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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大致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30年和后30年的经济进行比较，从相对指标看，1950—1980年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但1981—2000年这一比重提高了近2倍。以1978年为基数，按不变价计算国内生产总值（GDP），2000年的相当于1978年的9.1倍，2010年的相当于1978年的20.5倍，预计2020年GDP为1978年的44倍。与此同时中国20年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基本在3%上下波动，中国的经济结构也趋于优化。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发展出现了极为复杂的局面，虽然中国经济不能“独善其身”，难免发生一些波动，但保持了稳中有进的基本趋势。中国经济在由高速度转向高中速度的同时，加速了自身结构的调整和内需的启动，发展质量正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为世界经济增长所做的贡献不断提升。持续稳定的经济总量增长和逐渐优化的经济结构，奠定了中国迈向现代化社会最基本的物质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始终把握结构性调整主线。2016年明确提出全力落实“三去一降一补”任务后，供求关系明显改善，转型升级持续推进，经济运行质量效益不断提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效应不断扩大。一方面减少了低端供给和无效供给，改善了市场供求关系，促使微观主体经营明显好转，发展预期稳中向好；另一方面扩大了中高端供给和有效供给，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产品不断涌现，有力支撑市场需求升级和宏观经济的稳定。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在减少无效供给的同时促进了产业发展向中高端迈进。现代服务业中的生产性服务业、战略性新兴服务业营业收入的增速快于规模以上服务业增速；工业中的高技术产业和现代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快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用下，需求升级步伐加快，经济发展动力增强，市场潜力不断挖掘，使消费贡献率稳步提升。
2017年6月全球创新指数（GII）报告显示，中国是唯一与发达国家经济体创新差距不断缩小的中等收入国家，已经成功跻身全球创新领导者行列。在七大类指标中，中国有五大类均有所提升。在未来，创新应该进一步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加速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着力引导、形成符合经济可持续发展方式需求的产业结构，形成知识密集型、资源集约型、生态友好型产业体系。促进高技术产业由装配制造向自主研发、集成创新延伸，提高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大力发展知识经济，通过知识密集型产业带动和推进中国的产业结构转型与就业结构转型。使高技术产业以及知识密集型产业占GDP的比重在2020年达到30%，大体与欧盟和日本的水平相当，和美国的差距迅速缩小。这也标志着中国由物质要素投入为主转变为知识要素、创新要素投入为主的经济体。
1978—2017年，中国的城镇常住人口从1.7亿人增加到8.13亿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18%提升到58.5%。与城市化进程相关的房地产业、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城市居民消费等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了以信息化、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的战略，与现代化发展融入一体。中国城镇化促进了城市群加速，城市群是现代基础设施要素的集聚体，如高速公路、高速铁路以及其他交通工具有机组成的大经济圈，或是珠江三角洲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环渤海城市群。它们在成为带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龙头、全国重要的创新区域、全国重要的人口聚集和经济密集区，乃至世界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区的同时，决定性地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步伐。以国家优化开发和重点开发的城市化地区为主要支撑，以轴线上其他城市化地区为重要组成的城市现代化的格局，重新塑造了以城市化群为主导的中国新现代化经济体系，也成为中国持续增长的强大动力。中国已经成为世界高速铁路的引领者，到2020年，全国铁路网全面连接2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高速铁路网基本连接全国省会城市和其他50万人口以上城市。城镇化经济的发展使中国迅速成为世界港口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第一大国。包括石油管道、成品油管道、天然气管道，航空港和国内外航线等构成的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水平得到提升；发电装机容量，以超宽带网为核心的三网合一全国信息网，以世界最大的、以特高压为核心的全国智能电网建设工程，大水电、大核电、大风电等的集约开发和建设，极大地提升了我国综合基础设施现代化水平。中国的城镇化及其伴生的基础设施体系，奠定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强大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中国特色。所谓社会主义就是社会公共利益至上的社会，是公共的、集体的、社会的。社会主义社会在经济领域实行公平分配，在社会领域健全公共服务，在政治领域推行民主法治，在文化领域倡导道德文明，在生态领域实施环境保护。社会公共利益集中表现为社会成员的幸福最大化，最终体现为民众的幸福感受。所谓中国特色，就是根据中国人口众多、资源短缺的国情创造中国模式的幸福社会，即经济殷实、政治民主、社会和谐、环境清洁、物质低耗、精神愉悦。我们“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要解决好这些矛盾，需要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不移地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对外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内容。开放使中国及时利用了人类社会发展经济最好的实践成果，在享受全球分工利益的同时，又冲击瓦解了旧体制。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中国发展的重要结论。坚持市场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改革方向。“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
改革的核心变化是承认物质利益和保护合法权益。保持政治稳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制度优势。改革把政治稳定作为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政治制度不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来抽象评判，不能定于一尊，不能生搬硬套外国政治制度模式”。
中国的经济基础和人民大众不可能接受改旗易帜的政治倒退，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不可能选择西方的政治民主化，中国需要发展自己特色的民主政治体制，这是走自己道路的根本前提。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手段。中国幅员广大，各地都有相对的地理位置、劳动力素质、产业布局、成本以及文化等优势。中国每个成功的省（区、市）都有区域特色发展的模式，其独特之处在于利用了本地区所具备的比较优势，激励潜在经济发展变量发挥了正能量。文化底蕴发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支撑，中国古老文化传统的正能量精髓在改革开始就起到重要作用，主要是按照循序渐进的中国文化特点摸索改革路径。“和为贵”的思想和宽大包容的风格与各类经济因素结合起来，不断扩大全社会正能量，我们从社会、国家和个人三大层次凝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在从“贴在墙上”向“印在心上”到“落在行动上”实现梯次转变。而这一切将组成强大的国家综合软实力。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开新局、谋长远、解难题、办大事，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不断开拓创新，以新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
曾经的现代化概念是以GDP为目标，以财富为尺度，以消费为追求，由此导致人类对物质欲望的膨胀，这种欲望一度超过了地球资源与自然生态的承载力。中国加入全球现代化行列，经济快速发展，但问题同样严峻，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应该怎么走？党的十九大确立了未来30年的发展蓝图，从2020年到2035年，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大幅跃升，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的阶段；是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的阶段；是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的高度，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中华文化影响更加广泛深入的阶段；是人民生活更为宽裕，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的阶段；是现代社会治理格局基本形成，社会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阶段；是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的阶段。从2035年到2050年，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国的幸福之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包括三个基本要素。物质财富要素是现代化的最基本的物质基础；社会特性要素是现代化的制度和政治优势；文化精神要素是现代化的软实力。
面向未来，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要坚固物质基础、发挥政治优势和提升软实力仍然艰难曲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问题导向与长远发展相结合，注意了以下重大关系的处理。在物质基础上处理好两大关系。一是经济发展与道路选择的关系。物质是第一性的，但道路的选择会决定创造物质的路径，在发生严重经济危机的时候，经济危机往往导致经济思想自身的革命。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内外学术界对经济体系、国际经贸、经济政策等均进行了反思正说明了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不论是理论还是实践者都在对市场自身的有效性、稳定性和公正性发出质疑，对新自由主义思潮及其政策实践进行反思。而中国人民对自己的道路自信明显超越了西方，如何在回顾过去、坚定信心的同时面向未来、主动谋划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成为了重要的问题。就在这个关键节点，党的十九大确立了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必须长期坚持的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就是我们旗帜鲜明的选择。二是处理好去产能与新动能培育的关系。我国过去经济发展主要是靠固定资产投资的外力拉动，缺乏创新又导致制造业处于全球价值链“微笑曲线”下端，自主研发能力弱，产业弹性应对机制较差，多年高强度的投资加上危机应对中的投资强刺激，形成了部分产能过剩，需要“坚持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扩大优质增量供给，实现供需动态平衡”。“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
与此同时，新一轮技术革命正在改变着世界产业结构，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牢牢抓住新产业革命的重大机遇，统筹好两者关系非常重要，是两者并进，还是“做大增量，化解存量”，需要针对不同产业进行细分研究。关于“互联网+”与传统特色产业发展的关系。互联网等新技术将重新定义未来的经济，新的产业变革已经来临。一方面，世界正在朝着“智能化社会发展”，使人类享受着智能革命带来的便利；另一方面，世界进入了体验经济和个性消费的长尾时代，传统的特色产品、地方文化遗产、特色农产品、手工艺等具有原生态和传统要素又开始被热捧。现代与传统的结合，既顺应世界潮流与时俱进，又不放弃自身的特色，将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项重要问题。
在社会发展上处理好两大关系。一是城镇中国与乡村中国的关系。尽管对大力发展城市还是加快建设美丽乡村在理论和实践中多有争论，但清晰的国情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我们既需要大中城市的集聚经济特征来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和集约化利用，解决中国人口压力问题，也需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美丽乡村建设来保持生态绿色环保，减缓交通人口压力，更加人性化的宜居等。从综合水平上比较，我国美丽乡村建设更有条件追赶发达国家，这也有利于快速缩小城乡差距，应该“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分布式智能制造及我国高铁的迅猛发展，原有的时空界限发生变化，对此应有前瞻性的思考。二是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环境污染成为世界性难题，则是发达国家从18世纪中叶以来的工业粗放发展所带来的，到今天，发展中国家必须通过发展来改善民生，这样的生存性排放也无可避免要带来一定的污染，从而加重环境污染的程度。我们要发展，但又必须防范环境污染达到极限，这又会给人民生活带来巨大灾难，经济发展也会毁于一旦。如何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条件下，处理好环境污染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在文化精神要素上要处理好文化与物质的关系。我国的五年规划是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但是，长期以来重经济轻社会文化的现象比较严重，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价值观是文化最深层的内核，价值观自信是文化自信最本质的体现。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我们必须坚守根植于中华文化沃土又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价值观。只有持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传承和延续中华民族思想精髓、精神基因、文化血脉，才能更好地构筑中国的精神、价值和力量。我们承认物质的第一性，但精神对于物质的发展是不可或缺的，如果五年规划长期忽略文化价值观，最终将影响到我们究竟走什么道路的重大问题。在新时代，省级五年规划需要处理好物质与文化的关系。首先，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我们必须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切实抓好任务落实，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建设取得新的更大进展。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在规划中，要强化对国民教育的引领，强化对精神文明创建的引领，强化对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的引领。其次，要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作用，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大力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不忘本来、辩证取舍，深入阐发中华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核心思想观念；要充分运用传统文化中的道德教化资源，深化孝老爱亲教育、诚信教育、勤劳节俭教育，着力发展乡贤文化、弘扬企业精神。
首先是发展理念上的现代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屋建瓴，针对我国面对和即将面对的国际国内环境，与时俱进地不断提升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论认识。从“包容性增长”到“可持续发展”，再到以人为核心的社会全面进步，特别是党的十九大再次强调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发展问题的全新思考。从“科学”到“人本”的升级，从对经济数字的关注到对人民的关切，从对金钱的追求到对幸福的追寻，从GDP增长到可持续、包容性发展，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效率和公平并重，充分说明了我们党和国家的发展观在与时俱进向前发展。其次，深刻认识到全面深化改革是新动力。“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所有这一切都取决于改革的全面深化推进。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重要经验包括渐进式、摸索调整、试错、纠错机制等多方面，由于国情所在，改革在宏观经济层面有赖于“顶层设计”，通过探索来建立最优化的治理结构和管理模式；在地区社会治理层面则需要“基层探索”，以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妥善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分权关系，以避免各方面包括利益集团的阻挠，防止改革“空转”。再次，设计新背景下对外开放的新路径。“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正确义利观”。
要充分释放开放对改革的促进作用，在新背景下设计中国对外开放的新路径需要更广阔的视野。中央已经注意到新路径是在现有基础上更深入、更全面的开放。在新背景下，要对开放中出现的问题及时进行调整：开放层级从单纯“引进来”到“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对外贸易从利用比较优势到更多地利用竞争优势转变；投资从利用区位优势到更多地利用股权优势转变；政策治理加强国内政策改革与国际经济治理结构相结合。开放新路径将和全面深化改革共同为中国经济长期发展带来巨大的红利，推动中国经济走向中高端。
我们迈入基本现代化的最大底气是有坚定的自信。中国人民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自信者强。民族的自信与其兴衰荣辱相交织，中华民族的自信植根于中华文明醇厚的文化沃土，来源于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坚定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升华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真理是坚定自信的理论源泉。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实践相结合，带来中国的不断飞跃，推动中华民族跨越式前行。到了21世纪20年代，“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推动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推动我国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中国以新的姿态不断强化自信，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全球治理，谋求共同发展，展现大国风范，引领前行方向。
我们对迈入基本现代化充满着必胜的信心，也同时看到问题的存在，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有正能量就必然有负能量，有作用力就有反作用力。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着潜在的风险，尽管多项宏观经济指标在改善，经济运行微观基础有所增强，实体经济向好的动能逐步体现，但整体经济仍处于周期性下滑阶段，并积聚了各种风险和结构性矛盾。也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创新能力不够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社会文明水平尚需提高；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全面依法治国任务依然繁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待加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国家安全面临新情况；一些改革部署和重大政策措施需要进一步落实；党的建设方面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
尤其是发展不平衡之一的财产贫富分化是风险的重要因素。《21世纪资本论》作者托马斯·皮凯蒂于2017年计算出1978—2015年中国居民的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情况。上述情况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国家财富收入上升且结构发生变化。国家财富收入比近40年来翻了一番，财富的构成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农业用地份额大幅下降，国内资本等资产份额大幅增加。二是三个群体收入呈分化现象。高端1%群体占全部居民收入的比重迅速上升，而低端50%群体的比重下降，中端40%群体的比重基本稳定。三是中国的私人财富与国家收入比和西方国家很接近。2015年中国的私人财富与国家收入比为450%，美国为500%，英国和法国为550%—600%。中国高端1%群体收入占全部居民收入比重达到14%，而同期美国达到20%；中国低端群体收入占全部居民收入比重约15%，而同期美国仅为13%。
我国经济发展赖以依靠的需求基础也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国外需求受复杂国际经济政治环境的影响，从2008年以来一路下行。一些西方国家破坏WTO规则，搞单边保护主义，企图阻止全球一体化进程。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的确存在局限，除了我国庞大的生产力要依赖于国际市场，很多关键领域的核心技术没有掌握，多个领域的发展受到限制。
中国从实现全面小康基础上开始迈向现代化，其定量分析基于三个大前提：面临前所未有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政治形势；经历40年的改革开放奠定了物质和精神基础；党的十九大确立了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
必须从根本上提升创新能力。在众多的国家战略资源中，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中国是科技人力资源大国，研发人员数量稳步增加，2010年比1980年翻了两番多。要实现现代化必须由人口大国向人才强国转变，预计到2020年，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将超过2亿人，2035年达到4亿人，各类专业技术人员达到2亿人，科学家和工程师达到600万人。届时，人才资本作为经济运行中的核心投入要素，通过自身形成的递增收益和产生的外部溢出效应，对经济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份额，即人才贡献率，预计2020年和2035年将分别达到35%和58%。进入21世纪，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科技创新成果加速性增长，正在打破由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贸易以及科技创新格局。科技创新强国表现为科学创新能力、技术创新能力、科技人力资本、科技投入能力和科技市场能力占世界份额全面增强。同时，反映国家科技实力的科学论文发表量、专利申请量、研究开发支出以及高技术产品出口等主要指标占世界比重预计2020年分别达到16.5%、27%、24%、35%；2035年达到18.5%、29%、26%、41%。
基于以上定量分析预测，可以对2035年我国的综合科技实力做一个基本判断。科技实力是指为了追求和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目标，在全国和全球范围内利用各种科学技术资源的能力。尽管以上指标还不能完全代表一个国家的综合科技实力，但如果再加上个人电脑和互联网用户与各经济发达体进行比较，我国在2020年综合科技实力将大大增强，在2035年将进入世界前列梯队。
从2020—2035年，我国将迎来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代，“人民生活更为宽裕，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我国的区域差距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存在，这与区域的资源禀赋、生产力布局、科研水平以及人口密度等都有直接的关系。我们基于改革开放以来主要指标相对差异的变化特征，特别是从新时代治国理念要求分析，预计到2035年，基本实现不同地区、城乡与不同人群间发展水平的一致化；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差异略大于公共服务差异，但差别并不显著；城乡居民收入和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于前两者，但差异系数明显下降。公共政策在调节多维差距上的能力越来越强，手段越来越多，力度越来越大，覆盖全体人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和高水平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人均GDP差异系数降到0.25左右，城乡恩格尔差异系数为0.06，人口预期寿命差异系数为0.06。
人类发展指数（HDI）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衡量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指标，该指数是以“预期寿命、教育水平和生活质量”为基础变量得出的综合指数。预测到2035年，我国各省该指数的差异系数降至0.1以下，协调性达到较高程度。2010年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为0.663，处于中等人类发展水平，到2020年绝大多数省份都将处于高人类发展水平，2035年中国人类发展指数将排在世界的第35位左右（2015年排第91位）。
个人收入水平是反映差距的重要指标，预计到2035年，中等收入群体占有财富占总财富的比重将达到45%。随着制度的成熟和完善，高收入群体占有财富的比重也会较大幅度下降，低收入群体占有财富的比重将上升到22%，构成稳固的橄榄形收入结构。
基本公共服务体现了群众最直接、最现实的切身利益。从现在到2035年，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将逐步从目前的低水平、广覆盖过渡到未来的高质量、同质化。尽管届时城乡、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还有差距，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已经实现，不再因存在城乡或地区的身份差别，而影响接受基本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社会保障体系在2020年可以实现基本社会保障全覆盖，到2035年实现较高水平的社会保障全覆盖。人人享有社会保障，保障机制和体制基本健全，保障的统筹水平大幅提高，社会保障项目实现可转移、可接续。以上预测基于以下的分析判断：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城市人口比重越来越高，预计到2020年的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2035年接近70%左右。按照二孩政策的高生育率测算（没有考虑全面放开生育政策的因素），我国未来人口总量在2030年左右达到高峰值，接近14.7亿，如果考虑当时的城镇化率为65%，那么城镇人口为9.5亿，农村人口5.2亿。结合我国正在进行的延长退休年龄因素，18～65岁年龄段人口将视为劳动力，人均预期寿命超过80岁。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2018年4月10日，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向全球宣布，中国将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条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一系列积极措施，这昭示着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对任何发展中国家而言，开放都是从引进为主到“引进来走出去”相结合；由“面向全球”到“走向全球”。国际经济一体化表现为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一体化。同样，一国对外开放在很大程度上也表现为对外贸易和投资的水平。随着新兴国家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角色日益凸显，中国在此方面的地位突出，2016年中国进出口总额达到3.6万亿美元，跃居世界前列。到2030年前后，中国将从净出口国转变为净进口国，从投资净流入国转变为净流出国，成为世界最大对外投资国。预计到2020年，中国进出口贸易及对外直接投资占世界比重将分别达到15%和20%；到2035年达到22%和28%左右。
中国的发展经历了对生态环境由低级到高级的认识过程。从强调GDP是“金山银山”的“边污染、边治理”“先污染，后治理”，到“先金山银山，后绿水青山”，再到“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最终确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党的十九大再次强调了“推进绿色发展。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表明了党和国家对绿色生态认识的高度自觉，充分表现出中国在未来发展中的绿色信念。到2035年，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显著减少，固体废物处理率达到93%，城镇污水处理率达到98%。主要环境质量指标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七大水系国家控制断面好于Ⅲ类比例提高到90%，近岸海域一、二类海水的比例提高到92%，空气质量标准达到二级以上城市比例基本全覆盖。2020年和2035年，森林覆盖率将达到23%和28%，水土流失面积下降到31%和22%，二氧化碳排放占世界比重下降到26%和23%。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形态，人类生产消费活动与自然生态系统实现协调绿色发展。
中国在1978—2017年创造了人类历史上高速度高稳定的经济增长奇迹，GDP年平均增长率8.7%，其间GDP的波动系数仅为0.30。
综合各方面情况，今后20年经济发展高速度将随着规模增大而下调，质量结构向高级转变。这20年我们将面临一些新情况，在经济领域，基数增大使资源、环境的硬约束加大，特别是21世纪20年代后期，世界右翼势力抬头，区域经济和单边贸易保护主义严重冲击全球经济一体化，在非经济领域，一些国家在中国周边频频挑起领土和领海事端，对发展会形成一定的影响，经济边际增长率会下降。
对我国经济运行的分析，要站在经济长周期和结构优化升级的角度，把握经济发展阶段性变化，保持战略定力。从近25年周期运行分析，中国在1990—2015年GDP增长速度曲线呈现朱格拉周期的一些特点，1990年到1999年再到2009年有两个波动期，2010年冲上一个高位点后呈现中期回落势态，一直到2016年的7.1%，前两个周期有明显的朱格拉特征。但中国经济不可能完全遵循朱格拉周期波动，因为我们目前处于一个极其复杂的内外部环境，加剧了对未来发展分析的不确定性。但世界的基本主流是和平与发展，中国发展的基本面仍然向好，发展依然是主题。基于这些分析，在基本不考虑通货膨胀和汇率发生大变化的情况下，以现价（2017年中国GDP总量为82.7万亿元）预计2020年中国GDP总量可以超过100万亿元，2035年将在此基础上再翻一番多，达到250万亿元左右。中国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2020年接近20%，2035年达到30%左右。按支出法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投资与消费贡献约为3∶7；三次产业出现以现代服务业为绝对引领的结构，2020年和2035年预计分别为6∶38∶56和3∶30∶67。
纵观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只有少数国家成功地应对了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发展中的问题，中国是个大国，解决这些问题的难度更大。但今天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自信，党的十九大全面回答了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问题，指引了前进的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了新时代。我们一定能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加注重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更加注重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中国将迎来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和共同富裕的新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