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胞物与的忧患意识

倘若只依文明的发达程度来衡量，宋代无疑是中国封建文化最光辉的时期，因为不仅“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 ，而且在宋代，“中国的文化是世界上最光辉的” 。然而，遗憾的是，人类历史上无论中外都有过野蛮征服文明的先例，日耳曼“蛮族”的入侵导致西罗马帝国的覆亡，匈奴的叛乱造成西晋的崩溃及五胡十六国的割据。在中古时期，历史只垂青于强大的武力，“文治”需依赖于“武功”得以完成。因此，若依版图与武功为衡量标准，宋代又是中国历史上统一王朝中最孱弱的朝代，不仅无法与其前的汉、唐相提并论，就是与其后的元、明、清比较，也显然相形见绌。从北宋建国起，就受到北方契丹族（辽）的威胁，以后又历经党项（西夏）、女真（金）、蒙古（元）等的长期侵凌，从“澶渊之盟”、“隆兴和议”到“临安乞降”；从“白沟移向江淮去” ，到“来孙却见九州同” ；从燕、云十六州的放弃，南宋的偏安，到蒙古灭宋，两宋三百多年，在妥协忍让、苟且偷生中度过了一个屈辱的时代。

宋王朝文官政治的推行，极大地提高了士大夫的自尊心和责任感。宋代儒学的复兴，则极大地振奋了士大夫负重致远的弘毅抱负。因此，积贫积弱的国力与繁荣发达的文化之间形成的巨大反差，使得宋人维护华夏正统文化的历史使命感比任何朝代的士人都显得更为强烈。时代的病态造成宋人忧患意识的流行和深化：“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范仲淹《岳阳楼记》）这不光是范仲淹个人的襟抱，而可以视为两宋有识之士的共同心声。宋诗中慨叹国耻国难的作品几乎与宋王朝的建立同时出现，每次民族的灾难在宋诗中都能找到对应的作品：西夏入侵导致庆历诗风政治意识的强化，中原陆沉引起南渡诸公爱国激情的喷发，临安陷落触动志士遗民黍离哀思的回响。

宋诗人处于外患威胁的时代，社稷之忧时时盘结于心，这样，忧患意识就成为宋诗重要的意识指向之一。我在前面曾说过，宋人欣赏乐易而不满悲哀，似乎与此忧患意识自相矛盾。然而，宋人反对的悲哀怨愤，乃是 个人性 的一己之穷愁，此处所言忧患意识，乃是 民族性 的天下之忧，九州悲歌与秋虫孤吟，自有天渊之别 ^[1] 。“少陵有句皆忧国，陶令无诗不说归”（周紫芝《太仓稊米集》卷一〇《乱后并得陶杜二集》），这两句诗集中体现了宋人心目中陶、杜诗的思想价值取向，对待个人的生活，不妨超脱潇洒，“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岳阳楼记》）；关系民族的命运，却难免感慨忧思，“风雨愁人夜，草茅忧国心”（戴复古《石屏诗集》卷三《闻边事》）。

宋诗学中的忧患意识不仅源于传统儒学对政治的深切关怀，也出自新儒学“民胞物与”的仁爱精神。张载在其名作《西铭》中声称：“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横渠集》卷一）以万民为同胞，以万物为同类，从而与之休戚相关。这种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是宋诗人忧患意识形成的最深层动因。就主题内容而言，宋诗学中的忧患意识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恤民。宋诗人作为文官政治的体现者，普遍对社会现实和平民生活表示强烈的关注，即所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这种“忧”不仅表现为对民间疾苦的深切同情，往往还连带着对自身尸位素餐的沉痛自责。如宋初王禹偁的《对雪》，前面写民间疾苦，后面写自身反省，流露出真切的忧民情怀。在王诗里，明显可看出杜甫、白居易恤民之诗的影响。这一传统在庆历前后进一步发扬光大，在理论上更为自觉。如梅尧臣的《田家语》前的自序云：

庚辰诏书，凡民三丁籍一。……主司欲以多媚上，急责郡吏，郡吏畏不敢辩，遂以属县令。互搜民口，虽老幼不得免。上下愁怨，天雨淫淫，岂助圣上抚育之意耶？因录田家之言，次为文，以俟采诗者云。（《宛陵先生集》卷七）

在欧阳修的《赠杜默》诗中，这种忧民精神更表现为整顿乾坤的强烈愿望：

京东聚群盗，河北点新兵。饥荒与愁苦，道路日以盈。子盍引其吭，发声通下情。上闻天子聪，次使宰相听。何必九包禽，始能瑞尧庭。（《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一）

这里对民间灾难的急切关注，不同于传统反映现实之诗那种诗人身处乱世与民间的切身体验和自然揭露，而是体现出参政者“通下情”、“瑞尧庭”的施政意识，和梅尧臣所谓“俟采诗者”的意思相通。在梅尧臣、苏舜钦、欧阳修的诗集中，都可找到不少反映现实、体恤民情的作品。这一传统在宋诗发展进程中一直得到保留，即使是在政治意识相对淡化的北宋后期，关心民瘼之作也未随讽谏之作的禁绝而销声匿迹，晚年的苏轼仍写下《荔枝叹》这样的名作，黄庭坚也在大量诗歌中表达了“民病我亦病”的仁恕精神 。此外，如张耒、秦观、陈师道、张舜民（1034？—1101？）等人，也有不少悯农诗传世 。

从黄庭坚到江西诗派，再到南宋的范成大、杨万里、陆游，直至戴复古、刘克庄，忧民之心如薪火相传，代代不绝。黄庭坚题画菜说：“不可使士大夫不知此味，不可使天下之民有此色。”（《宋黄文节公全集》别集卷六《题画菜》）这段话在江西派诗人汪革（1071—1110）那里，引申为“人常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的格言（吕本中《东莱吕紫微师友杂志》引汪革语），在南宋理学家真德秀那里，更成为士大夫的座右铭：“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可一日不知此味。”（罗大经《鹤林玉露》甲编卷二《论菜》引）这种尝菜根的精神是宋诗学中忧患意识的最形象的体现。

值得注意的是，宋诗中不少反映生民疾苦的作品都与边患有关。如王禹偁的《对雪》，“因思河朔民，输税供边鄙”，“又思边塞兵，荷戈御胡骑”（《小畜集》卷四）；王安石的《河北民》，“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王荆文公诗笺注》卷二一），表现出对契丹侵凌的忧愤。梅尧臣的《汝坟贫女》，为“再点弓手”而作（《宛陵先生集》卷七）；苏舜钦的《吴越大旱》，其背景为“是时西贼羌，凶焰日炽剧”（《苏舜钦集》卷二），反映了西夏入侵给百姓带来的痛苦。而到了南宋，对北方沦陷区遗民的同情和关注又成为很多爱国诗人笔下的重要主题。

第二，忧国。在外患深重的时代，恤民的情怀必然会集中转化为对国事的忧虑。欧阳修在《班班林间鸠寄内》中反复表明自己的态度：

我意不在春，所忧空自咄。一官诚易了，报国何时毕。……孤忠一许国，家事岂复恤。横身当众怒，见者旁可慄。（《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二）

这种“报国”、“许国”之志，是宋诗人重要的思想价值取向，而“忧”与“愤”是其最鲜明的特点。有时这种志向表现为对华夏文化命运的深切关注，如欧阳修的《日本刀歌》，从宝刀联想到日本文化本源于中国，保存着在中国已被焚毁的“先王大典”，然而，此时却是“严令不许传中国”，导致“举世无人识古文”的文化断裂的严峻局面（《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五四）。诗的实质已非对具体文物的外流而感到惋惜，而是对华夏正统文化的惨遭毁弃而“感激流涕”。苏舜钦的《感兴》同样从文化角度表达了忧国情怀，诗中对宋仁宗的礼仪形式与辽国为伍的现象痛心疾首：“惜哉共俭德，乃为侈所蛊。痛乎神圣姿，遂与夷为侣。苍生何其愚，瞻叹走旁午。贱子私自嗟，伤时泪如雨。”（《苏舜钦集》卷一）这种维护华夏文化的忧患意识在南宋陆游那里表现得更为充分，他的很多爱国主义诗篇，都展示出挚爱汉民族文化风俗的感情 。

有时这种志向表现为对国耻国难的如焚忧心，这在西夏、金、元入侵造成民族危机和灾难的重要关头表现得尤为强烈。苏舜钦、陈与义（1090—1139）、陆游、文天祥的诗歌是突出的代表，在他们的诗中，随时可见忧愤、感激、流涕一类的字眼。如苏舜钦的诗句“有客论时事，相看各惨然。……何人同国耻，馀愤落樽前”（《苏舜钦集》卷六《有客》），“予生虽儒家，气欲吞逆羯。斯时不见用，感叹肠胃热”（同上卷二《吾闻》），“思得壮士翻白日，光照万里销我之沉忧”（同上卷一《大雾》）等等。他称赏杜甫诗“豪迈哀顿”（同上卷一三《题杜子美别集后》），不光是对杜诗艺术风格的认识，还应包括对其许国抱负和忧患意识的发现。在陈与义的后期作品中，也有大量这样的诗句：“慷慨赋诗还自恨，徘徊舒啸却生哀。灭胡猛士今安有？非复当年单父台”（《陈与义集》卷二七《雨中再赋海山楼诗》），“忧世力不逮，有泪盈衣襟”（同上卷一四《次舞阳》），“小儒五载忧国泪，杖藜今日溪水侧”（同上卷二七《同范直愚单履游浯溪》）等等。他在颠沛流离中与杜诗产生了共鸣，深刻反省“但恨平生意，轻了少陵诗”（同上卷一七《正月十二日自房州城遇虏至……》），并认识到“要必识苏、黄之所不为，然后可以涉老杜之涯涘”（《简斋诗外集》晦斋《简斋诗集引》引）。陆游的忧国之情更为强烈，一部《剑南诗稿》中，以《书愤》为题的诗就有若干首，大多表露了“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的报国无门的悲愤 。所以，宋末遗民林景熙（1242—1310）将陆游诗与杜甫相比，“意在寤寐不忘中原，与拜鹃心事悲惋实同”（《霁山文集》卷五《王修竹诗集序》）。可以说，志在收复的忧患意识已熔铸进陆游的灵魂和生命。文天祥也如此，他的诗“故家不可复，故国已成丘。对此重回首，汪然涕泗流”（《文山先生全集》卷一四《还狱》），“耳想杜鹃心事苦，眼看胡马泪痕多”（同上《读杜诗》）等等，忧愤之情更转为沉痛的故国之思。以对民族命运的关注为契机，文天祥与杜甫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有不少仿杜之作，又有集杜诗二百首，甚至认为“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日玩之不置，但觉为吾诗，忘其为子美诗也”（同上卷一六《集杜诗·自序》）。

其实，即使在相对承平的北宋中后期，“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有识之士已从忧国的角度来肯定杜诗的价值：

文物皇唐盛，诗家老杜豪。雅音还正始，感兴出《离骚》。……世乱多群盗，天遥隔九皋。途穷伤白发，行在窘青袍。忧国论时事，司功去谏曹。（张方平《乐全集》卷二《读杜工部诗》）

吾观少陵诗，为与元气侔。力能排天斡九地，壮颜毅色不可求。……瘦妻僵前子仆后，攘攘盗贼森戈矛。吟哦当此时，不废朝廷忧。常愿天子圣，大臣各伊周。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寒飕飕。（《临川先生文集》卷九《杜甫画像》）

子美自比稷与契，人未必许也。然其诗云：“舜举十六相，身尊道益高。秦时用商鞅，法令如牛毛。”此自是契、稷辈人口中语也。（《苏轼文集》卷六七《评子美诗》）

愿闻解鞍脱兜鍪，老儒不用千户侯。中原未得平安报，醉里眉攒万国愁。（《山谷外集诗注》卷一六《老杜浣花溪图引》）

从北宋中叶开始，终宋一代，以杜诗的忧国精神为主旋律，众多的诗人加入了大合唱。宋诗宗杜形成强大的传统，其间虽有诚斋体、四灵诗学晚唐的别调出现，但杜诗传统总是一次次顽强复归。这充分说明了宋诗学的意识指向与杜诗忧国精神的沟通与共振。

第三，忠君。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君王总是国家的象征。因此，古人的忧国往往与忠君密不可分，宋人也不例外。不过，在宋代，皇权有所削弱，以宰相为首的在朝士大夫的集体权力有所加重 。宋代臣僚所上奏疏，其中讥弹时政，批评君王，有时非常尖锐。文字狱多由宰相所制造 ，君王相对倒还较开明。所以，宋人的忠君意识就不能简单理解为效忠封建专制君主，而更多地带有维系汉民族国家完整的意味，这在民族矛盾尖锐的社会背景下，自有其正面的意义。我们注意到，宋人特别欣赏杜诗“一饭不忘君”的精神，这句话的发明权可归苏轼，而其精神却是宋诗人的共识：

老杜虽在流落颠沛，未尝一日不在本朝。故善陈时事，句律精深，超古作者，忠义之气，感发而然。（《潘子真诗话》引黄庭坚语）

子美之诗，凡千四百四十馀篇，其忠义气节，羁旅艰难，悲愤无聊，一见于诗。（李纲《梁谿集》卷一三八《重校正杜子美集序》）

汉唐间以诗鸣者多矣，独杜子美得诗人比兴之旨，虽困踬流离而不忘君，故其辞章慨然有志士仁人之大节，非止模写物象风容色泽而已。（同上卷一七《湖海集》序）

工部之诗，真有参造化之妙，别是一种肺肝，兼备众体，间见层出，不可端倪，忠义感慨，忧世愤激，一饭不忘君，此其所以为诗人冠冕。（楼钥《攻媿集》卷六六《答杜仲高旃书》）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忘君”即是忧国的具体体现，“一饭不忘君”也就是把关怀国家命运的忧患意识渗透到日常思维中去了。

每一时代总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理解接受文化遗产的。宋人取杜甫的忠君思想，在两宋外患频仍的特殊背景下，起到了维系民族文化、挺立民族精神的积极作用，“故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班班可考，匡直辅翼之功，盖非一日之积也”（《宋史·忠义传序》）。联系到北宋中叶后形成的“学诗者非子美不道，虽武夫、女子皆知尊异之”（《蔡宽夫诗话》）的盛况，便可知道宋诗学弘扬杜诗忠义精神在御侮斗争中的特殊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宋诗中的忧患意识并非只以感激忧愤的形式表现出来，有时也蕴含于轻快、昂扬甚至谐谑之中。如黄庭坚在元祐二年（1087）为宋朝擒获叛乱的吐蕃首领鬼章写下的祝捷诗篇：

汉家飞将用庙谋，复我匹夫匹妇仇。真成折箠禽胡月，不是黄榆牧马秋。幄中已断匈奴臂，军前可饮月氏头。愿见呼韩朝渭上，诸将不用万户侯。（《山谷内集诗注》卷八《和游景叔月报三捷》）

这是黄庭坚平生第一首快诗，情调高昂，欢欣鼓舞，洋溢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不用万户侯”之句，表达了诗人系天下忧乐于怀、不以个人得失为意的胸襟。又如南渡诗人曾幾的一首喜雨诗云：

一夕骄阳转作霖，梦回凉冷润衣襟。不愁屋漏床床湿，且喜溪流岸岸深。千里稻花应秀色，五更桐叶最佳音。无田似我犹欣舞，何况田间望岁心。（《茶山集》卷五《苏秀道中自七月二十五日夜大雨三日秋苗以苏喜而有作》）

这里，屋漏床湿的个人的“愁”为旱溪水深的民众之“喜”所取代，秋雨梧桐的愁苦之意转化为田间望岁的欣舞之情。这和宋诗学化解悲愁的功能是一致的，然而，这转愁为喜的过程，不正是受诗人忧国忧民的意识指向所决定的么？宋诗中谐谑之作，特别是禽言诗，也往往是通过游戏轻松的形式表达出同样深沉的忧民情怀：

昨夜南山雨，西溪不可渡。溪边布谷儿，劝我脱破袴。不辞脱袴溪水寒，水中照见催租瘢。（《苏轼诗集》卷二〇《五禽言》之二）

南村北村雨一犁，新妇饷姑翁哺儿。田中啼鸟自四时，催人脱袴著新衣。著新替旧亦不恶，去年租重无袴著。（《山谷内集诗注》卷一《戏和答禽语》）

仿禽言而反映生民疾苦，乃是宋诗中一个重要传统 。所以，宋人的“自适”、“娱心”之说，并未使宋诗流为轻薄浮浅的调笑，而常常是在外表的轻松幽默后面，透露出一丝苦涩和悲怆，展示出一种“民吾同胞、物吾同与”的博大襟怀。

[1] 见《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五《太白戏圣俞》：“山头婆娑弄明月，九域尘土 悲人寰 。……下看区区郊与岛，萤飞露湿吟秋草。” 1G8FdsEHJFmb7Dm6bOvEdWXhKqxNxEJjH9Led4+x+pTigiJqJSz8OegGjg4RZu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