也；“峙岩桥畔船辞柁，冷水观边花发枝”，此往而复来也；“有儿有女后应好，同穴同时今奈何”，此哀而不伤也；“此日深探应彻底，他时直上自摩空”，此高下本一体，特有等级也；“蓍蔡羲前识，箫韶舜后音”，此古今同一机，初无起止也。所谓关于义理者如此，虽少陵未必能追攀。（《荆溪林下偶谈》卷四“水心诗”）
吴子良曾登叶適之门，对叶氏的学术当有会心之处。这些诗句的解释，恐怕很难说是牵强附会。因为叶適诗同一联中以“春色”和“秋声”对举，显然非感兴之作，其喻理的倾向是很容易看出来的。又如杜甫有诗云：“雨来山不改，晴罢峡如新。”（《雨晴》）朱熹用其上句意作诗一首：“瓮牖前头翠作屏，晚来相对静仪刑。浮云一任闲舒卷，万古青山只么青。”理学家胡宏（1106—1162）用杜下句意唱和一首：“幽人偏爱青山好，为是青山青不老。山中云出雨乾坤，洗出一番青更好。”杜诗“只是写物”，而两位宋人“则以喻道”（见《鹤林玉露》乙编卷六“雨晴诗”）。由雨晴的山体契悟永恒而且日新的形而上的天道，对于诗人来说，这“天道”已具有道德实体的意义，与人的性命相通。可以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的古训，在相当多的宋诗人那里成为自觉的理性观察与思考。
其二，事理。包括伦理规范、历史规律、政治准则和生活常识等等。宋代是一个哲学的时代，也是一个伦理的时代。由于注重立身行事，出处大节，宋人总是用道德理性随时规范着自己的举动，将特立豪杰之气敛为谦谦君子之风，甚至认为：“真正大英雄人，却从战战兢兢、临深履薄处做将出来。”（《鹤林玉露》丙编卷一“真正英雄”）所以宋人特别注意道德理性对诗歌内容的严格制约，而李白这样具有浪漫情怀、叛逆性格的诗人，难免遭致宋人的不满。如苏辙指出：
李白诗类其为人，骏发豪放，华而不实，好事喜名，不知义理之所在也。语用兵，则先登陷阵不以为难；语游侠，则白昼杀人不以为非：此岂其诚能也哉！……汉高帝归丰沛作歌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高帝岂以文字高世者哉？帝王之度固然，发于其中而不自知也。白诗反之曰：“但歌大风云飞扬，安用猛士守四方。”其不识理如此。（《栾城第三集》卷八《诗病五事》）
此处的“义理”是指宋代士大夫眼中为人处世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不矜不伐，不骄不吝，一切归于性情之正，而李白的“骏发豪放”，不过是无忌惮、无顾藉者之“气”而已。以此为评诗标准，就连最推崇李白的苏轼，也不得不承认：“李太白，狂士也。”（《苏轼文集》卷一一《李太白碑阴记》）
宋诗的意识指向还表现为对历史题材的理性审视。咏史诗兴起于中晚唐，但大多是以历史兴亡的咏叹而出现，其间虽亦有不少议论之作，以冷峻的理性来探触历史，却往往显得幼稚而浅陋，未能揭示出历史的规律，至少宋人的看法是如此。正如费衮所说：
诗人咏史最难，须要在作史者不到处别生眼目。正如断案，不为胥吏所欺，一两语中，须能说出本情，使后人看之，便是一篇史赞，此非具眼者不能。自唐以来，本朝诗人最工为之。如张安道题歌风台，荆公咏范增、张良、扬雄，东坡题醉眠亭、雪溪乘兴、四明狂客，荆轲等诗，皆其见处高远，以大议论发之于诗。……至如世所传胡曾（晚唐诗人）咏史诗一编，只是史语上转耳，初无见处也。（《梁溪漫志》卷七“诗人咏史”）
与“本朝诗人”比较起来，不仅胡曾这样的三流作家咏史“无见处”，就是杜牧这类名家的名作也不免“好异而叛于理”（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一五）。在宋人的咏史诗里，咏叹的情调渐为议论的逻辑所取代，连杜牧《赤壁》诗里“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两句用调侃口吻表达的怆痛，也被宋人从历史理性的角度去批评：“孙氏霸业，系此一战，社稷存亡，生灵涂炭都不问，只恐捉了二乔，可见措大不识好恶！”（许顗《彦周诗话》）可以说，宋人之所以自认为本朝诗人作咏史诗有“具眼”，就因为他们不是从感情角度、而是从理性角度来认识历史的，并因此而具备一种穿透表象而洞见规律的史学眼光。
宋人对“事理”的重视，还体现为一种政治眼光。如欧阳修在其《再和明妃曲》中生发出“耳目所见尚如此，安能万里制夷狄”的政治性议论（《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八）；又如他的《唐崇徽公主手痕和韩内翰》，感叹“玉颜自古为身累，肉食何人与国谋”（同上卷一三），将一个不幸女性的故事，纳入政治理性的领域。宋人评李、杜诗优劣，也往往以政治识见为标准，如苏辙认为“永王将窃据江淮，白起而从之不疑，遂以放死。今观其诗，固然”；而“杜甫有好义之心，白所不及也”（《栾城第三集》卷八《诗病五事》）。朱熹也说“李白见永王璘反，便从臾之，诗人没头脑至于如此。杜子美以稷、契自许，未知做得与否，然子美却高，其救房琯亦正”（《鹤林玉露》丙编卷六“李杜”引朱熹语）。这虽是评人，却也包括评诗，就识“事理”而言，李不如杜。
其三，物理。虽然宋人主张“反求于内”，“不徒倚外物”，但事实上他们并未完全抛开客观物象，只不过他们关心的不在于物形（如六朝诗），也不在于物情（如唐诗），而在于物理，即客观事物的特性规律以及其中蕴含的哲理性内涵。邵雍的《诗画吟》说得好：“诗画善状物，长于运丹诚；丹诚入秀句，万物无遁情。”（《伊川击壤集》卷一八）这里所说的“情”实际上是指“情理”。换言之，“诗中有画”就是要表现万物之理。
苏轼论画，有“常形”、“常理”之说，以为“人禽宫室器用皆有常形，至于山石竹木，水波烟云，虽无常形，而有常理”。“常形”易辨，“常理”难求，而“常理”是关系到艺术品生命的最重要的因素，“若常理之不当，则举废之矣”，所以画家对“常理”不可不谨（《苏轼文集》卷一一《净因院画记》）。这番议论，其实也代表了宋人论诗的观点。纵览宋诗话中，对“常理之不当”的批评比比皆是：
诗人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亦语病也。如“袖中谏草朝天去，头上宫花侍宴归”，诚为佳句矣，但进谏必以章疏，无直用稿草之理。唐人有云：“姑苏台下寒山寺，半夜钟声到客船。”说者亦云，句则佳矣，其如三更不是打钟时。（欧阳修《六一诗话》）
（王）祈尝谓东坡云：“有竹诗两句，最为得意。”因诵曰：“叶垂千口剑，干耸万条枪。”坡曰：“好则极好，则是十条竹竿，一个叶儿也。”（《王直方诗话》）
唐自四月一日，寝庙荐樱桃后，颁赐百官，各有差。……退之诗：“香随翠笼擎初重，色映银盘泻未停。”……樱桃初无香，退之言香，亦是语病。（《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九）
张仲达咏鹭鸶诗云：“沧海最深处，鲈鱼衔得归。”张文宝曰：“佳则佳矣，争奈鹭鸶觜脚太长也。”（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一一“碍理”引《荆湖近事》）
与此相对应的是对“求物之妙”的提倡与对“写物之工”的欣赏。因而，宋诗人观察世界时总显出智心思考的痕迹，物质世界的神秘感和意象语言的浑融感，都在宋诗中消失了，一切都是清晰、平静而理智的。
此外，客观事物在宋诗中扮演的角色常常是表现哲理的中介，宋人感兴趣的不是物象本身，而是它暗寓的宇宙人生的哲理。比如下列这些名作：
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一一《画眉鸟》）
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临川先生文集》卷三四《登飞来峰》）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诗集》卷二三《题西林壁》）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观书有感》）
林中画眉，庐山峰岭，千寻高塔，半亩方塘，这些客观物象，并非作者纯感觉经验捕捉到的表象，也非情感外射而熔铸成的物我冥契的意象，而是为表现某种哲理而通过知性选择的形象，从中能明显看出诗人的知性推理过程。
其四，文理。由于宋人总是苦心孤诣地想让读者品尝出诗中之“理”，因而特别注意“意脉”的畅通和“语序”的日常化。魏了翁有一段话说出了义理和文理的关系：
理明义精，则肆笔脱口之馀，文从字顺，不烦绳削而合。彼月锻季炼于词章而不知进焉者，特秋虫之吟，朝菌之媚耳。（《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二《跋康节诗》）
也就是说，为了凸显“义理”，诗歌的语言必然会走向“文从字顺”。如前面所举欧、王、苏、朱四首名作，其中“始知”与“不及”、“不畏”与“自缘”、“不识”与“只缘”、“问渠”与“为有”之间，语序都有很强的因果关系，上下句意脉相连。宋诗中这类语式非常多，不可遍举
。在宋人的诗论里，也随处可见对文理的讨论，如胡仔（1147年前后在世）评论苏轼《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诗，“此一篇诗意，本末次序，有伦有理，可谓精致矣”（《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八）。又苏辙评论《大雅·绵》九章，以为“如连山断岭，虽相去绝远，而气象联络，观者知其脉理之为一也”（《栾城集》三集卷八《诗病五事》）。就是以生新瘦硬诗风著称的黄庭坚，也这样认为：
好作奇语，自是文章病，但当以理为主，理得而辞顺，文章自然出群拔萃。观杜子美到夔州后诗，韩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章，皆不烦绳削而自合矣。（《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一九《与王观复书三首》之一）
一样主张“辞顺”，以表现义理为旨归。所以，当有人称赞黄庭坚的“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句以为极至之时，他自己却认为“此犹砌合”，另一首“石吾甚爱之，勿使牛砺角，牛砺角尚可，牛斗残我竹”，才称得上极至（吕本中《童蒙诗训》）。显然，黄庭坚不满意唐诗那种意象叠加式（砌合）的句法，而欣赏散文式的有推理过程的句法。可见，所谓“以文为诗”不仅是宋人面对唐诗艺术力求新变的要求，而且也是理性内容对诗歌语言形式的必然选择。
南宋中后期，颇有一批诗人倡言唐律，对宋诗言理的倾向痛加针砭，如严羽（约1190—1248）《沧浪诗话·诗辩》云：“诗有别趣，非关理也。”又云：“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又如刘克庄《竹溪诗序》云：“本朝则文人多诗人少。……要皆经义策论之有韵者耳，非诗也。”（《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四）不过，严羽大约是站在陆九渊心学的立场反对濂洛学派的性理，并未抛弃理性精神，所以在“非关理也”之后又补上一句：“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而刘克庄对风月山水与伦理教化的关系亦颇有认识（《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四《跋恕斋诗存稿》）。此外，姜夔（1155—1221）的《白石道人诗说》虽反对浅露的议论，却在“四高妙”中特别列上“理高妙”一条。江湖诗派中人亦有不满于唐诗寡理害道者，包恢评戴复古之诗时说：“理备于经，经明则理明。尝闻有语石屏，以本朝诗不及唐者，石屏谓：‘不然，本朝诗出于经。’此人所未识，而石屏独心知之，故其为诗正大醇雅，多与理契。”（《石屏诗集》卷首包恢序）
理性精神无疑使宋诗更深刻，更冷静，更细腻，也更机智：虽褪去了感性的魅力，却焕发出智慧的光芒；虽损失了部分形象的美感，却增添了更多的文化内涵——哲学、政治、历史、伦理、宗教、艺术等内容。然而，理性精神也常使宋人作诗或评诗迂腐不堪。苏轼这样的艺术天才不免有“两手欲遮瓶里雀，四条深怕井中蛇”之类的句子（见《苏轼诗集》卷二一《三朵花》），意尽句中，言外索然
。诗中说理固然会有“味同嚼蜡”之病，而有时持理评诗也难免焚琴煮鹤，大煞风景，如沈括（1030—1094）《梦溪笔谈》评杜甫《古柏行》“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之句，以为四十围是七尺，而长二千尺，“无乃太细长”。而黄朝英（1101年前后在世）《缃素杂记》则以古代尺律为据，以为四十围是百二十尺，与长二千尺正相配
。如此将艺术作品绳之以数学计算，完全置诗的形象思维特征于不顾，真可谓胶柱鼓瑟，令人啼笑皆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