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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枪白马,赵一曼闯荡哈东地区

赵一曼,东北抗日巾帼英雄,是黄埔军校学生。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四川宜宾人,1905年10月生。其家庭为中等地主,其家长身份不明。从小受她哥嫂的管教。哥哥很保守专横,一脑子“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陈腐观念。这使从小爱打抱不平,别人受欺负就会站出来伸张正义的性格,想读书独立的她感到郁闷和愤懑。1924年8月6日,她在向警予主编的《妇女周报》发表的文章《被兄嫂剥夺了求学权利的我》说:“我自生长在这黑暗的家庭中十数载以来,并没有见过丝毫的光亮,阎王似的家长哥哥,死死把我关在那铁围城中,受那黑暗之苦。”“我感觉到这一点的时候,我极想挺身起来,实行解放,自去读书。奈何家长哥哥专横,不承认我们女子是人,更不愿送我读书……请全世界的姐妹们和女权运动者,帮我设法,看我如何才能脱离这个地狱家庭,如何才能完全独立?”

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民主和科学以及马克思主义思潮在中国广泛传播,先知先觉的郑佑之把新思想带到了离宜宾城有120多千米的白杨嘴村,启发了一些困在山沟里具有求知求上进的青少年,其中也包括他的小姨子赵一曼。大姐夫郑佑之还带她冲破剥削阶级思想的羁绊和封建家庭的束缚。赵一曼开始进学校受教育长知识。

1923年,赵一曼在郑佑之的热情关怀与教导下,思想进步很快,由郑佑之和何必辉用通讯方式介绍,经成都地方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批准,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5年10月26日,宜宾白花场成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支部(1925年1月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赵一曼任支部书记。同年12月13日,白花场妇女解放同盟会在宜宾曾家湾石板寺召开成立大会,推选赵一曼的二姐李坤杰为会长。赵一曼名义上担任文书,实际负责会务工作。妇女解放同盟会成立后,积极为妇女办事,受到妇女热烈拥护,会员很快发展到180多人。妇女解放同盟会在白花场办了一所义务女校,贫苦农民的女孩子和成年妇女第一次走进了学校的大门。

1926年2月中旬,赵一曼趁哥嫂不在家之际,离家出走,来到宜宾县城,住进当时宜宾团地委机关所在地武庙街郑家院里。从此,她开始新的革命生涯。

赵一曼聪明好学好强,团组织认为有必要让她入学学习。在团员郑秀石、郑奂茹的帮助和辅导下,赵一曼仅用十来天时间,补习数学和语文等课程,于1926年2月28日考入宜宾女子中学(现宜宾第二中学)一年级二期第三班。在宜宾女中,她主动接近同学,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把自己订的《妇女周报》送给大家看,还给同学们讲从鸦片战争以来列强侵略中国的历史和军阀混战、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现状。她讲得悲愤激昂,很有煽动力,同学们深受感动。大家觉得这个从乡下来的姑娘很有见识,不简单,乐于和她接近。她像一块磁铁,把同学们紧紧地吸引和团结到自己周围,革命思想在同学中迅速传播着。她在同学中的威信越来越高,被选为女中学生会常委兼交际股股长。1926年5月4日,赵一曼当选为宜宾妇女联合会主席。

“五卅”运动一周年时,四川部分地区掀起抵制洋货的运动。赵一曼积极参加并领导宜宾妇女投入运动,激怒了反动当局,反动当局勒令学校开除她。她被迫离开学校转入川南中山中学。此时她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冬,广东国民政府在武汉创办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后改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四川中共组织派送赵一曼投考军校,入政治大队学习,列为黄埔军校第六期学生。

赵一曼入军校时,北伐战争方兴未艾,国民革命军北伐军正向长江中下游进军,但革命阵营内部暗斗波澜泛起,占据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位置的蒋介石纠集国民党右派正策划及全面夺取国民党大权的“反共”计划,两湖地区很不平静。赵一曼一边在校参加军政训练,一边要参加反蒋反国民党右派的思想斗争。好在武汉分校领导权主要控制在以邓演达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和以恽代英为代表的共产党手中,整个发展趋势还是积极向上的。

到了1927年夏天,紧张的形势已经严重影响军校的学习和生活。1927年5月17日,国民革命军独立第14师师长夏斗寅被蒋介石勾引发动叛乱,指挥叛军7个团和部分地方武装,企图偷袭武汉。军校把师生动员武装起来,组成中央独立师,配合叶挺指挥的两个团迎击敌人。赵一曼与该校女学员一起编入独立师学兵团参加战斗。叶挺和独立师领导为了照顾军校女生,没有让她们参加正面的战斗,但是她们还是随军到了战场,经受了严酷的战争考验。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在上海治病的赵一曼没有悲观失望,革命意志更加坚定。中共组织于1927年9月送她到苏联学习。中国共产党此举主要目的有二:一是培养革命干部;二是保存革命力量。

同批从上海乘俄轮出发的几十个人,每10人编为一组。赵一曼这一组组长叫做陈达邦,湖南长沙人,1900年生。陈达邦的妹妹陈琮英嫁给中共延安时期“五大书记”之一任弼时。妹夫是个老革命,在他影响下,陈达邦于1926年到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广州发生1927年“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他潜逃到武汉。

赵一曼体质不算差,军校的严格训练已练成较强健的体魄。后来不知怎么就病了。也许是大病初愈和初乘海轮,在去俄的货轮上经不起东海、黄海海浪的颠簸,呕吐得一塌糊涂。组长陈达邦的尽职尽责和悉心照顾,成就了他们后来的姻缘。

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赵一曼的原名李坤泰改为李一超,俄文名字为科斯基玛秋娃。她在国内没学过外语,俄语进步比较慢。陈达邦的俄语、英语、法语都有较好的基础,加上也是个天资聪慧的人物,成了赵一曼的“课外教师”。他像在俄轮上悉心照顾赵一曼一样,耐心、不厌其烦地教她的俄语。赵一曼也是个聪明人物,不久其俄语水平便跟上去了。两人的频繁接触终于碰撞出爱情的火花,互相表白后就许下终身。1928年劳动节期间,陈达邦和赵一曼结为伉俪。

1928年年底,赵一曼怀着身孕奉调回国。中共组织派她到湖北宜昌建立地下联络站,她开始从事地下工作。不久,联络站暴露,她脱险返回上海。在宜昌逃避国民党军警搜捕时,赵一曼正临产,她把孩子放在一个陌生好心妇女的半间破房中,才脱离险境。

1929年9月,赵一曼奉命到南昌,参加中共江西省委工作。年底,党的机关遭受破坏,她身无分文,背着正养乳的儿子陈掖贤(宁儿)沿途乞讨至上海,向组织报告事情经过,请求组织设法营救被捕同志。为了不给自己革命工作带来累赘,她忍痛割爱,将襁褓中的婴儿送到武汉陈达邦堂兄处寄养,从此母子未再见面。

回到上海,中共中央把赵一曼安排在中央特科总务科工作,特科是中共中央在大革命失败后在上海建立的安全情报保卫工作的机构,属于隐蔽战线性质,给后人留下的一些事情都语焉不详,故找不到赵一曼这一段时间的详细行动。不过,“特科史”载有她的一件活动:

1930年5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会议筹备工作地址是在上海租界爱文义路卡德路转角(即现北京西路石门路口690—696号),开会的地址则在卡尔登戏院(现长江剧场)后面一排楼房里(现凤阳路)。开会之前,中共中央决定由李一氓去做这个会址房子的主人。李一氓必须组织一个临时家庭,以免租界巡捕房和国民党特务暗探见疑。这个家庭由李一氓和他的妻子当主人,成员有李一氓夫妇的两个儿子,另有赵毅敏和赵一曼扮成他的弟弟和妹妹,恰巧他们都是四川人。赵一曼给李一氓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性格爽朗的四川人。因为是严酷的地下斗争,相互之间都用化名,赵一曼用的是“李一超”,所以,李一氓直到解放后看了电影《赵一曼》后才恍然大悟,影片的主人公就是当年他在上海组织家庭成员中的妹妹“李一超”。

李一氓还回忆:“会议一结束,这个临时家庭就解散了。”“以后,我们还有几次私人来往,但以后就不知道她到哪里去工作了。”赵一曼还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直到第二年的“九一八”事变后才向中共中央请缨,要求奔赴东北抗日战场。

赵一曼到东北后,先在沈阳以烟草公司工人身份进行抗日救亡运动,后随中共满洲省委机关到哈尔滨,担任满洲省总工会组织部长、代理书记。

到了东北从事抗日斗争几个月后,赵一曼耳闻目睹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大地残酷镇压中国人民的抗日活动,血腥屠杀中国抗日军民,比起关内国、共两党矛盾斗争形势更为残酷更为艰险。祖国东北大好河山让日寇任意践踏蹂躏,更激起她对日寇的仇恨和革命斗志。当他看到个别革命者面对残酷危险的工作环境退而却步,她对之特别鄙夷。

1932年年底,一个冬日下午,赵一曼执行任务后路过哈尔滨市郊的松花江畔,看着落日前的余晖照耀在结冰的松花江面,景致迷人,不禁浮想联翩,吟诗明志。

誓志为人不为家,

跨江渡海走天涯。

男儿若是全部好,

女子缘何分外差?

未惜头颅新故国,

甘将热血沃中华。

白山黑水除敌寇,

笑看旌旗红似花。

以上就是赵一曼留给后人的《滨江述怀》。

1933年4月初,赵一曼领导了哈尔滨电车工人大罢工,这次大罢工是赵一曼在哈尔滨不畏艰险,深入群众,从事艰苦细致宣传组织工作的结果。

其时,哈尔滨电业局有200多名电车工人。他们遭受着经济上的残酷剥削,政治上的沉重压迫。赵一曼了解电车工人的疾苦,多次深入工人兄弟姐妹当中,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组织和抗日主张,鼓励工人与资本家斗争。在赵一曼等同志的努力下,电业局党团组织工会、反日会等组织不断发展壮大,为电车工人团结抗争日伪统治,争取自身的根本利益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33年4月2日晚8时许,2号电车售票员张鸿渔让上车的伪宪兵王文昌买票。王文昌不但不买票,还在车上对张鸿渔拳打脚踢,然后又把年仅16岁的他押到宪兵队,打得遍体鳞伤。电业局非但不同情张鸿渔,反而声称要开除他。

得知这个消息后,赵一曼连夜赶到电车厂,指导电业局党组织利用这个事件,维护工人利益,领导电车工人举行罢工。她在电工学校的宿舍里召集党团员、工会会员和积极分子开会,研究布置罢工的方法和采取的步骤。晚10时,赵一曼又召开了有100多名司机参加的大会,统一大家的思想和行动,并成立了罢工委员会。

会后,在罢工委员会的组织下,各部门人员分头画漫画、写标语,刻印《告哈尔滨市民书》。一夜间,他们画的漫画和写的标语贴遍了正阳街、桃花巷、教堂街、火车站、新成大街、总厂和电车沿线的路标上。

4月3日早晨,罢工委员会又派4名纠察队员阻止不知情的工人上班。因全市电车停运,造成交通堵塞,秩序混乱,当局异常惊慌。电车工人的斗争影响了全市,激发了广大群众反剥削、反日寇的激情。

电业局总办等10多人急忙赶到总厂,软硬兼施地企图破坏工人罢工。赵一曼率领党员和团员及时揭露了电业局的骗局,教育工人团结一致,继续斗争。

当局见破坏失败,便以武力威胁。4月4日,派警备队和警察将罢工的工人重重包围。总办高文恒,威胁罢工工人:“立即复工,否则开除。”工人们针锋相对,高呼“反对开除工人!不答应条件决不复工!”

工人的坚毅不屈和日本宪兵队害怕全市交通停顿的时间过长,就迫使高文恒一方面出头向工人道歉,另一方面答应工人复工的条件。这次哈尔滨电车工人大罢工坚持了3天,最终取得胜利。

哈尔滨电车工人大罢工胜利后,赵一曼接到更为艰巨、更为艰险的任务,到海伦巡视工作,参与领导当地游击队的抗日武装斗争。从此,她在黄埔军校学过的本事派上用场。

在海伦,她充分发挥她的军事才能,曾领导当地抗日游击队200余人,一仗击溃伪自卫团500余人,伪团总被当场击毙。当地游击队对这位上级刚派来的女巡视员有点疑惑,经此一战,发现赵一曼坚定干练,指挥有方,又枪法精准,就由衷地佩服她。本来,赵一曼可以在海伦一带创下一番抗日事业,打下一片抗日天地。但是,执行了“北方会议”精神后,初具规模的抗日武装开始走下坡,最后失败了。赵一曼只好再回到哈尔滨。

1934年7月,赵一曼奉命到珠河,出任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委员兼铁北区委书记,领导当地农民组织抗日自卫队,开展游击战争。她组织建立起来的地方抗日武装,多次冒险运送武器给活动于这一带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第3团,她还率部袭击日伪军哨所,配合第3团战斗。

有一次,第3军第3团在侯林乡活动,突然被两个团的伪军包围,战斗十分激烈。敌人的进攻多次被我军击退,但仍不断增援,并且搬来了重机枪和迫击炮。第3团寡不敌众,决定从敌人兵力薄弱的北部突围。清晨3时左右,敌人背后突然响起枪声,这是赵一曼率农民自卫军冲上来营救的原因。赵一曼还到处燃放鞭炮,给敌人造成草木皆兵的现象。敌人不知我军虚实,仓皇逃离。赵一曼骑着一匹高大的白马,手持系有红丝带的驳壳枪,追在敌人的后面,左右开弓,弹无虚发,杀得逃敌胆战心惊。

经过几番抗日战斗,赵一曼闻名哈东地区。日伪操办的《哈尔滨日报》和《大北新报》曾刊登有关赵一曼抗日活动的报道,称:“匪共女头领赵一曼,红枪白马猖狂于哈东地区。”

赵一曼平易近人,紧密联系人民群众,工作勤奋,吃苦耐劳,做事坚毅果断,给珠河人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抗联战士梁铭回忆说:

那是1935年2月,当时我刚满13岁。旧历腊月二十九的中午,一支抗联队伍开进的我的家乡——珠河县刘家村,只见一位二十多岁、身背长筒猎枪、步态轻盈的女同志走在前面。她身穿一件没吊面的羊皮袄,敞着怀,里面穿着深灰色的棉衣,系着腰带,头戴一顶黑色狗皮帽子,齐耳短发露在外面,黑里透着红的脸上一双大眼睛格外有神。……在最初的日子里,人们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都叫她女长官,还说她和赵尚志司令是亲兄妹.她知道以后便在大会上解释说:“乡亲们,请大家不要叫我女长官。我们抗日同志都是为了打日本鬼子从四面八方到一起的,没有什么长官,全是同志,大家就叫我一曼好了。”

1935年秋,赵一曼任中共珠河铁道北区委书记和第3军第2团政委。这时,赵尚志率第3军主力部队向延寿、方正、依兰、勃利、通和、汤原一带转移,到松花江下游地区开辟新的游击区。不久之后,日伪军向铁道北根据地突然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继续“围剿”和屠杀留守在根据地的第2团和没有转移的老百姓,赵一曼和团长王惠的肩上的压力无比的沉重。

1935年11月15日,一场敌我力量悬殊的恶战在珠河第三区春秋岭展开。第2团50余人遭到500余名日伪军的重重包围。第2团虽然经过一天多的英勇顽强的奋战,击毙日伪军30多人,但是,敌人依靠人多势众,铁桶似的把我军包围着。黎明时分,赵一曼和第2团被敌人追逼到一个山沟里。好在山沟里地形对我军有利,敌人无法运用多的兵力进攻,我军也无法在白天突围。

夜幕降临后,赵一曼和王惠商量,决定利用夜间突围。赵一曼提出让她带一个班掩护团长王惠带领大部队和伤员突围。王惠不忍让赵一曼留下掩护。两人推让间让赵一曼急了,她果断下命令:“你是团长,有责任把部队带出去!”

王团长带领部队突围后,赵一曼在掩护部队突围时其大腿被击成贯通伤,无法正常行走,与其他3名战士艰难地移动到春秋岭附近一个农民家里养伤,想等伤势轻些再去找部队。

日伪的嗅角很灵,不几天就发现了赵一曼等人的行踪,马上派出第三区“讨伐队”队长张福兴率部前来抓捕。在与伪军的战斗中,赵一曼左腕又中了一枪,昏迷后被俘。

日伪要赵一曼说出赵尚志以及第2团的去向,她严词拒绝。日军对她施以酷刑,用鞭抽打,用钢针刺伤口,用烧红的烙铁烙皮肉,逼其投降招供,她宁死不屈。日军问她为什么要从关内到关外抗日,她严词痛斥道:“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军,难道还用得着解释吗?我们中国人除了抗战外,别无出路!”

为得口供,日军将赵一曼送进哈尔滨医院监护治疗。在医院监护治疗的几个月中,赵一曼不忘抗日宣传。看守董宪勋和女护士韩勇义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事事处处给予她方便和照顾,并答应她会尽力帮助的。

赵一曼的腿伤得不轻,但想到的是能早日养好伤,重返战场杀日本鬼子。当送到医院疗伤时,其腿伤处血水和棉裤完全连在一起,撕都撕不开,骨科医生张柏岩建议截肢。赵一曼坚决不答应,她说:“如果锯掉,我宁愿死!”

1936年6月28日,在董宪勋及其叔父董广政和韩勇义帮助下,赵一曼从医院后门逃走,然后上了一辆白俄人开的小轿车往珠河方向开去。

赵一曼的逃走惊动了日伪警察署,他们根据分析判断出赵一曼的去向,马上派出骑兵追赶。6月30日,敌伪在阿城县李家屯追上了赵一曼。赵一曼重入虎口。

日寇对赵一曼施以野蛮的酷刑,赵一曼坚贞不屈。日寇绝望了,决定押赴珠河处决,以恐吓珠河抗日军民。

1936年8月2日,赵一曼在珠河县城小北门英勇就义。就义前,她撑着虚弱的身子高唱《红旗歌》,向目送的同胞告别。

在被押往珠河的火车上,赵一曼知道自己来日不多。她想起了幼儿,向敌人要来笔纸,给儿子留下了遗言:

宁儿:

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

母亲因为坚决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远没有再见面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

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爱的儿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际来教育你。

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1936年8月2日
你母亲赵一曼于狱中

赵一曼是黄埔军校第一批女学员,她以中共党员身份勇赴国难,驰骋在白山黑水抗日战场,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牺牲于抗日疆场武装部队最高职别的女性,是中华民族抗日英雄,中国人民永远怀念她。 LIN0+k76czDbAiozq9b8eRNzp+5oaWbUWSmdhmtBr1KaWBUpGzzg2kK0tkAKWn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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