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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庆由是中国共产党东北抗日武装的开拓者和东北抗日联军第4军和第5军的催生者。
潘庆由，原名李起东，化名潘向允、老潘，黑龙江宁安人（另说是吉林珲春人），1891年生，朝鲜族。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间和在黄埔军校学习的期别待查。毕业后先后参加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后到苏联学习，1931年9月前任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以罗登贤为书记的中共满洲省委把“发动游击战争，领导反日的民族战争，开辟满洲新的游击区域”作为“最中心、最迫切、最实际的战斗任务”，随后立即把工作重心转向宣传、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开展抗日救国武装斗争上来。并于年底把省委机关从奉天（今沈阳）迁到日军尚未占领的哈尔滨。为了加强基层的抗日武装斗争，中共满州省委撤销中共北满特委兼哈尔滨市委，在今属黑龙江省成立饶河、汤原、宁安、珠河中心县委和哈尔滨县委。中共满洲省委根据吉东、绥宁地区的战略地位和党的组织及活动的状况，为加强对中东铁路牡绥沿线及整个绥宁、吉东地区（今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穆棱、勃利、饶河、鸡西市及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等）抗日斗争的领导，1931年11月，决定成立中共宁安中心县委，直接隶属中共满洲省委领导。组织考虑到潘庆由是宁安人，便指派他到宁安主持召开中共宁安县委工作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抗日救国的指示。
1932年1月，潘庆由出任中共宁安中心县委书记，负责组织领导宁安、穆棱、东宁、密山等县的抗日斗争。中心县委成立之初，下属宁安县委、穆棱县委、密山区委和东宁特别支部，共有党员280余名。中共宁安县委下属东京城、牡丹、城市、南区4个区委，共有13个支部、114名党员。中心县委机关设在宁安江东花脸沟。
1932年6月，中共满洲省委根据日军侵占宁安县的形势变化作出决定：将中共宁安中心县委机关迁至山多且交通便利的穆棱县下城子区伪警察分驻所隔壁（王子训房），半年后改称为“中共绥宁中心县委”。这一名称的改动，更加突出了其作为这一地区党的领导机关的核心作用。潘庆由仍任中共绥宁中心县委书记。
1933年1月1日，中共绥宁中心县委因日军侵占穆棱县，曾一度迁至绥芬河，3月又迁回到穆棱县下城子。
潘庆由主持宁安（绥宁）中心县委工作，仅仅一年半的时间，可他是临危受命，是日寇在“九一八”事变后步步紧逼、强占牡丹江市和周边各县的危难之际，可谓工作最危险最艰苦、困难最多的时候。虽然时间不长，但他对宁安、穆棱、东宁、密山、勃利县党组织建设和抗日武装斗争做出了重大贡献。
作为宁安中心县委第一任书记的潘庆由，十分重视各地党组织建设。他一上任，就把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惨遭破坏的中共穆棱县委改组为中共穆棱区委，派原任宁安县委委员、反日会会长全凤来（后用名王杰，朝鲜族）任区委书记。把穆棱区委下属的党员组建成新安屯、下城子、八面通3个支部。1932年2月又重建了穆棱县委，下辖马桥河、下城子、兴源镇、穆棱、八面通、梨树镇6个区委，党员发展到130多名。
1932年6月，潘庆由将宁安中心县委机关迁到穆棱县下城子之后，在宁安成立中共宁安县工作委员会，机关设在东京城于家屯，下属铁岭河、磨刀石、东京城、南区、城区5个区委和牡丹江特别支部。不久，宁安县工委未按组织程序接受一个自称省委特派员（未带介绍信）崔某某的指导，擅自改组宁安县工委，接受了一些成分不纯的人入党。由于党内存有一些矛盾，党的决议不能贯彻执行。潘庆由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赶赴宁安县于家屯，召开党员大会，对宁安县工委进行整顿，及时解散宁安县工委，成立宁安临时县委，调整领导班子。任命立场坚定、有对敌斗争经验的张建东为书记，任命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宁安县委书记李光林为临时县委委员。中共宁安临时县委成立后，潘庆由和临时县委新成员一同对牡丹江、铁岭河、东村一带的党团组织进行整顿，并在一些村屯发展新党员，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党团组织。
1932年7月，为了加强和壮大密山县党组织的力量，根据中共满洲省委指示，潘庆由选派金镇浩、金百万、朱德海、黎春花、金平国等10多名党员干部前往密山县，以锅盔山为基地积极开展党建工作。不久又派李成林、张墨林、阚玉坤等8人到哈达河（今鸡东县哈达乡）进行革命活动，建立中共哈达河支部委员会，池若俊任支部书记。年底，派绥宁中心县委组织部部长朴凤南带领韩亨浩、李春根、李根淑（朴凤南妻子）、崔圣浩等10多名党员干部进入密山县组建区委。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先后在哈大河、白泡子、榨木台子新建3个党支部，使全县的党支部发展到6个。在此基础上，1932年11月，中共密山县委成立，书记为朴凤南，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为张墨林，宣传部部长为李成林，委员有李根淑、黄玉清、李春根、金百万、朱德海。
1932年9月，为了巩固和发展东宁县党的组织，潘庆由将刚刚暴露身份的穆棱县委书记全凤来和赵昌涉二人派去东宁县组建东宁区委。经过一个多月紧张的工作，先后建立团山子、高安屯、岭后、夫妻沟、小绥芬河、寒葱沟、老黑山7个支部，发展13名党员。把东宁特支改建为东宁区委，全凤来任区委书记，赵昌涉任区团委书记。
1933年1月，潘庆由再次派穆棱县党员干部郑昌国等6人到古城镇建立党支部。同年8月增派密山县和穆棱县的优秀党员干部崔红起、李成来、权一、李英朝、朴强、金百万等13人去古城岗建立勃利县特别支部。
在潘庆由的亲自领导和不懈努力下，中心县委所领导的区域内，党的组织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党员人数激增到300多人，为更加广泛地开展艰苦持久的抗日武装斗争储备了干部和领导力量，培养了大批抗日骨干。事实证明，潘庆由培养发展的很多党员干部，如东北抗日联军第4军政治部主任黄玉清等日后都成为了著名的抗联将领。
“九一八”事变时，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武装力量非常薄弱，所以潘庆由上任伊始在抓紧党的建设的同时，把积极发展抗日武装作为党的中心工作，派出大批党、团员干部深入到群众中去，宣传抗日，组织群众抗日武装。共产党员李光林、于洪仁等根据潘庆由的指示，走出城镇闹市，下到农村场院讲述“九一八”事变真相，号召群众武装起来迎击日寇对宁安的进攻。正是在县委的宣传鼓动下，在宁安大地上先后成立李荆璞、于洪仁领导的“吉东工农反日义务总队”，王汝起领导的马莲河“红枪会”，“李大法师”领导的“大刀会”，海浪领导的“西北山八大队”，朱守一为队长、金根为政委的“北满工农义勇军”等抗日武装。正是这些抗日游击队后来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第4、第5军的火种和前身。
潘庆由在主持宁安中心县委（绥宁中心县委）工作期间，一直很重视抗日武装建设和武装斗争。1932年，他指示穆棱县委，动员青壮年参军参战。他从救国军中选拔一批思想坚定、觉悟高的士兵，加强到王德林部队中中共掌握的第2补充团。
以潘庆由为首的中心县委还组织领导了磨刀石阻击战，打死打伤日军100多人，有力地扩大了抗日影响。1932年12月，在马占山、苏炳义等义勇军部队遭到失败后，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决定大举进犯穆棱一带的吉东地区。新任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下令，以从朝鲜调来的广濑第10师团为主力，出动战车、飞机，“扫荡”吉东地区。这时的吉东地区，中东路以西、以南的城镇已为日寇占领，与铁岭河为邻的磨刀石已成前线。
在严峻的形势面前，中共绥宁中心县委在穆棱县兴源镇召开紧急会议，李延禄、孟泾清、张建东参加会议。潘庆由指出：王德林、李杜、丁超三大抗日武装很快就要瓦解，仅剩的吉东东部几个县将要被日寇攻占。在这种情况下他要求党员坚持留在自己的部队，领导部队继续抗日。会议决定，由李延禄向救国军总部提出带领补充第1、第2团上前方作战的要求，以便战后组建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抗日游击总队。在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到吉东之前，对大举进攻的日军给予迎头痛击，在政治上、国际上扩大东北人民抗日的影响。会后，潘庆由亲自深入到抗日部队中做思想动员工作，极大地鼓舞了士气。
1932年12月28日，李延禄、孟泾清、张建东率领1000多名抗日战士抵达磨刀石前线。磨刀石在铁岭河与穆棱车站之间，位于牡丹江市东北20千米处，高山夹峙，地势险要。
12月31日，奉日军第10师团师团长广濑之命，驻在珠河、一面坡、宁安的日军元部第8旅团主力与重炮队、装甲车队、飞行支队，在铁岭河北爱河一线集结。第二天上午10时开始，亲赴前线指挥的旅团长元部命令第39联队2000余人在飞机、装甲车队、重炮掩护下，向磨刀石的李延禄部队发起轮番攻击。李延禄部立即对涌进山口的敌人开火。战士们越打越勇，到中午时，打退了日军四次冲锋，日军在北山坡、南山坡扔下了许多死伤的士兵。不料，傍晚时，日军从后面迂回包抄过来，妄图使李延禄部腹背受敌，以一举消灭。李延禄已感到凶多吉少，形势紧急。孟泾清建议李延禄以保存实力为上，不能拼消耗。李延禄指挥部队向北面山后突围，日军不敢再追。李延禄带领战士们安全地进入穆棱窝集群山中。
磨刀石阻击日寇的战斗，以较少的伤亡，打死打伤日军100多人，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敢于率孤军作战，力挫强敌的坚强决心，表现了东北人民视死不作亡国奴的伟大民族精神。消息通过地下党组织的电台发往国外，由英国路透社转发苏联塔斯社，并在巴黎的《救国时报》上刊发，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
1934年10月，这支救国游击军与潘庆由派去的地下党创建的密山游击队合并，组成东北抗日同盟军第4军，1936年3月，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4军，李延禄任军长，黄玉清任政治部主任。
1933年4月，中共满洲省委委员孙广英从海参崴回到绥宁中心县委驻地穆棱县下城子，与绥宁中心县委书记潘庆由接上关系，传达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关于建立吉东局的决定。
1933年5月，在杨松的指导与多方联系下，经过精心筹备，在穆棱县下城子区中共党员王胜魁（化名王东轩）家召开了第一次吉东工作会议，正式成立了共产国际和满洲省委之间的联络机构——中共吉东局（领导绥宁中心县委、饶河中心县委和东满特委），孙广英任书记，潘庆由任组织部部长。
1933年6月初，中共满洲省委派杨波、潘庆由组成省委代表团，分别前往汪清、珲春、延吉等县，召集县委扩大会议，贯彻中共中央“一·二六”指示信关于结成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精神。并于6月10日发出了《中共东满特委告民众书》，要求“联合一切反日武装”，建立“广泛的广大群众的全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中韩民众必须联合起来，以反对共同的敌人日本强盗”。东满地区在贯彻“一·二六”指示信精神的过程中，撤销各游击根据地内的各级苏维埃政府，代之以人民革命政府及农民委员会。在具体政策方面，以“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和走狗的土地、财产”的口号代替“没收一切地主资产阶级的财产”的口号；游击队与其他反日部队广泛结成武装统一战线，并多次进行联合作战，使东满地区的抗日斗争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
1933年7月，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潘庆由在中共东满特委书记童长荣的陪同下，到珲春去召开县委党团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央“一·二六”指示信并改组县委。
童长荣去了东兴镇，潘庆由留在珲春，审查珲春县委执行的“立三路线”。不幸的“潘庆由被害事件”就发生在这里。
潘庆由在一次大会上讲话，点名批判了不久前牺牲了的县委书记徐光的所谓错误，还点名批判了县游击大队政委朴斗南闹“派争”，并说要肃清“民生团”分子，同时宣布开除朴斗南的党籍，撤销了其游击大队政委职务，缴了他的手枪。
会后，潘庆由在金南奎家吃饭。有一个班的游击队战士执行任务回来，把枪架起来也准备吃晚饭。架起的枪中有一支刚刚缴获的三八式新枪，战士们好奇地来摆弄。这时朴斗南也过来说“我也看看”。说着便接过枪，迅速装上子弹走到门口，对潘庆由说：“你要杀我，我就先杀你。”一枪打死潘庆由之后，进屋拿着潘庆由的手枪退了出来，威胁游击队员“谁敢动就打死谁”，边说边退。游击队员们都知道朴斗南的枪法，谁也没敢动。朴斗南就这样跑掉了。
潘庆由被害事件给东北抗日事业产生了巨大的危害：一是引起中共队伍中“反民生团斗争”的扩大化，误杀了许多朝鲜族的中共干部，严重削弱了革命力量；二是朴斗南到珲春投敌，参加日特“珲春正义团”，助纣为虐，极大地摧残抗日武装，吉东抗日武装损失惨重。
潘庆由把自己的一腔热血无私地奉献给了东北抗日大业。金日成在其《与世纪同行》的回忆录中提及对他早期革命生涯产生重大影响的书籍及人物，简而言之，只有两本书和三个人，即介绍他读《资本论》的朴素心、引导他读《红楼梦》的尚钺、鼓励他树立朝鲜人“主体意识”的潘庆由。朴素心和潘庆由都是朝鲜族，青年时代在异国他乡的金日成对他们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把他们两位当做自己的革命导师。
金日成在回忆录中写道：
单从共产国际把他调去，任命他为特派员来检查和指导东满地区的工作这个事实来看，也不难看出他是一个有威望的领导干部……在我的抗日革命历程中，像见到潘省委时那样，就朝鲜革命的命运和路线问题，坦诚、认真、热烈而又深入地进行讨论的，恐怕只有这一次。潘省委对于革命，是个有自己独到见解的少有的理论家……自从见到了潘省委以后，我更深切地认识到进行革命斗争，既要有实践家，也必须有能够引导和驾驭实践的理论家。自从在小汪清与潘省委进行了难忘的谈话以来，他就成了我最亲密的挚友与同志。我们两个人的年纪相差二十多岁，可是在短短十几天的时间里就成了胜于十年知己的至交的老同志。这不是什么物质的力量或利害关系的魔力使然，我们之所以能够建立起像太阳的光焰一样火热的友情，是因为我们一日三秋地渴望实现朝鲜的解放和自由的心愿是一致的，是因为我们独立自主地对待天下万事万物的思想方法和志向是一致的……跟我约好要重新回汪清来的潘省委，到了珲春以后，却变成不归之魂永远倒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