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李云健，别名张世振、张秋，祖籍朝鲜，随父迁居黑龙江汤原，1895年生。因其家善耕种，积有财产和土地。因与其兄李云岗信仰不同，投奔革命，到南方广州投考黄埔军校（期别待考）。曾与崔庸健一起参加1927年12月的广州起义，在沙河战斗中，起义军中的黄埔军校特务营有150名朝鲜籍官兵大多数牺牲于此役，李云健幸免于难，与崔庸健一起撤至花县。
1928年，李云健和崔庸健等朝鲜籍黄埔师生受中共满洲省委的委派，先到通河后到萝北梧桐河，负责组织开展三江地区朝鲜族村的革命活动。他们在这里首先着手开办军政干部训练班——松东模范学校、农民讲习所、农民夜校等。军政干部训练班连续办了两三期，每期两三个月，培训出170多名革命干部。崔庸健和李云健等人在这些学员中选出一批优秀的较成熟的同志，派往通河县，萝北县鸭蛋河，汤原县格节河，富锦县安邦河、哈达密河，桦川县湖南营，勃利县等地开展工作。
1930年，中国共产党在汤原县建立县委，李云健受中共组织的委派到汤原从事地下工作。
汤原，位于三江平原（即嫩江、松花江、牡丹江）的两翼，下江（松花江下游）两大重镇依兰和佳木斯之间，背靠绵延千里的小兴安岭，附近有黑金河、葛金河、乌拉嘎河等金矿和鹤岗、双鸭山等煤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主导思维让中共满洲省委看重汤原这个地理位置和工矿里受中外资本家压迫剥削的工人阶级，认为只要深入到工人中去宣传发动组织，这个地区必定能成为革命的中心地区。当然，这种做法也不排除含有政策制造者的主观因素。1929年夏至1930年夏，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是刘少奇，刘少奇从事革命实践活动的起点是工人运动。
1922年春，刘少奇从苏联留学回国，被中共中央安排在领导中国工人运动的指挥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同年8月，回到家乡湖南，参与组织和领导粤汉铁路工人罢工。9月，到安源煤矿领导工人运动。刘少奇从工人运动一路走来，注意力较为集中于工人运动，对工人运动情有独钟，工人运动也成为他的拿手好戏。在他主持中共满洲省委工作期间，讨论和通过了《满洲党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决议案》认为，满洲的职工运动现处于开始时期，因此要在铁路、海员、矿工、兵工厂开展工作。李云健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被派到汤原工作的。
1931年，中共汤原县委改为中共汤原中心县委，领导依兰、通河、富锦、佳木斯等地党的基层组织。革命的任务是随形势发展变化的。如果说“九一八”事变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重要任务是发动和组织农民、工人打倒地主、资本家，那么，事变之后的重要任务便是开展反日宣传，发动和组织抗日武装。
1932年春节后，日军侵略魔爪已由哈尔滨往东，向松花江下游地区延伸过来。日军一路烧杀，惨无人道，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奋起抵抗，大刀会、红枪会等各种形式的民间抗日武装纷纷建立起来。在这种形势下，中共汤原县组织提出一个迫切的战斗任务，就是必须建立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
中共满洲省委派省委巡视员冯仲云到汤原中心县委指导工作。
冯仲云，曾用名冯启农、冯群，江苏武进人，1908年生，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清华大学支部书记。后到东北，任东北反日总会中共党团书记、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等职。后来成为著名的抗联将领。
在冯仲云指导下，汤原党组织加紧发展党的组织，培养和吸收一批先进工农分子入党。到1932年夏秋之际已建立6个区委、2个特支，拥有208名党员，为游击队的建立培养了骨干力量。李云健运用自己的军事特长，参与游击队骨干力量的培训工作。
1932年10月，红军第33军汤原游击中队在汤原城北半截河子村成立。中队长李福臣，参谋长李云健。中队下设3个小队，戴洪宾、颜庆林、孙盘铁分别担任小队长。关于这一点另有说法，据李敏回忆录《风雪征程》称：汤原游击队成立于1932年农历十月初十，李云健为队员，裴治云为政治委员。
游击队最缺乏的是武器，夺枪是第一要义。游击队在成立的第二天，到康家大房子缴获了地主的5支枪，以后又准备到都鲁河金矿夺枪，因矿方卫队早有准备，不得不放弃行动。过了几天，根据鸭蛋河、梧桐河区委的建议，另拟夺枪计划。
李福臣、李云健等游击队领导缺乏经验。既然武器这样重要，就要视枪如命，枪随人身。他们计划去夺枪，却人枪分离，把已有的一些枪埋藏在一个队员家中，让很多队员徒手等待队领导带着他们去夺枪。行动的前天晚上，一队胡匪突然闯进了游击队员散居的镇子。土匪在抢劫群众财物时，发现了埋藏的枪支，顺手牵羊把游击队的枪全部抢走。由于游击队手中的枪不多，火力不够，夺枪计划不了了之。
汤原游击部队成立时，汤原一带形势很紧张。日军第14师团占领和控制了松花江下游沿江各城镇。同时，游击队打起红军旗号让当地人民群众对这支队伍的认识不清，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游击队生存越来越困难，夺枪计划屡遭失败，队员纷纷离队，只好偃旗息鼓。
1933年1月，中共汤原中心县委重新建立了汤原游击队，队长为张福林，党代表为王永江，参谋长为李云健，戴洪宾等为小队长，全队共有60余人．为了便于联合其他抗日武装共同行动，对内称反日游击队，对外报以“仁和”队。
游击队成立后，因打着反日旗帜，具有一定的号召力，便有不少小股抗日队伍前来投效，最大是于九江和老来好两队。于九江系旧军人出身，恶习不改，屡犯纪律，引起民愤。欺压百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绝不允许的，王永江等游击队领导执行纪律，处死于九江，但没有在这两个队里进行细致的分化和说服教育工作，留下了后患。
处死于九江时，老来好未敢公开反对，却暗中寻机复仇。1933年6月，老来好串通了于九江的部下几个人把党代表王永江杀害，然后将其所部及“九江”队拉出逃跑。建立了半年多的汤原反日游击队又失败了。
中共汤原中心县委不气馁，决心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他们坐下来冷静思考，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认为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建立武装的指导思想不明确，斗争经验不足，对于旧军队和土匪拉起的抗日武装缺乏正确的争取和改造方法。他们决心要引以为戒，继续建立抗日武装。
1933年年底，汤原反日游击队又建立起来了。已在战斗中锻炼成长的戴洪宾任队长，宋赢洲任副队长，张兴德任政治部主任，李云健任参谋长，队员有30多人。
汤原游击队的重建要感谢夏云杰这位杰出人物。
夏云杰，山东沂水人，1903年生，家境贫寒。1926年3月，他拖家带口，背井离乡，从关内家乡到关外黑龙江汤原。“九一八”事变后，他深受抗日宣传教育，决心从事抗日救亡职业。1932年9月，经冯仲云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他更加自觉地投入抗日斗争的洪流，经常深入矿山、农村，积极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为建立抗日武装出谋献策，身体力行。1933年10月，中共汤原中心县委发生了“灾难性”事件。县委13名委员中的12名在开会时被日军发现、包围、逮捕。12名县委坚贞不屈，后被日寇活埋。时任县委委员、县团委书记夏云杰外出执行任务，幸免于难。他只身一人勇敢挑起了汤原大地抗日重任。他带领其他同志夺取敌人武器，武装自己，经过几番斗智斗勇，终于拉起了队伍。
汤原反日游击队成立后，夏云杰一面带领游击队到孙老八木营办训练班，提高游击队员的军政素质；一面寻找战机，再次夺枪，扩大游击队武装。从游击队成立到1934年7月，游击队连续取得了鸭蛋河夺枪、萝北县七马架伏击战、袭击太平川伪警察署、太平川西大岗战斗、葫芦脖子伏击战等胜利。特别是葫芦脖子伏击战，毙伤日军50多人，伪军更是死伤惨重，极大地打击了日伪嚣张气焰和振奋了下江人民的抗日信心。
李敏回忆录《风雪兼程》生动记载着李云健和戴洪宾鸭蛋河夺枪的细节：
这次行动是智取。首先，徐光海协助鸭蛋河区委书记李凤林从“阎王”队借了两支短枪，就在腊月二十九那天的下午，游击队40多人的队伍分成了两批，一部分留在城外待命，另一拨就化装成老百姓进城。区委书记李凤林和地下交通员宋殿双等人假装讨债打架，他们有意把衣服撕破，脸上涂点猪血，厮打叫骂着要找镇长去评理。他们的后面是装成看热闹劝架的戴洪宾、王居选等男队员和裴成春、李在德、朴英善、李恩淑等女队员。等这一大帮人连吵带闹的来到伪自卫团门前时，哨兵认识李凤林，所以哨兵没有阻拦这帮人。李凤林在当时有地产、有房屋、有骡马，受党组织安排已与伪自卫团团长高奎一拜了把兄弟，平日常出入伪自卫团。人们一轰进院的同时，有人先缴了哨兵的枪。这时，伪自卫团团长高奎一正领着一伙人打牌，李凤林和王居选迅速地用枪顶住了伪团长，另外的同志到屋内夺枪，没等伪自卫团团员反应过来，挂在墙上的38支枪已经被游击队员抢到了手。就这样没费一枪一弹，这次缴械顺利成功了。当天晚上，李凤林和宋殿双两家抛弃了全部家产，在组织的安排下，转移到了汤原县太平川。追击上来的敌人，也被游击队给击退了。
1934年10月，到哈尔滨中共满洲省委学习两个月的夏云杰归队，宣布省委关于成立汤原反日游击队的决定。夏云杰为游击总队政治委员，戴洪宾为总队长，李云健为总参谋长，下辖4个队，全队150多人。根据《东北人民革命军及赤色游击队暂行条例草案》规定，把游击队置于中共绝对领导下，确立政委为游击队党代表，一切军政命令须由政委、总队长、参谋长共同研究决定，最后政委签字生效。李云健成为汤原游击总队的核心领导之一。
随后，李云健协助夏云杰、戴洪宾率领游击队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把反日游击区从太平川扩展到亮子河、黑金河、仙马沟、格带河一带，一边发动群众参军参战，一边按照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加强对各义勇军的争取、教育、团结工作。游击队与各义勇军密切配合，协同作战，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军。太平川的抗日斗争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局面，从格带河到石场沟，抗日军几乎摧毁了敌人全部据点，群众的抗日情绪空前高涨。到1934年年底，汤原反日游击队总队已发展到400余人，成为震撼下江地区的一支抗日劲旅。这支部队后来又进一步发展，扩大到千余人，于1936年1月，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6军。
有道是：功成未必长厮守，长留遗憾在人间。正当李云健把他较为成熟的军事经验贡献给东北抗日事业时，却遭受“左”倾错误影响，于1935年3月被错杀。
杀害李云健的罪名为“民生团”。
“民生团”是1932年2月经过日本移民当局批准，由一伙朝鲜奸细、政客组成的专门用于对抗中共领导的东满抗日武装斗争的反革命组织。“民生团”鼓吹民族自治，破坏中华民族的团结，分裂中朝人民的抗日和联合。
“民生团”出现后，立即引起了中共东满特委的关注，他们针对“民生团”的险恶用心和反动实质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并号召中朝各族人民对“民生团”进行坚决的斗争。
1932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人也觉得“民生团”的口号已不利于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和统治，这使“民生团”失去了支持它们的后台老板，于是就在这一年7月解散了。
“民生团”虽然解散了，但它在中共东满特委领导头脑里造成的那团阴影却一直没散。其实这也难怪，在当时那种严峻的形势下，人们头脑中那根防奸反特的弦是很难松弛下来的。
“民生团”解散不久，1932年8月，中共延吉县委秘书宋老头被日本宪兵捕去，一周后放回。县委在审查宋老头期间，抓获两名日本宪兵队的翻译，经审讯，供出宋老头是日本宪兵队派回来的密探。县委立刻把宋老头抓起来进行审问。经过严刑拷打，那宋老头吃刑不过，便招出自己是“民生团”，而且还供出20多名“同伙”。县委一听这还了得，马上又把那20多人都抓起来进行审问。
这一审问可不得了了，“民生团”分子越来越多了。
据此，中共延吉县委认为：“民生团”不但还存在，而且已经钻到革命队伍中来了。既然那些该死的“民生团”分子已经混进来了，那就得把他们都查出来，一个一个地收拾掉。于是，一场深入揭批“民生团”分子的运动便在全县党团组织中开展起来。
中共东满特委根据延吉县委的情况认为，既然在延吉发现了“民生团”分子，那么在其他各县会没有吗？既然有，那当然也得反呀！就这样，这场运动又迅速波及整个东满地区。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暴力，是要见血的。既然东满特委把反“民生团”运动当成了对敌斗争中的一件大事来抓，那可就不是闹着玩的了。这样，一大批朝鲜族党团干部和人民革命的骨干遭到严刑拷打、关押、枪毙。
这场亲者痛仇者快的惨剧还因日寇运用反间计而使之推波助澜，惨剧加剧。1934年9月，由日本帝国主义一手策划，在东满地区成立了反动的“鲜民援助协会”。这个反动组织趁革命队伍内部犯了反“民生团”错误之机，采取“或挺身（派人）潜入党内进行挑拨，或造成假象，使对方产生错觉，误信有民生团潜入党内”的手法，“目的在于搅乱共产党内部”。中共东满、北满组织相继中计，无端怀疑革命队伍中的朝鲜族同志。汤原反日游击总队“三巨头”中的李云健是朝鲜族，首当其冲，无端受猜疑受迫害，最后被冤杀。这使后来的东北抗联失去一位懂得军事的将领，同时遭错杀的还有6位朝鲜族游击队骨干。
李云健不仅自己参加革命，而且还带动了侄女李仁根（张英华）参加抗日。李仁根自己十几岁就参加抗日工作，几经坎坷劫难，其志未改，不愧为抗日英雄李云健的好侄女。