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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北抗日业绩最大、影响最大的中国共产党黄埔生首推赵尚志。
赵尚志，辽宁朝阳人，1908年生。其家庭为耕读之家。父亲是前清秀才，教过私塾，后因在家乡难以存身而流落到哈尔滨。年少时随父亲读过3年私塾，11岁便走上社会，先给俄侨老板当佣人，后到哈尔滨道胜银行当信差。
佣人也罢，信差也罢，必须令下行随，工作质量效率不存任何瑕疵，还需看老板雇主的眼色行事。这种“逆来顺受”的生存状态让年少的赵尚志难以承受，他不时给予申辩和对抗，同时也逐渐形成憎恨社会不公平和邪恶势力的性格。
赵尚志16岁时，其家境因得到赴苏联打工的哥哥接济而好转，他便再次去求学。好学聪慧的他只经过半年补习便考入哈尔滨许公纪念实业学校。
哈尔滨邻近苏联，是苏联向中国“输出革命”管道的前站，革命气息较浓。赵尚志入学后深受影响，又恰逢“五卅”爱国运动波及哈尔滨，具有憎恨社会不公平和抗暴性格的他踊跃参加进步正义的活动。入校不久，赵尚志被推选为该校学生会会长。
1925年夏，由彭守朴介绍，经中共哈尔滨支部批准，赵尚志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东北地区早期中共党员之一。不久，赵尚志因参加学生运动而被校方以“旷课太多，未经批准，擅自离校”为由，于同年12月29日宣布开除出校。校方根本不了解赵尚志这时的去向，其实他在当年11月至12月间已离校，在哈尔滨中共组织安排下，与同学张道傭（哈尔滨人，1908年生，后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大队第一队）绕道营口，经天津、北京南下广州，投考黄埔军校。赵尚志到黄埔军校后，先入第四期入伍生团，1926年年初转入第四期政治大队第三队第二中队。
关于赵尚志的黄埔军校学生身份以及期别曾有过争议。因赵尚志在《黄埔军校同学录》里佚名，故对其黄埔生身份有过存疑。后来许多事实证明赵尚志确实到过黄埔军校学习，才解除了这个身份存疑。至于赵尚志的黄埔期别有第四期和第五期两种说法。《辞海》《东北抗日联军抗战纪实》等都认为赵尚志是黄埔军校第五期。赵尚志的同学李运昌（李芳岐，黄埔军校第四期同学录载名）认为赵尚志是他的同学，是第四期。1988年1月8日，李运昌（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大队第三队学员）致信《赵尚志传》作者赵俊清（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党史室研究员）称：“我与赵尚志一起编在政治大队第二中队学习，并同住在一个大棚子里（全用竹子盖成的），可住一连人。”“赵尚志与我住在一个大棚里，几乎每天见面，每周举行孙总理纪念周时，也一同参加。从此（‘中山舰事件’）以后就没有再见到赵尚志了。到1926年10月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毕业时也没有见着他。”其时，李运昌头脑清晰，回忆翔实，其说是可信的。以赵尚志南下黄埔的时间，也应是在第四期入伍生期间，其同行张道傭也为第四期生。
赵尚志在校期间，曾寄信给哈尔滨许公纪念实业学校同学，报告在军校学习情况，在同学中产生很大影响。为此，哈尔滨反动当局于1926年4月6日以赵尚志等“潜往广东，投效共产党”为辞，发出饬查之训令，一时在哈尔滨闹得满城风雨。
赵尚志在黄埔军校是个政治活跃分子，经常参加有中国共产党背景的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活动。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国民党右派背景的孙文主义学会的矛盾及其斗争愈趋激烈，在这些斗争活动中，总有赵尚志的影子，这便引起国民党右派的注意和忌恨。“中山舰事件”后，特别是1926年5月间的“整理党务案”的抛出，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和广州被压制成为合法。个性刚强的赵尚志受不了这种不公正不公平的压抑，愤然中途退学。
赵尚志回到东北后，在哈尔滨、长春等地领导学生和青年运动，于1927年春被奉系军阀逮捕，后获释。1929年下半年，赵尚志在中共满洲省委负责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同年12月受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派遣，到上海参加中共中央举办的高级训练班和团中央训练班学习。回东北被派到奉天从事地下工作，不久又在公开讲演后被捕。在狱中，他顽强不屈。反动当局也查不到他“犯法”的证据，就把他扔在牢房里置之不理。后来，他趁“九一八”事变局势混乱，牢房无人管理而逃脱。
回到哈尔滨后，赵尚志先后担任满洲反日总会党团书记、中共满洲省委常委、军委代理书记、军委书记等职。
这时，东北抗日烽火如火如荼。不愿当亡国奴的东北人民纷纷奋起反抗日本侵略者。他们建立了各种抗日武装，如首燃抗日烽火的辽西义勇军、邓铁梅东北民众自卫军、苗可秀中国少年铁血军、唐聚五民众辽宁自卫军、王德林中国国民救国军、李杜抗日义勇军等。中共党员也积极投身到抗日武装中去参加和领导抗日武装斗争。
1932年5月23日，松花江畔第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巴彦抗日游击队在巴彦县镇东乡七马架小学操场宣布成立，司令为张甲洲，政委为赵尚志。
巴彦位于哈尔滨东部，属岭东地区。巴彦县镇东乡是张甲洲的故乡。25年前，张甲洲出生于镇东乡繁荣村张家油坊屯一个殷实之家。其父是个大地主，希望孩子长大能富甲一方，故给名张甲洲。但儿子长大后很“叛逆”，1930年暑假期间在清华大学就读时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活动。“九一八”事变后，张甲洲担任总指挥，率平津学生南下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立即出兵抗击日本侵略军。
和平请愿遭受国民政府的武力镇压，学生死伤无数。这导致张甲洲改变思路，回家乡组织抗日武装，直接投入抗日战争。他的想法完全符合中共组织的意见，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非常赞同他的想法，立即带着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杨靖宇悄悄地去看望他以及他的伙伴，并面授机宜。不久，中共满洲省委做出成立巴彦抗日游击队，由张甲洲任司令，赵尚志任政委的决定。
关于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建立的第一支抗日武装部队的问题。东北抗联史有两种提法，以上是第一种，“磐石反日工农义勇军”（即磐石抗日游击队）是第二种。若从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建立“打狗队”的时间1932年5月7日后论，应该是第二种，磐石抗日游击队是1932年5月底在“打狗队”基础上成立的。两支部队成立的时间就差那么几天，若以有模有样，有组织机构和部队番号，理应是第一种。
巴彦抗日游击队成立之初，人员在200人左右，几乎都是未有军人经历的。赵尚志向张甲洲提出：要克敌制胜，必须整顿和抓紧训练。张甲洲是一介书生，没有军事经验，只能依靠有几个月军校经历的赵尚志。部队经过几个月的整顿与训练，其军政素质都有了提高。
巴彦抗日游击队打的第一场正规战，是攻打巴彦城。
巴彦城守敌有一个日军小队，一个伪军大队，一个伪警察队和一个商团。伪军大队长外号称“沈大黑瞎子”，是个铁杆汉奸，其大队有一个营编制。
1932年8月16日晚，巴彦游击队兵分三路运动到巴彦县城边。天将拂晓，游击队发起进攻。部队很快就奔跑到城墙下，向城墙上扔出手榴弹，然后沿着架好的云梯攀援而上，翻入城里。
按计划，张甲洲率第一大队攻打日军兵营，赵尚志率第二大队消灭伪军大队。
张甲洲所部的战斗进展顺利。日军龟缩在一栋大营房里，守着门房凭借优势火力抵抗，我游击队员迅速爬上屋顶，翻开几处青灰瓦，扔下几颗手榴弹。营房里的日军被炸得死的死伤的伤，包围在营房外的游击队员乘机发起冲锋，经过一番近距离的枪战和白刃战，把日军全部解决了。
赵尚志率领的第二大队碰到了“硬钉子”。一是伪军兵力较多，二是“沈大黑瞎子”很死硬。在敌我双方僵持时，张甲洲率领得胜之师第一大队及时赶来。这支生力军的加入以及带来日军已被歼灭的消息，使伪军顿时泄气了。有些伪军开始后撤，“沈大黑瞎子”枪毙了两名后撤士兵仍无济于事，正当“沈大黑瞎子”挺出身挥枪又要惩罚后撤伪军时，张甲洲瞅住机会给他一枪。这枪不偏不差打中了“沈大黑瞎子”的脑袋，“沈大黑瞎子”便一命呜呼。其他伪军群龙无首纷纷缴械投降。
两个多月后，即当年农历十月初一，张甲洲和赵尚志率领巴彦抗日游击队冒着风雪东进，攻击东兴城。
东兴城距巴彦不远，几个钟头的急行军便到。上午10时许，游击队发起进攻。东兴守敌有四五百名伪军警，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在风雪交加的天气，游击队会来攻城。他们正分散到城里的大烟馆、小酒楼、“窑子”，享受人间的快乐，听到枪声，慌忙持枪出来应战。到处是喊杀声和枪炮声，伪军不知游击队来了多少人马，放弃了抵抗，往东逃出城外，直奔大青山。
此战中，赵尚志身先士卒。在进攻中，他的眼眉上被敌人一块弹片击中，导致他后来一目失明。
伪军不甘心失去东兴城，纠集山里大批亲日土匪和“避难”的伪官吏警察，约有三千之众，第二天即从山里反扑过来。张甲洲、赵尚志对敌情估计过于乐观，以为敌人已成惊弓之鸟，对山里的敌人力量也估计不足，不可能马上反扑。敌人的反扑还是讲究战术的。他们伪装成商贩和乡民入城购物串门，三五成群地涌入城里。中午时分突然对游击队发起进攻。游击队猝不及防又寡不敌众，渐渐地退守到游击队司令部周围。游击队只能一边坚守一边伺机突围。
张甲洲和赵尚志，这两位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走在一起的战友，生死与共。在危难之际，总是把生的希望让给别人，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张甲洲考虑赵尚志身上负伤，要他带第一、第二大队先撤，出城后接应后边部队。赵尚志却坚持要留下来掩护张甲洲先撤。还是张甲洲果断下命令赵尚志带部队先撤才解决司令、政委的意见相持不下的局面。
赵尚志率领所部借着夜幕的掩护翻出城外离开不久却被敌人发现，敌人以为是张甲洲，马上调集重兵围追过来。赵尚志及所部的处境险象环生。眼看如此，张甲洲乘敌人兵力较弱，马上组织强大火力撕开一个大口子，率领把守在司令部大院的游击队猛冲出去，向敌人侧后发起突然进攻。敌人在我游击队前后夹击下连忙撤退，游击队乘势冲出城门。
此次血战东兴，虽然部队回归原位，没有占领东兴，却打败强大的敌人，军威大振，极大地鼓舞了东北地区人民的抗日斗志。
此后，巴彦抗日游击队还出击呼兰、兰西、青冈、肇东、安达、明水、林甸、依安、拜泉、通北、绥化、庆安、铁力等地，打击日伪势力，进行抗日宣传和播撒抗日火种。真可谓，松嫩平原任巴彦抗日游击队纵横驰骋。
正当张甲洲、赵尚志踌躇满志要建立万人大军，实现壮大岭东抗日武装之际，中共中央的“左”倾错误却蔓延到东北。
1932年，王明操纵的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北方五省会议”（简称“北方会议”）。会议无视东北已被日军全部占领的现实，无理指责罗登贤搞“满洲特殊化”，要求不折不扣地实行土地革命政策，提出“打土豪、分田地”“进行土地革命”“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并要求巴彦抗日游击队攻打哈尔滨、沈阳、长春、齐齐哈尔等中心城市。随后调离罗登贤的工作，派李实代理满洲省委书记。
1932年12月，中共满洲省委书记为贯彻北方会议精神，强行把巴彦抗日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6军”，张甲洲任军长，从莫斯科派回的吴福海任政委，赵尚志任参谋长。从此，部队执行王明极左路线，不再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来，一提打日本，富人家以物资尽量支持游击队，“打土豪、分田地”后却反目为仇，地方及其武装与日伪军联合“剿共”，抗日游击队四面楚歌，每况愈下，最后只剩70多人。
张甲洲、赵尚志出于对党对民族负责，安置好残部到哈尔滨向省委反映情况，要求上级考虑现实和游击队的前途。省委负责人根本听不进正确意见，反而训斥指责张甲洲和赵尚志。之后赵尚志留在哈尔滨养伤，张甲洲回部队。巴彦游击队最终在1933年年初解散。
部队解散后，张甲洲和赵尚志很不服气，又在哈尔滨与省委争论，结果换来两人均被开除党籍的处分。两人只好离开中共组织，寻找新的革命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