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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日本系东亚岛国，历来被视为“蕞儿小国”，资源有限，天灾频仍，这种客观的地理条件逼使它要对外扩张侵略，鲸吞亚洲，乃至整个世界。其侵略野心于中国明朝后期开始萌生滋长，至19世纪后半叶，即明治维新时期，极大膨胀，一发而不可收。其“开疆扩土”之野心大体为“六步曲”：一是吞琉球，二是占朝鲜，三是占台湾，四是占蒙古、满洲，五是占中国内地，六是囊括东南亚直至印度。它还计划把首都建于中国浙江宁波。
日本的侵略野心还是顺风顺水的，至19世纪末，其已完成了前“三步曲”，即吞占了琉球，占据了朝鲜和台湾，并已把魔爪渗入中国满洲（东北）。
日本用15年左右时间（1879年吞并琉球，甲午战争占领朝鲜和台湾）走完了“三步曲”，需要消化巩固，后来又遇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故放慢了其赤裸裸的武力侵略步伐，改变为“柔性”的“渗透”侵略方法。但是，下一步的侵略目标是既定的也是明确的。
光阴似箭，时间一晃就是三十几年过去了。
1931年9月18日凌晨，日军工兵中尉河本守末带着6个士兵鬼鬼祟祟地摸到南满铁路奉天（沈阳）车站以北4千米左右的柳条湖路段，把这段铁路炸毁。
随后，日本关东军代司令官板垣征四郎向驻扎在东北的关东军发出了攻击令：“由于中国守军炸毁了南满铁路，向关东军挑衅，奉天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第5大队立即出动，扫荡北大营中国驻军主力；奉天城外日本兵营的巨型火炮向北大营展开猛烈射击，支援奉天独立守备队的扫荡行动；驻奉天城外的关东军第2师团第29联队立即向奉天发起攻击。”
日军暗中派人炸毁柳条湖路段铁路，嫁祸于中方，后以此为借口发动侵略战争，这种贼喊抓贼的伎俩是当年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一贯做法，1933年进攻山海关一带和1937年的卢沟桥事件都如出一辙。
埋伏在柳条湖以北的日军守备队第2大队立即出动，其先头部队由第3中队中队长川岛正大尉率领，自北向南扑向中国东北军营北大营。日本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由此开始，同时也是中国人民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的开始。
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时，其在东北的正规军只有1.5万余人，加上其他闲散军人、警察等辅助部队1万余人，总共也不过2.7万人。
东北三省的中国驻有正规军16.5万人，非正规军4万人，总共约20万人。日中在东北的军力对比是1∶7.4，中国军队人数是日军的7.4倍，装备虽不如日军，但数量上是占绝对优势。况且，中国是反侵略的正义的民族战争；日本是漂洋过海到他国发动侵略别人的战争。
可是，沈阳城一夜之间就失陷了。不到3个月，“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的东北三省全部沦陷了。
这是谁的责任？执政党国民党当局从中央到地方都有责任。
事变前一周，即1931年9月12日，蒋介石与张学良密会于石家庄，在车上蒋对张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提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军，凡遇日军进攻，一律不抵抗。”
这时的张学良对蒋介石很尊敬很崇拜，立马命令在东北主持政务的东北边防军代理长官张作相：“倘遇日军进攻，中国军警不得抵抗，须将军械子弹存于库房。”张学良的这种做法绝对不是他后来的“少帅风度”。
下级服从上级固然是行政管理组织中的一条原则，守土有责也是国家行政管理者的一条重要原则。况且，中国还有“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的传统。但是，当日军对北大营发起进攻，东北军第7旅代署军务的参谋长赵镇藩向上级请示如何应对，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回答“不准抵抗”。
总之，“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当局对日本的侵略实行的是妥协、不抵抗政策，蒋介石振振有词地对要求抗日的部下说：“攘外必先安内！”并下了狠话：“奢谈抗日者杀无赦！”
富有爱国主义传统的中国民众才不理当局那一套，他们自发行动，组织起来，拿起武器，抵抗日军的侵略。
就在“九一八”事变的当天晚上，当日军独立守备第2大队向东北独立第7旅驻地北大营发起突然袭击时，第7旅旅长王以哲及所属2个团长均不在军中，旅参谋长赵镇藩坚决抵制上级“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的可耻命令，率领官兵奋起抵抗。之后，东三省的东北军部分官兵和民众都在各自的地方奋起抵抗。
“九一八”事变震惊了中共中央。机关设在上海外国租界，正在躲避因顾顺章叛变而遭中外反动势力搜捕的中共中央在十天之内两次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北三省”的宣言，并做出《中共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
1931年9月20日，也就是事变的第三天，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强烈谴责日本帝国主义在“万宝山与朝鲜之血迹未干”时，“又公开进兵中国，强暴占领奉天安东营口，更大规模地屠杀中国民众”，明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立刻撤退占领东三省的海陆空三军”“自动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武装工农群众学生”等主张及口号，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日侵华态度。
1931年9月22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指出党在这次事变中的中心任务是：加紧组织领导发动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胆地警醒群众的民族自觉，而引导他们到坚决的无情的革命斗争上来。各级党部及全体同志以布尔什维克的坚决性与无限的革命热忱来进行有关工作，特别在满洲更应该加紧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争斗（北宁路、中东路、哈尔滨等），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加紧在北满军队中的工作，组织他的兵变与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
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独具慧眼和见微知著，他们在第二次宣言中就认为事变不是简单的一件武力侵略事件，“其显明的目的显然是掠夺中国，压迫中国工农革命，使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实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来世界局势的发展证实了中国共产党的预见。因此，有的史学学者指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起点应该从“九一八”事变认定，这也是有道理的。
国家遇难，民族遭殃，中国共产党忧心如焚，马上号召其成员共赴国难。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在满洲党要立刻分配干部到南满各地，中东路、吉长路沿线的农民群众中与动摇不满东北军阀的军队中去发动反日战争、游击战争与兵变。”同时，还从关内派遣其优秀党员干部奔赴东北参加反日斗争。经搜索资料显示，先后派往东北从事抗日救亡活动的中国共产党黄埔生有赵尚志、赵一曼、李秋岳、潘庆由、李云健、李成林、申春、张适、宋国瑞、朴勋、陈公木、李向之、安哲、延安吉、全光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