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栉风沐雨,李成林转战东满

李成林,原名金东植,化名金大伦、孙靖海,朝鲜咸镜南道咸州郡人,1904年生。其家境贫寒,以农为生。1915年,随父母离开朝鲜,绕道苏联迁徙到黑龙江省宁安县磨刀石(今属穆棱县),后又移居宁安街、黄旗木等地。1919年,李成林于磨刀石小学毕业,第二年考入宁安的吉林省立第四中学,1922年毕业。读书识字,使李成林懂得不少有关立志爱国的道理,联想自己的祖国已沦为日本殖民地,第二故乡也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便产生了寻找革命出路的冲动。从中国民主革命策源地广东传来的革命信息使他对广东神往。于是,他便于1925年秋南下广州,投考黄埔军校,后入第四期学习。随着“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发生,广州也出现了“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右派对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的疯狂屠杀也波及具有革命气息的进步青年身上,整个南方的空气令人窒息。李成林无法“忍看朋辈成新鬼”,黯然神伤地离开广州,回到东北。

回到了宁安,李成林在宁安县小学师范班任教。在此期间,身上种下的革命种子渐渐地破土而出,他很快就卷入了革命洪流中去,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的一些革命活动,并于1930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共组织因材施用,派他到王德林领导的“中国国民救国军”任职。

王德林是个具有爱国和民族气节的英雄。

王德林,原名王林,字慧民,后改德林,山东沂南人,1875年生,其家庭是中医世家。沙俄攫取中东路后,他曾当过筑路工人,后拉起绿林,积极抗击俄军。“九一八”事变前,王德林曾任东北边防军第26混成旅第666团第3营营长。事变发生后,主政吉林的吉林军署参谋长熙洽卖国求荣,首先投敌,然后命令驻吉部队一律向日军缴械投降,延吉镇守使吉兴积极响应,率部投降,接受伪军职,对此王德林愤慨至极。当日军派员到他防地测量接管时,王德林奋起抗争,击毙日军测量人员七八名,并于1931年11月23日率部反正。

1932年2月8日,以王德林部为基础成立“中国国民救国军”,王德林为总指挥,孔宪荣为副总指挥,吴义成为前方总司令,共产党人李延禄为总部参谋长兼任第1补充团团长,李成林为总部宣传部长。

在救国军成立大会上,王德林发表了由李成林起草的讲话,其中提到“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生在中国,长在中国,祖宗坟墓都在中国,我们当然要爱护中国。我们要拿热血来洗刷中国的一切耻辱,这才是我们唯一的责任。现在已经到了国破家亡的时期,就是我们抛头颅、洒热血的时候了”。我们要打败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全国工、农、商、学、兵各界同胞要联合起来,不分党派,共同一致对外抗日。

王德林的这番讲话充分反映了当年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言辞恳切,抗日决心强,让全场军民群情激奋,纷纷表示愿团结起来,齐心协力,以血肉之躯与强敌拼杀,光复国土。

会后,王德林率领救国军主动向日本占领地区出击,沦陷区人民纷纷揭竿而起,配合响应,声势浩大,队伍由数百人增至五六千人,占领的地区也不断扩大。

王德林的抗日决心很强,收复失土的想法也多,遂决定攻打敦化县城以解决军饷,并以此为根据地,将抗日势力辐射到宁安、延吉一带。宁安县是李成林居住和工作过的地方,经过早期中国共产党革命活动,群众基础很好,李成林十分赞成,并指出前去必有成效。

敦化战斗于1932年2月20日晨正式开始。经过数小时的战斗,攻城的各支救国军不怕牺牲,勇往直前,共打死打伤日伪军400余人,很快占领整个县城。

继敦化战斗后,救国军挥师北上,2月24日攻克额穆县城,28日,又攻克蛟河县城。一个多星期连下三城,吉东震动。吉东各县爱国志士纷纷前来投效,仅延吉县老头沟罢工的煤矿工人,第一次就有500多人来参军。活动在汪清、敦化、延吉、安图等地的大刀会,也率部陆续前来投效救国军。据统计,到1932年3月间,救国军总人数达两万余人,7000支枪,分编成步兵7个旅,骑兵2个团,炮兵编入各旅。从此,救国军声势大振,成为吉东主要抗日武装力量。

1932年夏,中共组织调李成林到密山开展地下工作。

密山位于绥宁和下江的连接地带,东南两面紧靠苏联,是伪满洲国的所谓“国防”重点地区,面积有6万平方千米,李成林到了密山后,担任中共密山县委宣传部部长,领导密山中共组织深入各地宣传反满抗日主张。同时,和县委的其他同志一道,积极整顿和发展党团组织以及反日组织。密山的中共党员很快由六七人发展到三四十人,共建立7个党支部。至1934年他离开时,党员人数已达到百余人。同时还先后创办了刊物《战线上》和日发行量2000余份的《救国日报》。

统治密山的日军是第10师团第27联队,残酷统治和镇压密山人民。当地不愿当亡国奴的军民奋起反抗,各种反日小股武装到处活跃着。这些抗日武装大多数既要抗日,又不愿意联合在一起。李成林和县委一班人不辞劳苦、不厌其烦地深入走访,反复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联合起来拧成一股绳才不会让日军各个击破的道理。不久,李延禄等率从救国军衍生出来的救国游击军也来到密山,使中国共产党有了抗日的武装支柱和影响其他反日小股武装的实力。

1933年6月底,由救国游击军出面召集的密山南部反日山林队联席会议在半截河东南的郝家屯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密山境内的十余个山林队队头。会上,李延禄、张文偕分别向大家宣传了中共的抗日救国方针政策和介绍了救国游击军在宁安的作战情况。会上,各武装组织议定以下三条共同守则:第一,坚持抗日到底,不投降,不叛变;第二,保护抗日游击区贫苦农民的利益;第三,打进城镇向敌人夺取武器和给养。

这次会议还对个别山林队打着抗日旗帜不抗日,霸占地盘,欺压群众,无故杀害贫苦农民的罪行进行了揭露和处置。

“党指挥枪”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条原则。某个武装到达某个区域活动一定要接受该区域党组织的指导,甚至领导。中共密山县委对救国游击军联合山林队的做法存有看法,将救国游击军后来因各种原因遭受挫折的原因归咎于游击军联合山林队,认为其做法是“右倾机会主义”,进而不信任游击军,自己另起炉灶,组织抗日游击队。关于李成林对中共密山县委与李延禄领导的救国游击军有关建军抗日路线的分歧的态度因没有留下具体的历史资料,不得而知。但其致力于创建抗日游击队却是肯定的。

1934年初夏,中共组织调李成林到勃利县担任勃利区委书记。他领导勃利区委发动了西北楞百余名伐木工人的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他还着手建立了大四站、城区、小五站等区委组织。以勃利为中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范围扩展到桦南、依兰等地。

1934年9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吴平(即杨松)以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的身份到吉东巡视,前来检查吉东地区落实“一·二六”指示信精神的情况。吴平先后召开了密山县委、穆棱县工委和宁安中心县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代表团关于满洲工作的意见。在密山县委扩大会议上,吴平代表中共组织将勃利区委改组为勃利县委,并任命李成林为中共勃利县委书记。

勃利县城以及周边地区同样活跃着各种山林队,这些武装力量运用得好是可以改造成为中共抗日武装。关于这一点,李成林自从听了吴平的传达报告后,已领会了上级的指示,并自觉地执行起来。又因为远在苏联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于1933年1月26日向中共满洲组织发出的“指示信”提出党在东北地区要“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计算到特殊的环境)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地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

为了扩大抗日武装力量,李成林亲自做说服与争取山林队的工作,使某些分散的抗日武装力量团结统一在中共领导下,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

李成林成功地组织了一支武装队伍,阻止了日伪政权收缴地方枪支的活动。

一天,当日伪军的汽车行驶到连珠河大桥时,农民联合武装发起突然袭击,日伪军措手不及,丢下3具尸体,弃车而逃。农民武装缴获步枪3支、子弹2箱,当场烧毁了汽车。

李成林在领导地方工作时,十分注意军民联系,发动并组织“反日救国会”“妇女会”等,为抗联提供情报,解决给养,动员群众参加抗联队伍,抗联第3、第4、第5军的生存发展以及这一地区的抗日大业倾注着李成林的心血。

李延禄领导的东北抗日同盟军第4军是由李成林曾参加战斗过的老部队发展起来的,因属区管辖的原因,中共勃利县委可以直接指导这支部队,并向它传达上级指示。1936年2月下旬,李成林接到满洲省委交通员送来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示信后,马上通知李延禄速返勃利。

3月初,李延禄带着军部警卫连和第1团到达桃山(今七台河)。李成林向他传达上级调他去莫斯科的通知,并决定在他离职期间,由刚从莫斯科学习归来的李延平代理第4军军长职务。3月15日,李成林在勃利大青沟召集有李延禄,第3军第4师师长郝桂林、政治部主任金策勋参加的会议。会上,李成林传达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将东北抗日同盟军第4军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4军。

1936年3月,中共中央驻满洲代表决定撤销中共满洲省委,计划同年9月成立中共松江省委,并提名李成林为松江省委书记。

1936年6月,李成林与东北抗日联军第4军第2团副官刘喜从勃利大四站去伊兰的黑背抗联第4军军部开会,途经马粪包(今勃利县福兴生产大队北沟)时,突遭3名土匪袭击。李成林和刘喜双双被杀害。

后人谒李成林烈士纪念碑有感而诗:

碑粗石陋默无闻,

静卧蒿莱远世尘。

百里青山藏浩气,

一抔黑土掩忠魂。

气冲五岳惊天地,

血沃三江泣鬼神。

烈士英灵堪笑慰,

幼苗茁壮已成林。 zLAfbz6NgSVmTsnYcki9VZmUcBt8HT/yUV3KWTvBDlE+0z8g4Z1fMTcC8/50/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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